东帝汶，一念之间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电影《练习曲》中的对话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却也产生更多的困惑，到底哪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呢？
2007年我考上硕士研究生，暂时减缓进入社会的压力，但想到未来，我依然感到无所适从，我的未来终究是一个梦？一场赌注？还是一场硬仗？
思绪漂流到东南亚海啸肆虐的印度尼西亚亚齐小岛。2007年暑假，我的大学“毕业礼物”，便是担任30天的海外教学义工，抱着雄心壮志想去“拯救”苦难的印度尼西亚人。那时，我一股脑地用过往的义工经验，要求当地义工配合，甚至把服务成效不彰归罪于印度尼西亚人太懒散。整个义工团队因而变得紧张兮兮，我这才惊觉不对劲，向同行的台湾义工前辈求救，得到两个选项：打包走人或是面对问题。
我选择了后者，向当地义工道歉和沟通的同时，我发现引以为傲的照表操课法，不过就是填鸭式教学法的变身。考取高分才是王道吗？其实整个大环境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为何要让学生拘泥于在硬梆梆的课桌椅上学习呢？
“我要环游世界。”在义工服务的尾声，一位日本义工女孩分享她的梦想时说。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日本学生为了进入一流的企业实习，彼此较量厮杀。她却反其道而行，来亚齐当海外义工，接着回日本整装行李，朝环游世界的梦想步步踏进。
脑海中萦绕着日本女孩坚定的神情，我落寞地敲打键盘，翻开堆积如山的原文书查单词。我的梦想是按照父母的期待，考取一个稳定的公务员吗？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
“逃避”成了我面对问题的一贯态度，不敢再往下想，我转而继续盯着计算机，收件箱出现了一封英文信，一看署名居然是这个日本女孩！信件的大意是，她在亚齐与我相处的日子里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于是决定环游世界的第一站：中国台湾。而当我还在困惑于论文选题时，日本女孩已经离开台湾，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接着准备前往印度。
日本女孩大学主修社会工作，她告诉我，环游世界是希望走访不同的角落，学习对差异的包容和训练自主的能力，作为她未来成为社会工作师的养分。至于旅费，一大半是打工所得，不足的部分再跟父母借。
她的这一席话，让我研一课业刚结束便向学校递出休学申请，同时，向一个韩国义工团体申请了去东帝汶支教一年的海外义工计划。这次我决定不仅“逃避”，而且还要逃到国外去！听说东帝汶是一个疟疾丛生、战乱过后的国家，却也没做太多设想，便上路了。
环岛行，东帝汶的悲欢离合
当巴士跨越印度尼西亚边境，抵达东帝汶时，我整个差点累瘫了。为了省钱，我搭廉价航空马不停蹄地从台湾飞往新加坡，转往马来西亚，再到巴厘岛和西帝汶与义工团其他成员会合，最后搭边境巴士进入东帝汶。接着我被告知，未来一个月的日程是体能训练——我将和义工团一起用乘车、徒步的方式环东帝汶岛……我真的做得到吗？
来不及嘀咕，我已经随着义工团穿越布满尖耸石头的溪流，再走三个小时的山路，抵达第一站——万人冢。1999年东帝汶通过独立公投，欲脱离印度尼西亚20多年的统治，却发生了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万人冢里，埋葬着这场冲突中的死难者。
义工团中有基督徒、天主教徒、佛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此刻，大家不约而同地闭上眼睛，在十字架前默默祷告。其中一位长辈说：“虽然战争如此冷酷无情，但愿鼓舞每个人化身为和平使者，停止仇恨与对立。”擦干伤痛的泪水，拖着疲乏的身躯，我要坚持下去。
当地人的热情与善意很是让我感动。这天，眼见天色已晚，义工团行经一户人家的晒谷场，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晒谷场的主人见状坚持让我们留宿一晚，随即爬上树，摘了一篮的柚子和芒果，让我们止饥解渴。这晚，满天的星斗伴我入睡，晚风徐徐吹拂过脸庞，我忘却了身体的疲乏，心存感激地睡着了。
隔日早上，我们有幸拜访了一位东帝汶流血冲突的幸存者。讲述起那段过去，他原本阳光灿烂的笑容消失了，变得眉头深锁。冲突之际，大批的东帝汶人逃到西帝汶（印度尼西亚属地），从此离乡背井，成了没有身份的难民。东帝汶独立成功后，难民们在家乡的土地早已被他人占有，印度尼西亚政府发放的赔偿金又根本不够难民重新买地，东帝汶政府也无力安置数以万计的难民，回家竟成了漫漫长路。
我想，换作是我在冲突现场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多年后我还能勇敢地回忆过去吗？还是从此与印度尼西亚结下深仇大恨，要印度尼西亚人血债血偿呢？这时，义工团的一名印度尼西亚义工向众人深深一鞠躬，为国家过去所犯下的错误道歉，并上前拥抱了幸存者，两个大男人相拥而泣。突然间我意识到，面对仇恨，与其以牙还牙不如学习原谅。原谅或许无法让问题迎刃而解，但我相信它始终是解决问题的强大推动力。P133-137
在我读大三很迷茫的时候，选择了休学间隔年去探索世界，发现自己。近一年的海外游历，打工和爆炸袭击，让我意识到生命可贵，必须要做点儿牛掰的事儿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回国创办了追梦网，这真是很酷的结果。
——追梦网联合创始人、CEO 杜梦杰
我们习惯了选择题只有ABCD，间隔年是开放的选项，是时候去做个世界公民了。
——蚂蜂窝品牌总监 王家敏
间隔年是一种破坏与重建的手段，怀着拥有新生活的期待。
——畅销书《打工旅行：一年实现一个梦》作者 吴非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成长，不模仿、不复制，不让青春留白。
——畅销书《停在新西兰刚刚好》作者 巴道
2006年我才刚知道“Gap Year”，记得当时国内没有中文叫法，国外华人圈里叫法倒是不少，不知怎么地就觉得“间隔年”这个叫法顺口。那年年底我揣着这个概念决意来一次国外行走，一年多后回国在网络上分享自己边旅行边当义工的故事，据说由此这个在国内还没有官方翻译的“洋词汇”备受关注，“问隔年”也就这样地被叫开来。
间隔年发源于欧洲，初衷对象是学生群体，不过在世界传播中它也有了广义化的趋势。首先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生群体，甚至无需遵循一年的期限，更有许多不同的行走方式诞生，按照研究间隔年的伦敦大学教授．Andrew Jones的说法，休闲度假也可以是间隔年的一种。间隔年内容变得多样化，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间隔年模式?
西方国家有些大学为学生提供间隔年资助和内容定向，有些学生自选论文题目也通过问隔年来实践完成，休学旅行、交换留学不在话下，还有超出学生群体的诸如海外打工度假、志愿者工作等等方式，当然也有门槛极低以纯粹旅行为载体的间隔年。间隔年的众多方式并非都适合当前的国人现状，但许多朋友在不断尝试开拓这块处女地，虽然在某些领域仍不清楚它能带来什么，但从间隔年的多样性来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学术性越高自由度越低但更有利于就业、创业；反之学术性越低自由度就越高，对文化理解会更深，有利观念重塑和自我重新定位。 -
当我们知道即便看遍地球美景，工作技能也通常不会因此提升时，就不会奢望以一次纯粹的观光旅行来解决未来的就业问题；而如若你只是厌倦职场需要休整确定未来人生走向，可能一次简单的间隔年旅行比学术类研究更为合适。依据自身实际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间隔年方式颇为重要。
可悲的是间隔年在被疯狂传播中开始被曲解进而偏离初衷，而旅行作为间隔年方式的一种最为受众人追捧，许多人开始将间隔年和旅行画上等号。听说过有学生瞒着家人把学费拿去游山玩水，家长伤心欲绝他却美其名日间隔年，除了这样的“浪荡子间隔年”，我们还有潜水间隔年、骑车间隔年、徒步间隔年、转山间隔年、跳伞间隔年、航海间隔年，看上去多姿多彩，其实说的都是户外旅行，间隔年被它们代表了，其多样性也就被扼杀了。
毫无疑问地，间隔年与旅行密切相关，但它不能等同旅行，旅行可以仅仅只是观光，间隔年却远不止如此。
任何一个在间隔年路上的朋友，无论是学术研究、技能体验还是人生的重新定位，我们都选择了背井离乡过上一段别样时光，这段时间里的一切所见、所闻、所遇、所感，都是对我们原有固定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塑。信仰可能无需像宗教般复杂神秘，信仰就是这些观念的综合，而间隔年比起旅行多了一个“寻找信仰”的任务。找到信仰便会遇到那个真实的、全新的自己，它或许使我们坚定地继续前行，或者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但无论未来的路怎么走，间隔年都不是为了逃避，它是为了更好地面对。
当我们把信仰融入到原来的生活，便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当我们把信仰带回家，间隔年就不仅仅是一场旅行。
曾几何时，间隔年代表着青年人的梦想，代表着青春，代表着信仰。然而，不知不觉中，间隔年突然就变成了逃避、挥霍、风花雪月……正如孙东纯在给西皮青年编写的《间隔年不只是一次旅行》《间隔年不只是一次旅行》作序时写的：“毫无疑问，间隔年与旅行密切相关，但它不能等同旅行，旅行可以仅仅是观光，而间隔年却远不止于此。”
那间隔年究竟是什么呢？正如西皮青年团队在这本书封面上写的：“间隔年是遵从内心，寻找信仰，勇敢担当，重塑自我的过程。”也许听起来有那么些玄乎，但最好的理解就在路上，在间隔年之中。“一百个人有一百种间隔年“没有人能告诉你间隔年究竟能得到什么，但我们一直想说，间隔年肯定比旅行得到的多得多。
西皮青年编写的《间隔年不只是一次旅行》有五位不算太牛逼哄哄，却很是理想主义的作者。不论是来自台湾地区的Emma，或是三位间隔年之前连国门都没出过的陈晶、贾琼、曾子珂，还是曾经体制内的屌丝陈路。无疑，他们都具有一份对梦想的执着，和一份深刻的人文关怀情绪。也正源于此，五位作者都希望把间隔年中的一些所听、所看以及自己间隔年后的感悟表达出来，写成一本关于间隔年、关于梦想、关于青年人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