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丛书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本书为林建法主编的《2009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太阳鸟文学年选》,是丛书之一。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09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2009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太阳鸟文学年选》,较多地关注了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心理冲突的作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何志武已经扬长而去,鲁文莉还在哭泣。张老师以明显的不耐烦口吻说:行啦行啦。何志武的意思是想做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汽车司机,而不是真的要做你的爸爸。再说,他即使真想做你的爸爸,难道他就成为你爸爸了吗?张老师说完了这些话,鲁文莉抬起头,摸出一条花手绢,擦擦脸,不哭了。她的眼睛很大,双眼间距较宽,当她直着眼看人时,显得有几分傻不愣冬。
为什么鲁文莉的爸爸会成为我们的理想?因为速度。男孩子都是速度的崇拜者。我们在家吃饭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就会扔下饭碗跑到胡同口,看着鲁文莉的爸爸驾驶着那辆草绿色的嘎斯51从村东头或是村西头疾驰而来。那些正在尘土中刨食的鸡被惊吓得飞腾起来,那些正在街头悠闲漫步的狗也连忙跳进了街边的沟渠。简单点说,就是:汽车一到,鸡飞狗跳。尽管发生过好几起轧死鸡撞死狗的事故,但鲁文莉爸爸的汽车速度不减。鸡的主人和狗的主人默默地将鸡的尸体或狗的尸体提回或拖回家去,没人提抗议,也没人找鲁文莉爸爸的麻烦。汽车就是这么快,不这么快就不是汽车了。只有鸡狗避汽车,哪有汽车避鸡狗?那是一辆据说是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车厢上还残留着美国飞机扫射时留下的枪眼。也就是说,这是一辆有着光荣历史的功勋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前进,在和平的年代里它拖着一路烟尘继续奔驰。当汽车从我们面前驶过时,透过玻璃,我们看到鲁文莉爸爸神气的姿态。他有时候戴着墨镜有时候不戴墨镜;有时候戴着白手套,有时候不戴白手套。我最喜欢他戴白手套兼戴墨镜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我军的侦察英雄化装成敌方的高级军官去检查敌人的炮阵地。他就是戴着洁白的手套又戴着墨镜。他用戴着洁白手套的手伸进敌人的炮筒一摸,几个手指都染黑了,然后他打着官腔问: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敌军的美式军服实在是漂亮,穿着敌军的美式军服戴着洁白手套和墨镜的我军侦察英雄实在是英气逼人,潇洒得无边无沿。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喜欢装模作样地模仿英雄的举动和话语: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但手上没有白手套,表演起来总是不像。我们都梦想着能搞到一副洁白的手套,至于美式军服和墨镜,当然还有他腰间悬挂的左轮手枪,这些东西太过高级,我们连梦想都不敢。
我们班里许多男生,包括几位女生都崇拜何志武,并不仅仅因为他用那么有趣的方式离开了学校,还因为他在离开学校后不久,又当着我们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了一场潇洒到极致程度的表演。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全校的师生,集合到学校大门外的操场上,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我们学校虽然地处僻乡,但因为我们校距离国营农场很近,国营农场那一批身怀绝技的右派中,有几位在文体方面有特长的担任了我们的代课老师。他们将鲁文莉培养成了高密县乒乓球少年冠军,他们将侯得军培养成了昌潍地区少年撑竿跳冠军。他们还为我们学校训练出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乐队。有一面大鼓、十面小鼓、两对大钹、十把短号、十把长号,还有两把盘绕在身,朝天开口,闪闪发光的大喇叭。乡下人见惯了锣鼓家什,一鼓一锣一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单调乏味,土打土闹。当我们学校的军乐队第一次在操场上亮相时,那气派、风度、趣味,还有那极其昂扬的节奏和旋律,大大开阔了乡民的眼界和耳廓,谁见过这等仪仗?谁听过这般声音啊!学校里给每个军乐队的成员做了制服,男的蓝色短裤白衬衫,女的白色衬衫蓝短裙,脚上都是白色长筒袜配白色胶鞋,脸上都涂了红颜色,眉毛都用炭笔描过,女生头发上都系着红绸子,男生脖子上都扎着红色蝴蝶结,确实是美丽。而且,都戴着洁白的薄手套!置办这样一批乐器和服装那可是一笔巨款,把我们校内的桌椅板凳再加上那口铁钟都卖了也不够,但对于国营胶河农场来说,那简直就是母鸡身上的一片羽毛,我之所以没说是九牛一毛,是因为九牛一毛太过夸张。国营胶河农场在我的许多小说里都有过描写,包括那批在我看来欢天喜地、活得颇为声色犬马的右派。我那部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主要就是写他们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了看看。但那是一部小说,里边许多事是我瞎编的,而这一篇,则基本上是回忆录,如果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那也是因为事隔多年,我的记忆出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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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承蒙建法兄的信任,我有幸能够最先读到他精心挑选出的这个年度的优秀中篇小说,并为之写下我的阅读感受。其实,就在我结束这一次阅读的时候,我再度深深地感受到建法兄的“目光”,以及那双对文学无比虔诚的“法眼”的深邃和犀利。在他陆续发给我他确定的一些入选篇目的过程中,他曾几次更换、修订备选作品。我想,一个文学的虔诚信徒在审视这个时代文学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在与这个时代进行着一次次的潜在对话,而且,不断地调整、校正着自己的审美坐标。他对文学那种近乎宗教般的赤子情怀,他坚定的哲学观念、伦理立场和道德勇气,都体现出一个编辑家、批评家自我把持的、应有的人格、品格和独立见解。我想在这里重申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人们的兴奋点已经被大幅度分散、消解,对文学、对小说的热情日渐隐遁的时候,建法兄严谨的文学原则就显得特立独行。他的文学梦想和对一个时代的精神向往和期待,都通过他心目中的文学,透过他的真诚而又挑剔的目光得以发散出来。虽然,我们可以依稀感觉到他内心的惴惴不安,他对于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些忧虑和担心,但更多地还是体现出他清醒的意识:文学仍然是一种坚实有力的精神存在。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目光在,我们才会发现一个心灵破碎时代的精神之光,发现文学在困境中对现实和宿命的挑战。因此,文学才不会自甘堕落地沦为物质化现场里的附庸,而能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熠熠闪亮。
说到“目光”,也许我们可以从虚构和非虚构的世界里看到相同的真实。不管是细微地感受还是深刻的质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嘹望世界的目光,并对所处的时代作出自己的精神判断。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呢?这个时候,心灵世界也许比外部世界更加动荡不安,无论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候,还是我们在急促、匆忙的行进中,哪怕是偶尔缓缓地停顿下来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看见了这个世界存在的妙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难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和界定的时代:它的既简单又生动、丰富,多变、动荡又统一,芜杂的形态之下埋藏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秘密,令我们惊悸而神往。或许,世界或存在也因之充满了魅力。倘若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角度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凭借着激情和热情在张望,步入中年的时候,目光就会依赖一定的成熟和坚毅在游移,而当我们的神态渐显苍老的时候,我们果真就会清醒地发现、洞悉一切吗?我们有没有对我们自身、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接近本质的判断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深信不疑地意识到这个时代在近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以及这种“巨变”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的焦虑和困境。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沉迷或者一味地去追踪这些“交”吗?无论时代之变与内心之变,我们对生活的取舍有多少是物质性的,又有多少是精神性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还留存有多少宝贵而不变的东西?我们在变动不羁的潮涌中怎样才能找到存在的信心和终极意义呢?作家也好,批评家也罢,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依靠什么来判断我们自身,判断和测定这个时代灵魂的重量?写作者如何凭借经历和经验,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与现实进行睿智的对抗?由此,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在这个充分肯定欲望合理性存在的时代,我们遽然间发现,在一种稍纵即逝的极端“快”的节奏里,我们的内心已经无法宁静,我们变得越来越空洞、悬浮而且自以为是,最后,我们的灵魂竟然也无法安妥,并且日益变得动荡不安。
其实,最实质性的问题是,在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目光,来真正地看清楚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今天的目光正变得散乱和日渐凌乱不堪起来,我们似乎已经变得勇气不足,甚至是隔岸观火或者幸灾乐祸。我们自身的人性在令人出其不意的嬗变过程中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写作正面临着新的处境,也呈现出许多新的问题。一些作家过于沉浸在对现实和物质层面的精心描摹,被那些实实在在的存在现场的喧嚣所裹挟,被当下急功近利的热闹所笼罩,日益丧失对世界或存在的批判精神、艺术担当和真诚关怀。我们自身的写作仿佛始终在生活的现场中游弋,实则是一种致命的缺席。几乎很少有人用真诚的写作去挖掘这个时代的病症,构建新的时代的精神秩序。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还是看到一些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正在努力去发现和表现现实生活所隐含的真实。他们对今天、对当代人的处境、当代人“活着”的状态、当代人的存在意义仍然表现出不懈的关怀和追问,而不是无谓的淡然和漠视。说到底,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面对历史,深入到社会、人性、政治、文明的深处去,并且,以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我们时代的叙事伦理,去仔细、耐心地谛听这个时代灵魂的声音。即使不开列出什么济世良方,也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做出对心灵病相的诊断,显露出这个时代内在的精神光泽。
……
在这里,我有意将阎连科的这部中篇《桃园春醒》放在我这篇拙文的最后,郑重地推介给大家。阎连科属于那种长篇、中篇和短篇几种文体都擅长的小说家,更属于那种善于以“坚硬”的极具“内暴力”的叙述,发掘、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的荒诞性,给出对生活的裸露力量。他常常在人与环境的动态的关联中,从人的偶然的甚至有些怪戾的行为和意识,进入人的内心,描述生命的真实形态。但如果仅仅从怪诞的故事和叙述逻辑考虑,就很难理解阎连科小说的复杂性。《目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无不如此。这篇《桃园春醒》也是这样。
应该说,这是一篇有趣的、值得称奇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因素又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故事。一个鼓荡着腥气、燥热、烦乱的初春,几个常年在外打工的同村的异姓兄弟在桃园喝醉酒之后.无端地发动了一场集体回家打老婆致残的事件,几乎就没有什么由头,他们只是要“下力气做些事情”。他们仿佛把整个春天喝醉了,仿佛也将自己的灵魂喝醉了。他们的“壮举”生硬笨拙,却埋藏着“桃园结义”的意味。显然,阎连科对这些在城里做“农民工”的汉子们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对他们内心的焦虑状况——包括生活状况、思维方式与过程的捕捉十分敏感。他试图揭示其阴暗、颓唐的心理,也凸现他们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们或许是在城里受了阻,精神上才感到极度的困惑和恐慌,所以,他们宁肯颠覆性地制造极端的“冲动”。这里是不是还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这个时代的农民也开始变得日益贵族化起来,灵魂深处也出现了焦灼、虚幻和空洞,普泛的、一贯的懦弱性情开始具有了挑衅性症候。他们疾恶如仇的目光越过初春的林地,深入、敏感地洞见生活中的问题。这恐怕应该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灵魂的最大变异吧?我在想,究竟是农民在这个时代发生了精神的变异,还是时代最大限度地唤醒了他们的自我?这种饱含攻击性的、自我的、原始形态的“暴力美学”,让我们猛然间意识到,一个愈加让我们陌生的时代到来了。无疑,这篇《桃园春醒》是我读过的连科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他坚硬、粗粝、大气、奇崛的叙述风格尽显其中,文本的思想的力度和细节的重新编码,也令我们耳目一新。
其实,有的时候,读阎连科的小说,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会经受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
就在我读完这个中篇小说选本的时候,我还仔细地思考了中篇小说这种文体在这几十年的变迁或兴衰。在我的记忆中,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曾经显赫一时。那一个时期,的确出现了许多至今还能让我们记住的优秀中篇小说。但是,近些年来,不知为什么,原本更适合快节奏生活的读者阅读的中、短篇文体却渐显颓势,个中原因也许更为复杂。在此,我不由得想到了生活的节奏与叙事的节奏,以及阅读的节奏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小说叙述的节奏,与现实生活的因素是有密切关联的。小说叙事的法则,总是会呼应着时代氛围、节奏的变化隐然地发生相应的转化。从小说文体的角度讲,在我们目前的文体分类中,总体上看,中篇小说作为介于长篇和短篇之间的文体,还是处于十分暧昧的“中庸”状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小说的文体会不会发生重心上的变化呢?作家置身于现实生活的现场,他的新的情感经验必将形成对生活新的审美把握方式。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和趣味,是否契合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是否能焕发作家更大的想象力,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篇小说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审美选择,这些,也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问题。 总之,这一年的中篇小说创作,让我们在略显沉闷的气息中感受到了振奋的力量,使我对中篇小说的现状不再感到忧心忡忡。
2009年11月17日 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