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晋之编著的《寻找（中国失踪儿童纪实）》通过《丢失孩子的母亲泣诉》、《志愿者老魏的苦乐》、《独臂爸爸》、《从随手拍到寻子之家》、《为儿痴狂》、《最苦离别诗》等几个故事来歌颂了人性中最伟大的父母之爱以及社会为寻找失踪儿童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找回来的大概只占到0。1％。庞大的失踪儿童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家庭故事。

董晋之编著的《寻找（中国失踪儿童纪实）》是关于失踪儿童的报告文学，通过对多位失踪儿童父母的访谈，《寻找（中国失踪儿童纪实）》讲述了一个个为寻找失踪儿童的父母的辛酸经历和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理性呈现了知识界对失踪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改变之道，歌颂了人性中最伟大的父母之爱以及社会为寻找失踪儿童表现出的人文关怀。

序：为了孩子

随手拍照救乞儿：社会媒体触发社会行动

寻亲五十年

为儿痴狂

丢失孩子的母亲泣诉

独臂爸爸

夜深如墨

最苦离别诗

寻亲专家

志愿者老魏的苦乐

从随手拍到寻子之家

同心·童情

美国失踪儿童往事

于建嵘访谈录：儿童失踪案件与民间参与

寻亲五十年

1961：饥荒年代的孤儿

我曾是浙江诸暨人，1960年正月廿一日出生。一个半月后，我和一张写着生辰的巴掌大的纸条，被放在杭州市上城区街头，有人把我送到街道办事处。随后，杭州市儿童福利院收容了我，取名周星。连年饥馑，城市的福利院无力养活像我这样的孩子。1961年3月，我们被集体从上海送到山西侯马火车站。曲沃县北董乡西闫村的秦正录家抱养了我，叫我秦元英。

养父没有自己的小孩，养母二婚嫁给养父，还带来一个比我大11岁的哥哥。她不喜欢我，一句话说不来，拉着我的头发，抄起烧火棍就打。咱也不能说她不好，毕竟打也把我打大了。可能我小时候太调皮吧。

饥饿的鬼影没有散去。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农户相似，我家里条件不好。虚岁14那年，养父死了。他不在，家里就没日子过了。那几年，一年要短多半年粮食，整天煮菜叶充饥。土地是集体的。养母一个女人家，挣不来多少工分。饿得厉害，养母就叫我去地里偷几个棒子，煮煮就能吃一天。

我偷吃的被发现，看管的人就说：回去吧。

家里成分不好小孩偷吃的也不行。地主的孩子偷粮食糊口，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就在学大寨。书记越吹牛说有余粮，村民越倒霉。那时不是我一家偷，不偷就饿死了。

不光是没有吃的。女孩家都没有钱扯一尺布，做个裤头。补得不能再补的烂裤子，就剪下来当内裤穿。

我总想着回杭州找家，逃跑几次，没有成功。

我这一生跟别人不一样。十六岁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公社的专业队工作。第一年挖水渠，第二年挖井。十一月天，穿着两条短小的裤子，冻得站不住。本来是四个男孩子在井底下，我们四个女孩觉得井下暖和一点，就跟人家换班了。夜晚十一点半上班，开动卷扬机，把人放进26米深的井洞。大绳子拴着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板子，下降时旋转得很厉害。有人头晕，呕吐。我就闭着眼，心想管它呢，能降到底就算了。六点下班时天亮了，我出井时晕乎乎地，快到井口时，大绳子突然切断，我摔了下去，脊椎骨第二三节错位。我隐约听见队长说，多少有爹有妈的孩子不掉，掉了一个这样的。

送去医院抢救了三天，我脱离Tfa险。春节前被接回家，家里人都在忙活着过年，我病中卧床不能动，还要抱着嫂子四个月的婴儿。如果他们是我的亲人，会这样待我吗？

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了儿子。他上大学之后第一次回来，花一千多块钱给我买了化妆品，还让我看电影《小花》。他说小花可受苦啦。我看了说，就是小花懂事点，我受的苦比她厉害得多啦。起码人家没拿烧火棍打她，她没有因为挨打喝药自杀。她爷爷待他好，还没有人待我好呢。

1980：成家

南凡镇农民裴东方的小三姑在我们村，夸我能干，介绍我跟裴东方认识。我虚岁19订婚，21岁结婚。我想成了家，不怕穷，只要身体好，就能把日子过好。

没想到，出的事一桩一桩能要人命，也是不好过。

1982年，我们的女儿裴晓琳出生。两年后有了儿子晓伟，1986年又生了晓红。

1992年，晓琳查出心脏病，需要做手术治疗。我给她洗了头发，送进省医院一个礼拜做了手术。手术特别成功，医生都鼓掌。人家要花6个小时，我家孩子5个小时就出来了，都正常。从手术室出来，她爸叫她，她还睁开眼睛哼了一声。医生走了，护士监护着。两小时后，晓琳血压降低，抢救了一会，好了没几分钟，就不行了。都说是医院仪器出问题了，咱也不知道。大女儿就这么没了。

过了两年，我心里才好受了一点。那时做买卖的人不多。我家里人（丈夫）开了个收购药材的门市部，我开了个蒸馍铺（馒头店），是独家生意。夫妻俩一人负责一个，生意红红火火。

在蒸馍铺，我每天中午和傍晚馍卖完时，眯上两三个钟头。晚上七八点钟又要和面，忙活一夜。那时烧着大炉子，一个小时蒸一笼馍，大约80个，一天卖八九笼。小馍一块钱七个，大的一块钱五个。我一只手能夹两个馍，下锅时一次往笼里落四个，动作特别快。生意好时，人和机器都得连轴转。老人家说，“面是黑贼，越揉越白”，和面时我就用机器多搅一搅，蒸出的馍特别漂亮。

蒸馍铺前店后厂，机器和面、切面的声音很吵，夜里也吧唧吧唧地响。晓红和晓伟都在这边住，对噪音习惯了。我的蒸馍铺有名了，旁边接着又开了一个，街那边也开了一个，都没做长，店主嫌累。孩子爸爸也可辛苦了。有时半夜两三点来运药材，找不到工人，就得自己扛。我家前后邻居都不做买卖。村里人见我们俩经营两个门市部，眼红得不行。

小孩子学习上进，不用我操心。上学都是得双百，学校发给奖状。红红特别聪明，发了新书自己把封皮都包好了。P23－26

我曾经对公共场所讨钱的小孩见怪不怪。直到2011年初，刷微博的时候，发现政治社会学家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席卷网络。舆论的聚光灯第一次强力对焦在那些被忽略的、无助幼小的身影上，在社会上掀起浪潮。孩童乞讨，本该让成年人寝食不安的。

彼时，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做研究助理，搜集、比较媒体对重要国内新闻的报道是日常工作之一。“随手拍”像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一连串的话题。公共辩论持续进行，焦点从乞讨儿童的处境、来历，滑动到儿童乞讨的“自由”，乃至公共场所拍照上传对肖像权的侵犯。其中暴露的中国社会缺乏底线共识的弊病，也体现在其他公共事件之中，而且日渐突显。

2012年夏天，我回到北京。虽然每天通过微博报告儿童乞讨现象的网友络绎不绝，“随手拍”已经度过了它的巅峰，舆论的鲜花和板砖也转到其他目标。八月的一天，我到宋庄看望于教授。他对乞讨儿童和失踪儿童家庭的关注并没有减弱，谈起孩子的流离，家长的煎熬，义愤难平。他拉着我介绍新成立的随手公益寻子之家——微博“随手拍”在线下的实体对接。他的牵线搭桥，让家长们得以在通州的一座农家小院停驻，互相安慰，互相支撑。

通过“寻子之家”，我结识了许多忧心如焚的父母。他们不惜穷困潦倒、背井离乡，用尽一生也要找回自己的骨肉，让家庭恢复完整。这种人类天性中的舐犊情深，像一股清气，荡涤拐卖儿童、租儿乞讨牟利的罪恶。家长们的执著使我相信，现实难免让人悲观无力，但社会对正义的呼唤不会消弭，只会愈发清晰响亮。

来“寻子之家”的家长，共同点是找不到自己心爱的宝贝了，但在每一幕家庭悲剧背后，都有时代的逻辑。被侵害的家长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如到城里打工的农民，为了在都市里拼下一席之地，忽略了对家人和子女的陪伴；还有的父母生活在乡下，小孩却被熟人当做生财工具。为赚钱不择手段的贩卖儿童者，为养儿防老或壮大家族势力的收养儿童者，成为儿童失踪案件的直接成因。在儿童贩卖链条中，男孩成为受害对象的比例较高，而女孩失踪后的境遇更堪忧。除了传统文化方面的负面影响，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养老医疗保障不健全，资源分配的差异，也是民间愿意抱养孩子，尤其是男孩的原因。

经济增长的脚步太匆忙，人对金钱的追逐太盲目，懵懂的孩童也要承担背后的代价。而在“随手拍”行动之前，这样的代价对公众而言是隐形的，只被个别家庭默默承受，他们甚至得不到亲友的理解和同情。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单个人或组织很难分析透彻原委，更不用说提供解决的方案。但至少，我可以把观察到的现状纪录下来，让沉没的声音多一次被公众注意的机会。书中记叙的家长寻子故事，相对这个群体的苦难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无穷的等待、微茫的希望、负疚感如影随形的纠缠，是他们每日的必修课。

在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加持下，同病相怜的家长们互相联络，形成了新的寻子方式。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发起前，多个省市已经有家长自发组成的寻子联盟。家长们凑在一起，在全国各地的街头搜集收买儿童者的线索，自发进行防拐宣传。“随手拍”源起于一位福建妈妈对微博求救的尝试，不料，这一呼救酝酿成为微博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公民行动。许多家长都有自己的微博账号，社交媒体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虽然平民和“大V”在其中的话语权相距悬殊，家长们还是多了一个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让拥有更多资源的精英群体看到。于建嵘教授把这种连接命名为“@规则”。本书中，《随手拍照救乞儿：社会媒体触发社会行动》记录了这场行动的背景与经过。

在有些寻子家长的周围，已经汇聚起提供支援的民间人士，尝试自我组织。山西爸爸冯建林，经过女儿冯云失踪的打击，“久病成医”，能够分析儿童失踪案件，给其他家长提供建议。他就像一位寻人专家，已经协助八个家庭重获团圆。志愿者魏继中义务帮助深陷寻子困境的家长们，寻找拐卖案件的破案线索。艺术家李月领为失踪的孩子画像，并深入他们的家庭，拍摄家长讲述孩子的纪录片。这些民间力量的汇聚，也为中国社会最终解决儿童安全问题提供通途。

过去三十年间，美国的儿童保护法律逐渐完善。其中，若干起恶劣的儿童绑架案对政府和民间的震撼，以及遇害儿童家长作为群体代言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是推动这项进步的重要力量。美国的失踪人口广播紧急回应系统“安珀警戒”，是以一个被绑架后遇害的9岁女童安珀·海格曼的名字命名的；许多商场安装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亚当警报”，也以失踪男孩亚当·沃尔什的名字命名。他的爸爸广泛参与到儿童援助法案的立法呼吁和听证，并参与建立能为失踪儿童的家庭提供援助的全国性组织。

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家长，你们忍耐着回忆创伤经历的折磨，讲述宝贝离开自己之后的故事，让我更懂得你们的爱与泪；感谢于建嵘教授的指导与帮助，您的鼓励让我坚持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感谢伯尔基金会的支持，以及其中国办公室可爱的同事们。希望这本小书成为一块铺路的砖，在关心孩子和未来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我国也能找到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董晋之

二ο一三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