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同类讲述二战的作品不同的是，该书首次聚焦到二战中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众人关注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同时又首次涉足德国在二战期间的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状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第三帝国”的画卷。

《揭秘第三帝国》(作者理查德·J.埃文斯)是一本非小说类图书，虽然是史书，但文学性很强，是非常值得阅读和收藏的一本书。作为外国非小说类图书的版本和印量之多，并且提名为普利策奖的作品，该书就像一副历史的画卷，以它独特而细腻的笔调向读者呈现出了一段新鲜而难忘的过去，它所引起的伤痛，至今难以平息。

埃文斯教授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将第三帝国再次呈现给21世纪的人们。书中不仅以翔实的数据再现了战争中惨烈的伤亡，同时也揉入了大量形象的亲历者自述，使得整本书更具历史鲜活感。在控诉纳粹罪行的同时，作者以独特的眼光关注了战争中所有受难的平民，不仅包括被屠杀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等，还包括不为众人所知的德国平民的苦难和无奈。作者将战争进展的叙事同各种发自个人内心的证词交织在一起，以更加动态的方式描绘了当时的德国。

《揭秘第三帝国》(作者理查德·J.埃文斯)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德国向前步入自我毁灭，并且还影响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本《揭秘第三帝国》是一部历史杰作，并且在今后的几年中都将继续成为有关纳粹德国的最权威著作。

第一章 “披着人皮的野兽”

闪电般的胜利

新种族秩序

“强大的暴民”

“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

第二章 战争中的运气

“上帝之作”

“病态的野心”

巴巴罗萨行动

步拿破仑之后尘

第三章 “最后的出路”

“没有同情，什么都没有”

种族灭绝

万塞会议

“如羊一般被屠宰”

第四章 新秩序

战争的支柱

“连猪狗都不如”

在纳粹的铁蹄下

全面战争

第五章 “末日的开始”

硝烟四起的德意志

大撤退

“大祸已至”

新的“战争时代”

第六章 德国人的道德

恐惧和内疚 

被毁坏的文化

致命的科学

抵抗运动

第七章 毁灭

“最后一线希望”

“世界将同我们一起毁灭”

最终的惨败

战后创伤 

尾注

翻译后记

这些残酷的政策由当地的民兵组织和纳粹党卫军共同贯彻执行。在波兰战争打响之初，希特勒就命令在波兰组建德意志自卫民兵，而这支武装力量很快就获得了纳粹党卫军的庇护。德意志自卫民兵是由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冯·阿芬斯立本组建的，并在他的率领下来到西普鲁士。1939年10月16日，阿芬斯立本对民兵说：“现在，你们是这里的优等民族……不要软弱，要残忍，对于那些非德国人和破坏我们建筑工作的人，一定要铲除殆尽。”在没有任何军事或民政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德意志自卫民兵开始有组织地射杀波兰平民，针对波兰残暴对待德意志民族的臆想，展开了大规模的复仇行动。在1939年10月7日，阿芬斯立本报告称，已有4247名波兰人得到“最严厉的惩处”。仅在从1939年lO月12日至11月11日这几十天之内，在克拉默地区(Klammex，即库尔姆地区)就有约2000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枪杀。有不下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各地被德意志民兵押至波兰库亚维一波美拉尼亚地区的姆尼协克(Mniszek)村。他们让这些人站在碎石坑边缘，然后开枪将之射杀。到1939年11月15日，在纳粹德国士兵的帮助下，德意志自卫民兵又在曾贝堡(zempelbua)地区卡尔斯霍夫(Karlshof)附近一个树林里枪杀了另外8000人。

到1940年年初这种大规模屠杀行动结束时，已有成千上万名波兰人沦为德意志自卫民兵复仇的牺牲品。例如，在西普鲁士科尼兹(Konitz)镇，由于对波兰人、天主教教徒、犹太人以及不符合纳粹种族思想的人们的厌恶与蔑视，当地新教徒民兵自9月26日起开始大规模射杀波兰人和犹太人，甚至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到1940年1月，已有900名犹太人和波兰人死在他们手中。在1939年冬季，共计6．5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遇害，其中近半是被德意志自卫民兵所杀，他们的杀人手段有时候极其残暴。这是纳粹德国在战争中首次大规模残杀平民。

自第三帝国开始时，希姆莱、海德里希以及纳粹党卫军其他高级将领就控制着各种各样的机构，其中包括保安部、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大量专门办公室。在1939年，围绕组织这些机构的最佳办法一事，这些高级将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即将到来的波兰战争使他们的辩论进入白热化——很明显，如果他们坚称自己比纳粹德军更加有效，那么就需要重新划分警察机构与保安部的责任与界限。1939年9月27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组建帝匡f安全总署，以统帅警察机构和纳粹党卫军。经过接下来几个月的完善，保安总部下设七个处，其中两个处(一处和二处)全权负责管理各机构活动，包括制定聘用条件及审查个人档案。1940年6月，保安总部首任部长维尔纳。贝斯特(Wemer Best)被其对手海德里希取代。海德里希的保安部本身构成了保安总部的三处和六处，主要负责国内与国外事务。四处由盖世太保组成，主要负责处理政敌(IVA)、教会与犹太人(IVB)、“保护性拘留”(IVC)、被占领的领土(IVD)以及反间谍活动(IVE)等事务。刑事警察被划归到五处，而七处主要负责调查对立思想。受内部竞争与人员变更影响，整个庞大的机构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中。然而，许多关键人物则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和连贯性——特别是任部长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盖世太保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tiller)、三处处长奥托·奥伦道夫(0tto QUendorf)、七处处长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以及五处处长阿图尔·奈比(ArthurNebe)。实际上，保安总部是一个中立机构，根据希特勒的个人特权所建，其工作人员并非由训练有素的民事官员构成，而是由纳粹死忠构成。组建该机构的主要基本理论之一就是政治化德国警察。事实上，许多警方高级官员，包括缪勒在内，只是职业警察，而非狂热的纳粹分子。保安总部摆脱了传统的行政构架，可以干涉任何领域，因为海德里希认为需要积极和激进的思想，首先就是在被占波兰进行种族洗牌。P12-13

一、埃文斯其人其书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Evans)，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近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著作等身，曾获多种奖项与奖励。迄今为止，他出版了近20本著作。

埃文斯所撰写的Ⅸ揭秘第三帝国》，以丰富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翔实的数据为基础，将纷繁的事件、众多的人物、错综的关系叙述得脉络明确、条理清楚且生动引人，令人阅读起来一点都不感到枯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写作的严谨态度值得敬佩。与其他同类讲述“二战”的作品不同的是，该书聚焦二战中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众人关注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同时又首次涉足德国在“二战”期间的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状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第三帝国”的画卷。该书属于非小说类图书，是曾被提名为普利策奖的作品之一。虽然是史书，但本书的文学性很强，是非常值得阅读和收藏的一本书。该书就像一副历史的画卷，以它独特而细腻的笔调向读者呈现出了一段新鲜而难忘的过去，它所引起的我们的伤痛，至今难以平息。

二、相关译著

有关纳粹历史的译著最著名的，莫过于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主译的三册《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先生当时在新华社担任翻译，他在该社图书馆发现了英文版《第三帝国的兴亡》，于是一口气读完该书，并立即向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由于这部书字数达130多万字，出版社决定由9个人合译，由董乐山债责全书校订。《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汉译本总体来说严谨流畅，错译的地方较少。许多描写部分的译文既贴切又优美，使得读者仿佛置身历史当中。译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用于中文的四字格短语，同时又娴熟地掌握了各种翻译技巧，在透彻理解全文的基础上，以中文读者为着陆点，译文简练而有文采。前辈的出色成就不仅为我翻译这部浩浩大作带来了许多启示，同时也附加了一份压力，生恐拙文有负读者厚望。

三、翻译其事

2010年10月，当时我和先生覃宏涛博士还旅居在纽约(他已于2012年受聘为湖南大学生物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一日，我意外地收到美国天普大学桑国亚博士的来信，信中提到他的一位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副总编朋友正在物色一位翻译，希望帮助他们出版社将一本普利策奖提名的英文书翻译成中文，这本书记述的是“二战”期间第三帝国的历史。虽然书是用英文写的，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德文的术语，于是桑博士就立刻想到推荐我。由于来美之前我曾在德国留学5年，于是在跟出版社的刘海涛副总编和翟琰萍编辑几次沟通之后，我承应了翻译这本长达60万字的长篇英语纪实文学。整本书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为了使翻译文本尽量贴近原文，我找到了昔日大学同窗龚璇博士及其先生王彦兴老师合作进行翻译。由于期间龚璇博士正在北京大学从事英美文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所以对此作品非常感兴趣，于是他们夫妻两人高兴允之。

书中涉及大量真实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虽然我查询了很多文献资料，力求尽可能译得准确，尽量使用约定俗成的译名；但因为时间关系，也由于本人知识结构的局限，难免挂一漏万，还请读者谅解。

在文末之处，我要深深地感谢我先生对我的支持，他在纽约长岛冷泉港做博士后研究的空暇之际，对我的翻译给予了资料和阅读等多方面的协助。同时，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蒋明道和母亲谭露霞给我的精神鼓励。我还要感谢我可爱的女儿Dorothy J．Qin(覃朵拉)，她是我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正是因为这个可爱小生命的存在，我才拥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该书同时也献给一生笔耕不辍的外公谭炳鑫老师，遗憾的是他不幸于2011年4月12日病逝，未能亲眼目睹我的译品。另外，我也要真诚地感谢我先生的家人对我的鼓励与支持，包括我的公公覃建谋老师(著名的瑶族作家和民间文艺家，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瑶族作家学会、中国乡土诗人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瑶族研究学会、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会员)，我的婆婆梁富容老师，家姐罩宏峰和姐夫何容球。我同时还要衷心地感谢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不同形式帮助的各位同事和朋友，其中包括西南大学的王化平博士、自由文字工作者刘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翻译硕士杜鑫和程靖靖以及许多未提及的人。最后，我想再次对给予本书支持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各位编辑致以真诚的谢意，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使这本译作在历经两年多的努力后终于得以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