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的历史》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佛像和古建的书。梁思成是一位建筑大师,但一生热爱雕塑,在中国,最有价值最好的雕塑作品多为佛像。本书按年代编写,从南北朝至明朝,贯穿全文的是梁思成对每个朝代的佛像雕塑的理解和介绍,关于佛像的技法、来源、流派、风格及特色都有比较全面的梳理,尤其详细地介绍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这几个大的石窟。写作此书时,他身处战乱之中,出于一位古建研究专家的天性,他深知战火无情,会使我国大量珍贵的泥塑、木质文物受到毁灭,所以他和妻子林徽因以及几位研究人员踏上了考察之路,赶在日军的前面去把一些古建拍摄记录下来。
《佛像的历史》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佛像和古代建筑的书。作者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梁先生虽然是一位建筑大师,但他一生热爱雕塑。
《佛像的历史》按年代编写,从南北朝至明朝,贯穿全文的是梁思成先生对每个朝代的佛像雕塑的理解和介绍,关于佛像的技法、来源、流派、风格及特色都有比较全面的梳理,尤其详细地介绍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这几个大的石窟。梁先生的文笔极美,阅读起来,非常享受。
写作此书时,梁思成先生身处战乱之中,出于一位古建研究专家的天性,他深知战火无情,会使我国大量珍贵的泥塑、木质文物受到毁灭,所以他和妻子林徽因以及几位研究人员踏上了考察之路,赶在日军的前面去把一些古建拍摄记录下来。因为他知道,有可能这是这些古建留在人世最后的影像。书中的绝大部分的照片都是梁先生当时所摄,保存到今日十分珍贵,更让人惋惜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古建确已经毁坏在炮火中,不复存在了,我们也只能透过梁思成的镜头和文字来领略它们的美了。
元魏——云冈石窟
起源
在元魏治下,佛教皆为帝王所提倡,故在此时期间,造像之风甚盛。然其发展,非尽坦途。
北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初信佛教,常与高德沙门谈论佛法。四月八日,诸寺辇像游行广衢,帝亲御门楼,瞻观散花,以致敬礼。此实为魏行像之滥觞。然帝好老庄,晨夕讽味,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然未观经教,未深求缘报之旨。信嵩山道士寇谦之术。司徒崔浩,尤恶佛法,尝语帝以佛法之虚诞,帝益信之。太平真君五年诏王公以至庶人,家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匠者,限期逐出,否则沙门师巫身死,主人门诛。既而帝入寺中,见沙门饮酒,又见其室藏财物弓矢及富人寄藏物,忿其非法。时崔浩亦从在侧,因更进其说,遂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凡有佛像及胡经者亦尽焚毁。太子晃信佛,再三谏弗听,然幸得暂缓宣诏,俾远近得闻,各自为计。故沙门经像亡匿多得幸免。然塔庙及大像,无复孑遗。
太武帝被弑后,文成帝即位,诏复佛法,自真君七年,至此,凡七年间,魏境造像完全屏息。
物极则反,复法之后,建寺造像之风又盛。遂命诸州郡,限其财用,各建佛图。往时所毁并皆修复,藏匿经像遂复出世。至献文帝(公元466~471年)竟有舍身佛道,摒弃尊位之行为。其对于寺观之兴筑及佛像之塑造盖极提倡也。
我国雕塑史即于此期间放其第一次光彩。即大同云冈石窟之建造是也。
但是或因两个极简单的原因,这云冈石窟的雕刻,除掉其在宗教意义上,频受人民香火,偶遭帝王巡幸礼拜外,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
我们所疑心的几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个浅而易见的,自是地处边僻,交通不便;第二个原因,或是因为云冈石窟诸刻中,没有文字,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如《续高僧传》中所称之碑碣,却早已漫没不存痕迹,所以在这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国金石学界里,便引不起什么注意;第三个原因,是士大夫阶级好排斥异端,如朱彝尊的云冈石佛记,即其一例,宜其湮没千余年,不为通儒硕学所称道。
近人中,最早得见石窟,并且认识其在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和地位、发表文章、记载其雕饰形状、考据其兴造年代的当推日人伊东①和新会陈援庵先生②,此后专家作有统系的调查和详细摄影的,有法人沙畹(Ed.Chavannes)③、日人关野贞、小野④诸人,各人的论著均以这时期因佛教的传布,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杂旺而有力的外来影响,为可重视。且西域所传入的影响,其根苗可远推至希腊古典的渊源,中间经过复杂的途径,迤逦波斯,蔓延印度,更推迁至西域诸族,又由南北两路健陀罗及西藏以达中国。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为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而云冈石刻便是这种现象,极明晰的实证之一种,自然也就是近代治史者所最珍视的材料了。
根据着云冈诸窟的雕饰花纹的母题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图005、006),断定中国艺术约莫由这时期起走入一个新的转变,是毫无问题的。以汉代遗刻中所表现的一切戆直古劲的人物车马花纹(图007~009),与六朝以还的佛像饰纹、浮雕的草叶、璎珞、飞仙等等相比较,则前后判然不同的倾向,一望而知。仅以刻法而论,前者简单冥顽,后者在质朴中,忽而柔和生动,更是相去悬殊。
但云冈雕刻中,“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明显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复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其主要各派元素多是囫囵包并,不难历历辨认出来的。因此又与后魏迁洛以后所建伊阙石窟,即龙门诸刻稍不相同。以地点论,洛阳伊阙已是中原文化中心所在,以时间论,魏帝迁洛时,距武州凿窟已经半世纪之久,此期中国本有艺术的风格,得到西域袭入的增益后,更是根深蒂固,一日千里,反将外来势力积渐融化,与本有的精神冶于一炉。
云冈雕刻既然上与汉刻迥异,下与龙门相较又有很大差别,其在中国艺术史中,故自成一特种时期。近来中西人士对于云冈石刻更感兴趣,专诚到那里谒拜鉴赏的,便成为常事,摄影翻印,到处可以看到。
石窟寺之营造,源于印度(印度大概又受埃及波斯遗物影响),而在西域,如龟兹①、敦煌,已于云冈开凿以前约一百年开始。故昙曜②当时并非创作,实有蓝本。
石窟总数二十余,其大者深入约七十尺,浅者仅数尺。其山石皆为沙石,石窟即凿入此石山而成者。除佛像外,尚有圣迹图及各种雕饰。石质松软,故经年代及山水之浸蚀,多已崩坏。今存者中最完善者,即受后世重修最甚者,其实则在美术上受摧残最甚者也。
1946年梁思成应美国耶鲁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94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纪念,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梁思成担任“远东社会与文化”研讨会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建筑发现”与“唐宋雕塑”两个学术报告,是与会学者中唯一同时发表两篇论文的学者。就在这次会议上他首次将四川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1947年他回国,在上海见到他的挚友陈植先生时说他准备写一本《中国雕塑史》。梁公对中国雕塑极为热爱,亦有很深的造诣,早在1930年他就在东北大学建筑系讲授过“中国雕塑史”这门课。但是那时他还没有去过云冈和龙门,讲课所用的图片绝大部分都是引自国外学者的著作。直到20世纪30?40年代,他亲自考察了云冈、龙门、南北响堂山、天龙山、大足及四川大量的摩崖石刻,并对他调查的古建筑中的佛像反复琢磨。从古建筑中佛像塑造手法及风格的鉴别,来佐证庙宇建造的年代,亦或根据宙宇建造的时期判断佛像的古老程度。他对这些雕塑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1947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的“唐宋雕塑”的学术报告当是他关于中国雕塑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但我在他的遗稿中始终未见到“唐宋雕塑”的论文稿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人生观作了彻底的清理。他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中作了多么痛苦的挣扎,他是那么真诚,对所有的批评都是认真思考,不能想象他这个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保持着这么纯洁的童心。但是最后他更加痛苦地告诉我:“如果现在再让我重头学习一遍建筑,我还是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时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健康,我随时都在红卫兵把他从我的生活中撕裂开去的恐怖中挨过。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我更清晰地认识了他,也更深地理解了他的学术思想。
我们的住房也一天比一天缩小,直到有一天通知我们全家搬到北院14号一间25平方米的房子中去。我傻了,25平方米,我们全家5口人,一人一床就得占去10平方米,其他如火炉、桌椅、箱柜、锅碗瓢盆怎么处理?我无奈地整理着必须用的衣物、书籍,当我在整理书架时,一夹图片散了下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他在美国为写《中国雕塑史》时收集的散落在国外的中国历代雕塑的图片。思成正在写检查,听到响声回头一看,他的眼睛立刻从茫然的神态中放出了光芒,急忙拾起掉在地上的图片对我说:“眉眉你看那多(美啊)??”“美”字刚要说出来又咽了回去,因为“美”在当时是犯忌讳的字。看到他在接受严厉的批判时,仍然对祖国的传统雕塑如此倾心,我被他的这种激情所感动。想起平时他一直想写一本《中国雕塑史》的愿望,我并不理解,也不支持,因为“大屋顶”的批判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我生怕又会惹出什么乱子,意识形态的东西最好不要去碰。但此时此刻的我却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的思想里含着多少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让大家来分享呢?
但是晚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终于离开了我们。从看到散落在地上的雕像图片起我就时时想到他还没有动笔写的《中国雕塑史》。20世纪90年代我曾委托台湾的两位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查找他在1947年在该校所作“唐宋雕塑”的报告文稿,但均未能查到。
1947年他曾为美国大百科全书写过《中国的艺术与建筑》一文,用极简洁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中国雕塑的历史源流及各时代的特点,因限于篇幅,没有展开论述更没有条件结合实例来介绍,这是非常可惜的。这篇《中国的艺术与建筑》中的雕塑部分应当是先生准备写雕塑史的纲。因此我依据先生的雕塑篇的文字,配上当年先生拍摄收集的图片及有关论述整理成这本小书奉献给读者,先生涉及的雕塑范围很广,包括金石玉器陶瓷??等等。限于本人水平,仅侧重于佛像雕塑的整理,错误在所难免,万望读者见谅。
林洙
2009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