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胡文辉读书，讲求入乎其内，也得出乎其外，嬉笑言谈间透露出深度，方为学者之本色；书本之内，书本之外，处处是问题，处处是材料，收拾得住，驾驭得住，“反”其道而能行之，方为读书之真意。

读《反读书记(精)》，文字短而精，内容杂而专，好玩者得趣味，好文者得妙文，好学者得学问，各取所需，卷帙自富。

胡文辉著的《反读书记(精)》是一本体例特别的小书，因其每篇短小，毫无水分，反而容量巨大，内容之庞杂、信息之丰富，足以与许多大书媲美。

缘起

正文

后记

做学问不用怕艰深晦涩，不用怕别人看不懂；但搞创作，却应当好看，应当让人看懂。（写诗还可以让人看不太懂，但写小说、拍电影总要让人看得懂吧！）

据说爱因斯坦曾对卓别林说：你真了不起，全世界都喜欢看你的表演。卓别林则回答：你更不了起，全世界都看不懂你的著作。

这就是做学问与搞创作的区别。

网名多有妙用新旧典故者，极见民间智慧。通俗的如“哈利波特大”，来自《哈利·波特》；“放倒爱”，来自日本AV女优饭岛爱。高雅的如“脸颇老矣”，来自辛弃疾词“廉颇老矣”；“无柳先生”，来自陶渊明的别号“五柳先生”；“事了扶伊去”，来自李白诗《侠客行》“事了拂衣去”。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家族制度和观念在大陆逐渐消亡，我辈生长红旗下，多不知三代以上事。我自小就有一个印象：祖辈曾开过金铺。年前偶返开平看碉楼，问起父母此事，才知道原来是开过五金铺！（不过，我姨丈家倒真是开过金铺，是不是我下意识地将姨丈家的事当作我家的光荣历史了？）

其实人类所谓历史，其以讹传讹，亦大抵如是。

陕西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案，曾轰动一时，实际上也是一种“造伪”与“辨伪”的通俗版本。“造伪”必有其动机，必属应时而生，应需而生，华南虎照片是如此，经学史上的伪《古文尚书》也是如此。“打虎派”从摄影技术、网络图片技术乃至植物学角度，质疑华南虎之伪，亦如宋、明人质疑《古文尚书》，虽有理致，而未有实证；等到发现了华南虎年画，揭出所谓华南虎照片的来历，则亦如清人阎若璩一一揭出《古文尚书》文辞的来源，可谓捉奸在床，无所遁形矣。然而事已至此，周正龙及陕西林业厅仍斥年画为栽赃——真广东人所谓“死鸡撑饭盖”；此又如《古文尚书》一案，既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结案陈词，本已铁证如山，但为之“辩诬”者，自清代毛奇龄以来，至今仍未绝也。

辨伪之难，在于辨人心之难耳。

俗语之中，不乏洞察人情的至理。比如“好事都归花大姐，坏事都归毛毛虫”，就有见于人情容易趋向简单化的善恶思维，实即相当于孔圣人弟子子贡所说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也就是说在世人眼中，善者事事皆善，而恶者事事皆恶也。这种思维，在“文革”时代最为普遍。

又如“自屎勿觉臭”，又作“自家屎不臭”，亦深有见于责人不责己的心理。这种心理，除了表现在个人，在家族，在地区，不也表现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吗？凡持“爱国主义”高调者，多属“自屎勿觉臭”之徒也。

彩票是最低成本的投机形式，因此，也就成为无产阶级的致富乌托邦，成为人民的商业鸦片。贫富的分化程度越严重，缥缈的彩票就越受欢迎。

富豪阶级炒房地产，中产阶级炒股、炒基金、炒期货，无产阶级买彩票——概率是越来越低，投机性是越来越大，但以无产阶级的那点微不足道的资本投入，除了以小博大，哪有更好的捷径呢？

中古时代翻译的佛经，近代翻译的《圣经》，其译文在遣词造句上都多有生硬之处，与一般汉语迥异。此或由于译者的中文素养未精，不能达到“信”“达”“雅”的境界；或由于有意要保持文本的原汁原味，故宁愿采取直译甚至硬译的方式。然而亦因如此，译经反而能造成一种特别的文体和文风，挟其宗教传布之力，对汉语产生反作用。尤其佛教相传既久，对汉语史的影响尤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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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读书，若有心得，包括一时触发的感想或可作系联的材料，都习惯批注在书里，此后若有相关发现，也会继续作批注。有些问题积累多了，若比较应景的，或就连缀成文；若比较重要的，或就汇总另存；但多数的零星感想，仍散落在难以数计的书里。而读书之外，时不时也有若干杂感，过去只随手写在零散的信笺或报章上，有些写成了文章，但有些无足轻重，也就付予尘封而已。

后来有一阵，也许是所感渐多，所思渐深，觉得写在纸上不易存留，心念一起，就决定集中写在笔记本上。

对于这些随想，开始时曾套用顾炎武的《日知录》，自名为《日思录》，当然有些托大，而且所记并不限于“思”的成分，也不准确。后来又觉得，这些随想多得于读报、上网、看碟，或旁人之闲言，或一己之杂感，总之都在正式的读书之余，故又拟名为《书外随录》（当然，这些随想虽大体来自阅读之外，但根本上仍是基于阅读的，是平时的阅读经验融会到意识深处，才会偶然地在阅读之外结晶为思想的断片）。最后，想到法人马尔罗的自传《反回忆录》，遂仿其例，名之曰《反读书记》，显得别致，亦有吸引眼球之用。

说起来，《反读书记》这个名目看似有点突兀，却是完全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据我陆续所留意到的，以“反××”为题的古典诗文乃至专集所在多有：西汉扬雄有《反离骚》，三国王粲有《反金人赞》，西晋孙楚有《反金人铭》，东晋王康琚有《反招隐》，唐代皮日休有《反招魂》，明代吕坤有《反挽歌》，乾隆皇帝有《反李白丁都护歌》，龚自珍有《反祈招》，近代俞樾有《反绝交论》，宁调元有《反饮酒箴》，周大荒有《反三国演义》，陈寅恪有《反落花诗》，甚至，近时日人木田元也有《反哲学入门》。这样的话，我就大可理直气壮，不必担心别人讥为标题党了。

此外，还有另一重用意在。

我过去出的书，尤其是《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几种，已有太多的引证，太多的注脚，读者或以“博学”视我誉我。事实上，我本有点担心，那几本书是不是太繁琐了——尽管我相信，那绝不是无意义的繁琐，是必要的繁琐；而结果，我的担心似是多余的，也许，如此繁琐才正符合了时下的知识风气吧，毕竟这是个膜拜钱锺书、言必称《管锥编》的时代。但我并不认为“博学”有多么了不得。如果说我是自负的，那么，读书多并不值得自负；读书虽多，仍没有丧失思考能力，仍能够使书本为我所用，才值得自负。换句话说，掌握了庞杂的材料，但没有被材料所淹没，仍然能超出材料之外，收拾得住，驾驭得住，这才算是我感到自负的地方。

读书是要入乎其内的，但也得出乎其外。有的时候，是需要超脱于读书之上的。并非只有书本里的才是学问，书本之外，处处是现象，处处是问题，处处是材料；而且，往往书本外的种种，更能激活书本里的学问。

叔本华、尼采都看不起“学者”，看不起死读书的人，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不勤于读书，已没有资格做知识分子了，但我们仍应当多体味叔本华、尼采的话，对于“读书”要保留一分警惕，保持一分距离。

我所以用“反读书”这个名目，就有这些微意在焉。也因此，我有意采取“反学术”的表述方式，引证虽不可避免，但至少做到不加脚注，作文字之裸奔。  就体裁来说，这些随想显然应归入札记的范围。我之所以采取这种体裁，可以说有两方面的理由。

首先是内在的理由：我有太多的其他题目需要写，而这些随想多属于片断性的，以札记体表述出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是效率最高的写作方式。诚然，所涉及的话题有些很是宏大，本来是需要作专门研究的，可那么多的话题，若都作通盘式的梳理，人生几何，能成就几个呢？我愿意依据思想直觉，或者提出问题，或者直达结论，以供有心的专门家参考。

其次就是外在的理由：这是一个越来越不依赖纸张的时代，发表文字已太容易，世间的文字已太多太多了。我既达不到“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的境界，作为不断给这个世界增添文字负担的人，至少应当让自己的文字尽量减少些“水分”。对于这些思想碎片，我希望能用尽量少的篇幅来表达，如此，读者也能用尽量少的时间来接收。

这样的体裁，这样的写法，分析自难面面俱到，材料也未必太严谨，但仅就内涵来说，我敢说是丰富的，甚至比我此前的任何一本书都更丰富。

以札记的形式表述思想或学问，有容易的地方，也有困难的地方。在文字上，不必太讲究词藻，尤其不必太讲究布局，辞能达意即可，确是容易的；但在内涵上，需要直抒胸臆，直奔主题，非言之有物不可，则又是困难的——就跟美女穿比基尼真空上阵一样，是否“有料”，一目了然，不是人人都适宜的。

札记体的书，中西皆有，中国的多重轶事，偏于趣味性，西方的多重哲理，偏于思想性。我日常留意的事情，可以说二者兼有，因此，这本札记在旨趣上也兼有中西之风，既有趣味性的成分，也有思想性的成分。  这样一来，内容自然就驳杂不纯，可谓一锅大杂烩；但也不无好处，就是求其趣味者，可以得一点思想，求其思想者，又可以得一点趣味。我的奢望，是读者能将它作为有趣味的书来阅读，但将它作为有思想的书来看待。

初写这些札记时，是想日后有机会再整理出来，并不急于发表。后来我在《羊城晚报》要负责新编一个专栏版，一时缺稿，勉强邀约之余，遂开始将札记陆续打出来，作为“补白”栏目以充版面。因是自己主持的版面，就用了“顾思齐”的署名。多数情形是每周一篇，包括若干则，如是者约两年。后来还有小部分发表在《南方周末》阅读版。

现在这本集子的内容，是从我的前三本笔记本里整理出来的，原始的写作时间为2008年至2011年。

内容的次序完全依照原始笔记，只是有所删削。我的工作程序大致如此：从原始笔记整理为电子稿时，在文字方面作了调整和修饰，对个别人物、事实通过百度略作查对，略去了后来觉得意思不大的内容；电子稿交给出版社时，删去了不合时宜的内容；经出版社方面审校后，我再检读一遍，又删去了部分不宜或不佳的内容。总体来说，删削的比例不算太大。但跟原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本相比，在条目和词句上略有出入。

作为札记，自然是陆续写下来的，时间跨度较大，我也没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不免有个别主题或事例前后重复，其中有些在整理时已作了合并，有些论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则两存之。有些问题，由于事涉常理，未必没有与他人异曲同工者，甚至有无意中承袭他人者，也不敢说必无，但相信我的思路有异于他人，或者论述更为清晰有力，亦仍存之。

我不是故作谦虚的人，但也有低调的时候，原本我有个习惯，凡出书，从来不写自序，需要说明的事情，只写在后记里。但这本集子体例特殊，全书没有标题，麦小麦建议我写篇说明，交待一下写作缘由，故破例写了篇《缘起》，置于书前。这样，后记就没多少东西好说了。

最后，当然得感谢小麦，第三次接受了我的书稿。（她很早就留意到在报纸上发表的这些札记，并凭其物理学的家世熏陶，指出了我对“光年”一词的误用。）还要感谢出版社对书稿的审读和编校。

2014年春写于广州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