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米尔顿·迈耶出版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在德国为本书做调查期间，他成为贵格派教徒，其后又作为反战人士闻名于世。

本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米尔顿·迈耶，德裔美国犹太人，身份复杂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二战时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这个问题吸引他在战后旅居德国，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这本极具影响的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

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访者。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伟大的和平庸的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精辟地写道：德国对纳粹主义的积极性很明显就是“小人物变疯了”。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1966年版序

前言

第一部分 十个人

克罗嫩贝格

1.十个人

2.人们过的生活

3.希特勒和我

4.“你们会做什么呢？”

5.入党的人们

6.阻止共产主义的手段

7.“我们用我们的血脉在思考”

8.反犹的骗局

9.“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知道”

10.“我们基督徒有此义务”

11.战败者的罪行

12.“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13.“但一切都太晚了”

14.集体的羞辱

15.复仇者：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

16.复仇者：约翰·凯斯勒

17.复仇者：日耳曼人的狂热

第二部分 德国人

热浪

18.没有这种事

19.高压锅

20.“皮奥里亚高于一切”

21.居住区中新来的男孩儿

22.居住区中两个新来的男孩儿

23.“在法国，人像上帝一样啊”

24.但一个人必须相信某种事物

25.随时随地的恐慌

第三部分 动机和对策

审判

26.破碎的石块

27.解放者

28.再教育者的被再教育

29.不情愿的不死鸟

30.刚刚来到世上的人们

31.和平的较量

32.“我们和苏联人是一样的？”

33.马克思与米歇尔的对话

34.后患无穷

致谢

那声惊醒了海因里希·达姆的犹太会堂圆顶倒塌的巨响，也惊醒了离火灾现场有3个街区远、住在克林小巷(Klinggasse)中的鲁普雷希特一家(Rupprechts)。从他们家二楼的窗户望去，火光冲天。他们从天窗爬到屋顶，看到了会堂熊熊燃烧的半个圆顶。霍斯特的母亲抓着他的手；而他却不喜欢手被抓着。

“亲爱的”，霍斯特的母亲对他的父亲说，“是犹太会堂”。

霍斯特的父亲没有作声。

“当然是犹太会堂，”霍斯特兴奋地说，“犹太佬，见鬼去吧(Juda Verrecke)！”

“安静！”他父亲说道。

“天啊，还没烧完呢，爸爸。”

他爸爸打开了天窗。

“我可以去火灾现场吗，爸爸？他们都在那儿呢，我可以去吗？”

这一家人——霍斯特是独子，同时既是他父亲的家族也是其母亲家族中唯一一位读高中而没有去上职业学校的成员——沿着天窗下到顶楼里。屋内外漆黑一片，霍斯特和他妈妈——仍然抓着他的手——听到他父亲停了下来而没有打开通往楼梯的门。

“他们都在那儿，爸爸。我可以去吗？”

“他们不可能都在那儿，霍斯特马尔。你不可以去那儿。”

这是埃米尔·鲁普雷希特的一次冗长讲话。说它冗长，意味着接下去有着更为冗长的讲话。霍斯特的手在他妈妈的手中停止了扭动。

“你是在哪里学会说‘犹太佬，见鬼去吧’？”他爸爸问道。

“在希特勒青年团(Ha-Jot)。”霍斯特说。

“哦，”他爸爸说，“在希特勒青年团。”

“他们没有教这句话，爸爸，人们只是从青年团那儿听说的。其他孩子都说犹太佬，见鬼去吧。他们都说。”

“就像他们都可能在那儿一样。”他父亲说。

“人们只是听说而已，爸爸，难道你不明白？”

“不明白。”

父亲、母亲和儿子站在那儿。14岁的霍斯特已经长大，他当时不能容忍他父亲所谓的沉默寡言和他母亲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年纪在十四岁的那些人都不能容忍这类事情，霍斯特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

“霍斯特马尔，”他父亲说(他从不叫他“霍斯特”，霍斯特也无法容忍这一点)，“你知道犹太会堂是什么吗？”

“当然。”霍斯特说。

他爸爸沉默不语。

“儿子，告诉你爸爸它是什么。”鲁普雷希特夫人说，她害怕她丈夫和儿子。

“它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教堂。”霍斯特说。

“教堂？”他爸爸问道，“什么是教堂啊，霍斯特马尔？”

“神的殿，爸爸，天哪。”

“神的殿，没有‘爸爸，天哪’。”他父亲说。

“是的，爸爸，神的殿。”

“神的殿？”他爸爸问道。

“是的，爸爸。”

“那么，你，霍斯特马尔，你是想去看看他们烧毁了神的殿？”

“不不，爸爸，天哪，你不懂。你不明白——难道你支持犹太人，爸爸？”

“不，当然不是，儿子，他当然不支持犹太人。”鲁普雷希特夫人说道，她害怕她的丈夫、儿子，害怕上帝和希特勒。

埃米尔·鲁普雷希特打开顶楼房门，一家人走下来返回了卧室。但霍斯特心神不宁——而且很兴奋。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感到对不起他爸爸，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有了以前没有过的感受：他爸爸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机车技师，每月薪水是144美元，是一位有着微不足道的工作、微不足道的妻子和微不足道的房子的微不足道的男人；是一位什么都不会说的男人，因为事实上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是一位对政治和世界一无所知的男人，是一位声称是纳粹的男人。他爸爸在1932年秋天加入纳粹党，当时霍斯特是8岁；现在，他明白了他父亲只是一位仿效者(me-tooer)而已。

“你想去看看他们烧毁了神的殿？”人们在晚上放火烧房子，神的殿。霍斯特的房间和他父亲的房间。霍斯特在睡梦中翻来覆去，他醒了过来并感到恐惧。每当晚上感到害怕之时，霍斯特就会瞅一眼父母的卧室，看看他们是否在那儿。现在，他蹑手蹑脚地摸到房门并打开它。天色已放亮。他妈妈还躺在床上，他爸爸正坐在窗前的摇椅上。此时是早上5:15。P27-30

作为一位美国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令我感到厌恶。作为一位有着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我感到羞耻。作为一位犹太人，我感受到了伤害。而作为一名记者，它强烈地吸引了我。

记者的偏好占了上风——或至少支配我，使我不满意所有对纳粹主义的分析。我想亲眼看一下这类可怕的人：纳粹分子。我想和他交谈并倾听他的话语。我想尝试去理解他。他和我，两者都是人。在拒绝纳粹种族优越论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我的样子；导致他沿着他采取的路线前行的事物也可能会引导我。

伊拉斯谟(Erasmus)说过，人往往在学校里学到榜样，并将不关心其他任何人。如果我能找到纳粹分子曾经的样子并发现他如何变成那个样子，如果我能在一些同胞面前传播他的典型并使他们注意到它，那么，在这个大众革命专政的时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促进他们(和我自己的)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5年，我在柏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试图获得一些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的机会。那时，我的良师益友威廉·E.多德(William E.Dodd)是美国驻德国大使，他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但没成功。后来，我在纳粹德国游历并为一份美国杂志供稿。我看到了德国人，看到了那些在我孩提时代游览德国时就已经了解的德国人，我第一次意识到纳粹主义是一次大众运动，而非恶魔似的极少数人对无助的数百万人的专制。于是，我想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究竟是不是我想看到的纳粹分子。到战争结束时，我已经识别出了我想看到的那类人：普普通通的德国人。

我想再去趟德国，想要了解那些像我一样有文化修养的、中产阶级的“西方”人，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没有发生(或者说至少还没发生)在我和我的同胞身上的一些事情。战争之后和我去之前相隔了七年时间。逝去的时间足以使一位美国的非纳粹人士能够与德国的纳粹分子进行交谈，而又还没有长到使我寻求的这类人忘却1933—1945年的各种事件，特别是参与那些事件的内心感受。

我从来没有发现普通的德国人，因为不存在普通的德国人。但我找到了在背景、性格、智识和气质各方面都大不相同的10位德国人，他们共同代表了几百万甚或上千万的德国人，而且他们又极其相似地成为了纳粹分子。找到他们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认识他们了。我自身拥有一种优势：就是我真的想认识他们。在我与美国之友服务委员会(Amet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长期交往中获得的另一种优势是：我确实相信“上帝”与他们每个人同在。

我的信仰感受到了上帝与我的10位纳粹朋友同在。我的报社培训经历则让我发现他们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是善良和邪恶冲动的最不可思议的混合物，他们的生活也是善良和邪恶行为的难以置信的混合体。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们。当我与我的10位朋友中的一位或另一位坐着或散步时，几年前我在芝加哥进行新闻报道中获得的激动情绪一次又一次地控制了我。我喜欢阿尔·卡彭(Al Capone)，喜欢他对待母亲的方式。他对待他母亲要好于我对待我母亲。

我觉得——而且常常觉得——难以评价我的纳粹朋友们。但我承认，我宁可评价他们也不愿意审视我自己。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总是能意识到宽恕或至少解释我自己邪恶行为的那些挑衅之事和不利条件。我总是能意识到我做邪恶事情的良好意图和正当理由。今夜，我不想死去，因为我今天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十分邪恶——我不得不做乃是为了明天能够完成一些十分良善的事情，它们更能够弥补今天的邪恶行为。但在今夜，我的纳粹朋友们确实死去了，他们的纳粹生活被终止了，他们不能去做本来可以想或不想做的良善事情，不能做本来可以洗清他们所做恶事的善事。  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展我的论述范围并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审视德国人，不如说我是在审视美国人。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纳粹主义如何征服了德国——不是从外部进行攻击或自内部进行颠覆，而是通过大吵大嚷。它是大部分德国人所欲之物——或者说，在现实和幻想相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是他们开始想要的事物。他们想要它；他们得到了它；而且，他们喜欢它。

返回美国后，我对我的国家有点儿害怕，害怕在现实和幻想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可能想要、得到和喜欢的事物。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在某些情况下，他碰巧在德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

如果我——和我的同胞——在什么时候屈从于一连串上述那类情况，那么，没有任何宪法、法律、警察，当然也没有任何军队能够保护我们免遭伤害。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自我伤害，那么，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伤害到他；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好事。人们在很久以前所说的话千真万确：民族不是由橡木和岩石，而是由人构成；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

我一时冲动，来到德国，并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小镇上。哥廷根大学(Gottingen University)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照顾了我的妻子和孩子。1948年到1949年间，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物理学访问教授时，曾和妻子住在我家。我与老朋友詹姆斯·M.里德(James M.Read)通信，他时任美国占领德国高级委员会中的教育与文化关系部门的主管。里德先生和魏茨泽克先生都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主任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有联系。霍克海姆给我安排了职位。我到德国(以及返回)之后的所作所为要由我自己负责，但去哪里则要由这三位朋友负责。正是他们在一年中安排我尽可能近地与我称为克罗嫩贝格(Kronenberg)镇上的德国人生活在一起，并尽可能避免去征服我的这些“朋友们”。

米尔顿·迈耶

卡梅尔，加利福尼亚

1954年12月25日

我对许多人心怀感激，当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无需为我在本书中说过的任何事情负任何责任：

那些认为我可能会在德国发现少许重要事物的朋友们，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M.哈钦斯(Robert M.Hutchins)、哈弗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和道格拉斯·斯蒂尔(Douglas Steere)；惟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A.J.马斯特(A.J.：Muste)和《进步主义者》杂志(The Progressive)的编辑莫里斯·H.鲁宾(Morris H.Rubin)。

我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的同事们，尤其是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教授，我是他的“婴儿”，从头至尾，他都在激励并引导着我，为我难过，为我祈祷，因我而向他人致歉。

我在克罗嫩贝格的两位热诚的助手(或许称为“奴隶”会更确切些)，艾娃·赫尔曼(Eva Hermann)女士和玛尔塔·科赫(Martha Koch)女士。

我在克罗嫩贝格的三位热情的朋友，吉塞拉·普里姆(Gisela Prym)博士小姐、莱奥诺拉·巴拉·卡亚尔德(￡,eonora Balla Cayard)博士和霍斯特马尔·施陶贝尔(Horstmar Stauber)。

在我检查笔记的过程中，马萨诸塞州剑桥(和克罗嫩贝格)的约翰·K.迪金森(John K.Dickinson)看来已经完成了包含在本书中的所有研究；而在1954年，在我检查手稿，为本书各个部分做准备并在《哈珀斯月刊》(Harper's Magazine)进行连载的过程中，已故的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似乎就已经完成了有关本书主题的所有写作。

在我“窃取”的众多其他学者的财富中，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H.洛伊(Robert H.Lowie)的非凡研究《德国人民：直到1914年的一幅社会画像》(The German People：A Social Portrait to 1914)，是最为弥足珍贵的。

我在加利福尼亚卡梅尔(Carmel)和蒙特雷(Monterey)的朋友们：伊莎贝尔·迪瓦恩(Isabel Devine)、路易斯·冯·佩斯凯(Louise von Peski)、珍妮特·法尔(Janet Farr)、马里恩·张伯伦(MarionChamberlain)、莱塞尔·沃兹曼(Liesel Wurzmann)、弗里茨·沃兹曼(Fritz Wurzmann)、查尔斯·莫勒(Charles Mohler)、哈伦·沃特金斯(Harlan Watkins)、伊弗雷姆·多纳(Ephraim Doner)、弗朗西斯·帕姆斯(Francis Palms)、布鲁诺·阿德里亚尼(Bruno Adriani)博士和已故的R.埃利斯·罗伯茨(R.Ellis Roberts)。

芝加哥的老罗伯特·C.麦克纳马拉(Robert C.McNamara，Jr.)。

我女儿朱莉(Julie)，她校正了我那支离破碎的德语，尤其是海涅作品和《塔木德》中的德语。

我母亲，她觉得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学到少许重要的东西。

玛蒂(Mutti)，我的爱人。

作为一名兼具德国血统和犹太信仰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记者，米尔顿·迈耶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秉承良心的公正与无情的诚实。正是这一点赋予本书强大的冲击力量。

——沃尔特·L.多恩，《星期六评论》

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了我们政治的核心。对其根本性的探讨，不会比这部著作更出色、更人道和更清晰洗练了。

——奥古斯特·赫克舍，《纽约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