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理行纪》包含了马嘉理的书信、官方日记和私人日记。内容涵括广泛，记录了大量19世纪中期中国的民风民俗、政治背景和事件、天气、建筑、风景、矿产、地质、地理甚至服饰状况，等等，再加上其个人的观察角度和理解分析，读来毫不枯燥。很多信息，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历史，也具有非常的益处。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华帝国的大门洞开，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的考察和观察所留下的文献记载，向来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大众较普遍的关注，也得到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专家的重视。“马嘉理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历史事件，也使马嘉理成为历史名人。《马嘉理行纪》收集了马嘉理在中国学习、工作时期的书信、日记和考察工作日志，特别是他奉命“探路”，从汉口出发沿长江上溯，再穿越贵州、云南进入缅甸的行程中所写的详细日志和书信，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习俗、观念和某些社会现象很有价值。

《马嘉理行纪》可作为历史、地理、文化领域专业人士的研究参考资料，也适合对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文化感兴趣的大众阅读。

序言 马嘉理小传

第一部分 初到中国

 一、在北京时的书信（1868年6月至8月1）

 二、在台湾、福州时的日记与书信（1871年初）

 三、途经北美、日本到上海时的书信（1873年秋）

 四、在烟台时的书信（1873年11月至1874年3月）

 五、在上海时的书信（1874年4月至8月6日）

第二部分 从上海到缅甸茶卡

 一、从上海到汉口时的书信（1874年8月9日至9月2日）

 二、从汉口到镇远府时的书信与工作日志（1874年9月9日至10月26日1）

 三、从镇远府到大理府时的书信与工作日志（1874年10月27日至l2月18日）

 四、从大理府到八莫时的书信（1874年12月28日至1875年1月14日）

 五、从八莫到茶卡时的书信（1875年1月17日至2月15日）

马嘉理工作日志行程表

跋

第二天，我们去了一家更加像模像样的客栈，客房很大，每张床竟然还有规规矩矩的4根柱子。很让人吃惊。因为早到了1小时。天光还亮，我们被年龄从5岁到20岁不等的孩子们层层包围着。于是决定出城逛逛，看看当地的地层和岩石，因为身后一直有大量人群尾随，也无法自由地使用手里的锤子。除非与尾随者保持足够距离把他们甩掉。但我们一直都能听见他们愉悦开心的叫喊声。黄昏降临时，依然能看见几个人在城墙上远远地朝着我们的方向，我不禁想，他们那充满迷信的脑子里一定又惊又惧，迷惑不解，不知我们这两个奇怪的人受到什么魔鬼的引诱，才来页岩峡谷这么无聊的地方逛来逛去。我们绕道返城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几个守望者飞快跑回去报告，正如我所想象的，大部分人此时才“四散回家。上床睡觉”，因此海边相当清静。我对着尾随的孩子们长篇大论知识的好处。开心的孩子们告诉我说，过年时所有学校都关门了。相对舒服的房间可不是免费的。第二天一早。 “邪恶的商人”平静地跟我们要1000文钱，但发现我竟然能用中文和他理论，他只得退回里屋。满脸愠怒。还拒绝帮我们搬运行李。

他这样做很可能难住裹在羊毛里的中国旅行者，但对欧洲人来说。情况就显得比较奇怪。“亲切的”店主发现我们竟然完全可以自己处理，干本应由他来帮我们做的事情。我礼貌地询问他的名字并写了下来，这时听到人群中传来了“啊呀呀”低低的声音，我继续将客栈的名字也写了下来，这让他们非常惊叹，店主终于为自己所说的话感到“抱歉”。随后。当着很多人的面。我们争辩着，公正地要求只付一半价钱，并说他应为自己的粗野行为承担责任。当天是赶集日，路上满是乡人，忙着从驴子身上卸下大捆柴火和蔬菜。为避免受到影响。我们走在队伍最后，没走多远，忽然有人扔了一个卷心菜帮子到我们面前，这是路上受到的唯一一次侮辱。如果这是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这种事一定会让旁观者幸灾乐祸。让身处不幸的陌生人浑身上下不舒服。但这里。情况多么不同啊！我提这件事，主要想说明中国人本身是无害的。我旋即转身问：“谁干的？”一些站得离我很近的人立刻指着远方某人。这时，我简单说了几句话，责备他们违背了自己口口声声说的“礼数”。问他们我是不是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作为中国“礼数”的榜样，大家沉默不语。于是我们继续前行。再也没有遇到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羞辱。他们其实是很讲理的人。很容易一经劝说即回复良好的脾气。至于他们是不是懦弱，想回答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他们的士兵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孤军奋战，勇敢地对抗欧洲部队。众所周知。广州暴民甚至捣毁了巡抚宅邸。无视我们的军舰发射出可怕的枪林弹雨；他们在接受外科手术时。也总带着欧洲人绝少敢于吹嘘的坚定神经。也许会有一两个欧洲人与众不同。但欧洲船员在暴风雨中几乎是废物。中国人行为的真正内核，其实是他所预设的“不介入原则”，不论做任何事，必须有强烈的个人动机才能让他行动。对他来说，站在那里看中国人杀外国人，和看外国人打中国人，同样事不关己。他们固守的原则和习惯导致他们的行为永远无法做到彻底无私。如果某人在街上晕倒，一个旁观者给了他一杯水。这个帮助他的人会因此觉得要对照顾、治疗甚至安葬这个病人负责任。如果富人开了公司，官员就一定会千方百计讹诈他。于是。 “别露富，少充狠”的信条就成了天朝百姓最安全的生活方针。现在，说“中国是人类中的蜂群或蚁堆，充满了人性挣扎的重负”几乎是一种时尚，但我迄今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多面性的威胁。北京的城墙。和其他很多城市一样，围住大量废弃土地和荒凉空间，似乎这些土地已被占用一般。在全然开放的乡村。则只能看到一些稀疏的村庄作点缀。到了1861年后。遭到起义者摧毁的很多不幸中心省份，依然一片蛮荒。而现在。外国人已经能够在有些地方自由漫游，尽情打猎，野鸡、鹿、野猪等应有尽有，即使是身处英国的有钱运动员。也无法如同现在的上海居民一般，能自由地追逐这么多自然宝藏。“人口众多”自然是中国的主要特点。但欧洲人因为自己的土地有限。根本无法想象这个广阔的国家是如何将这众多人口散布其间的。因此旅行中，我们经常评论说： “这长长的穿越之旅几乎没遇到什么居民，真是件怪事。”但是，这里的每一尺土地，都耕种过，总的来说。上面生长的东西只要能烧，不管是树木、荒草还是灌木，全被砍了下来。到处光秃秃的。人们出门搜刮任何能烧的东西，捆起来卖掉。我们在身边赶集的人群中拼命寻找蔬菜或牲畜的影子，但大部分时候找不到，看到的总是柴禾，有时拉货的驴子都被压在柴禾底下，完全看不见。村人总是高高兴兴地这样问候我们：“去哪里啊？先生？”“哦。散散步”，我这样回答。“散步！”他们吃惊地重复，然后就走开了。心里可能在想：“这个洋鬼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随后两天半我们跋涉过一个山谷，没遇到什么有趣的东西。连地质层面都没有什么变化，总是石英，石英，让人厌倦。我们想看看花岗岩、斑岩、片麻岩或随便什么别的。回报总算及时来到。不久后我们就从火成岩的压抑中解脱出来。看到了蓝色的青石灰岩高原。

P33-35

相信大部分人听说“马嘉理”这个名字。都是从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混杂于所有为了考试而需要背诵记忆的各种年代、事件之中。因此。当我由于翻译本书而向周围人们问及关于“马嘉理事件”时。通常要讲到由之引起的“烟台条约”。才能在大家脑海中浮现出中学课本的一点模糊记忆。

对我来说，由于偶然的机缘接触并翻译马嘉理的日记。以及他生命历程中最后几年的家信。让历史书上这个单调死板的名字，逐渐在眼前清晰凸显而成为栩栩如生的鲜活人物。

马嘉理于1846年5月出生于印度，并于1867年3月，以不满21岁的年纪来到中国，直至28岁生命终结于中国云南的一个边境山寨。其间。仅返回自己的故乡一次。在中国的七年间。他不仅掌握了中文这门古老深奥的语言和文字。能在旅行途中。抱着令我们现代人也觉得头疼的竖版大部头了解我们的历史，而且，足迹遍及北京、福建、台湾、山东、上海。并上溯长江。深入当时鲜有外国人进入的蛮荒之地：贵州和云南，并出境到达缅甸，目的是为英国寻求西南的通商之路。

幸亏在这七年间，他留下了丰厚的家书和日记，才能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从一个百年前西方人的眼睛里。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能从这七年间的书信和日记中，感受一个年轻生命的成长。体会他从顽皮到成熟。从青涩到为追寻理想而不畏艰险的历程。

马嘉理当时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肩负着作为英国人了解中国状况的“间谍”作用。工作性质加上自身广博的兴趣，让他的日记和书信呈现出庞杂的内容。涵括广泛，记录了大量当时中国的民风民俗、政治背景和事件、天气、建筑、风景、矿产、地质、地理甚至服饰状况，等等，再加上其个人的观察角度和理解分析，读来毫不枯燥，很多信息，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历史，也具有非常的益处。

这些内容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给一个年轻女性F.E.R.的信件，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翻译过程中我不禁预设这是他心仪的女友，这些信件常常连续几天不停笔。连篇累牍，其中1874年2月的一封信超过万言。而那样密集信件的热睛之下，仔细阅读其文字。却不见任何小儿女情绪。其中最流露情感的字句。也仅是他死前20天的如下短信：“刚收拾完东西，命令说明天一早启程……驻地异常简陋，暴露在夜晚的空气里。我此刻席地而坐，在锡桌上给你写信。”

个人无法选择历史，也无法选择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嘉理到底因何而死？具体过程如何？他所热忱追求，以之为实现理想手段的西南之行，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眼里。均会折射出不同的推理。作为当代中国人，读着这些百年前的文字，我们既对清政府时期内忧外患的国家忧心，但从人性的角度。也并非不能体会马嘉理在自我设想的理想中努力执著的艰辛。也许，还能更加理性地分析这历史事件背后，能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思索。

作为他死后由当时曾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的阿礼国结集出版的书信日记录，本书的编撰也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值得一提。我们会有趣地发现，本书的《前言》和《跋》中对他本人和他奉命穿越中国内地赴缅甸探路最后遇难这件事的评论有很大差别，《前言》中的他。是形象高大、为国捐躯的英雄和勇士，而《跋》中则充满对死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牺牲品的他的无比同情和遗憾。这些评注加上马嘉理自己的文字描述，让这个单一历史事件，呈现出多彩的视角。也提醒我们每一个读者，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解读和理解。不能陷入简单偏颇。

此外，由于本书同时包含了书信、官方日记和私人日记。部分内容存在着由于时间重叠而导致对类似经历的重叠描述等情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尽力将书信中的文字尽可能翻译得活泼、流畅、生活化。而对官方日记则尽量采用贴近当时时代感的文字方式来表现，也希望以此方式，为读者营造出百年前的氛围。以增加读者对照阅读的乐趣。

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由于他的部分书信是在旅行或舟车间歇时挤时间书写成的。常常无法一挥而就。因此，难免在描述的时序上有些微混乱之感。或时常记录下一闪而过的所见所想。有时稍显逻辑不够严谨。希望这一不足。能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还原马嘉理书写时的“现场感”吧。

作为一本有关历史的译作。书中的人名、地名、官员职位等皆非我之长项。若没有厦门大学历史系鲁西奇教授的细致校对和帮助。本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也要感谢翻译过程中帮助查找资料、一直支持我的朋友李丁。以及不断鼓励我的亲人们。此外，特别需要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们的耐心校阅。才能让本书终于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曾嵘

2012年12月25日于北京

为完整计，我遵嘱为时令不利、因本书日志及书信的作者马嘉理先生遇害而陡然终结的一次探险记录做点补充。马嘉理刚入领事处工作时，我担任当时的英国驻北京公使。他学习中文非常勤勉认真。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自然对他随后的职业生涯十分关注。他完全实现了自己在首都学习时对自己的期许。也为此，他的朋友们和出版商共同请求我为本书前面这些有趣的文字添加些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讨论探路队为何在中国边境遭遇敌意或许为时尚早，想要预测格罗夫纳先生工作结果的时机也还不成熟。至于他是否成功获取了可信证据来说明到底谁该为这一悲剧负责。谁煽动了对柏郎上校一行的攻击。还是如威妥玛先生所说的“曼允发生的谋杀只是个意外”。我们尚不了解。前后两次攻击到底谁该负责？谁是主谋？谁是罪犯？只有政府能够获取所有可靠信息和查清细节。在此之前，我们无法得出精准结论。

至于为什么要发起这一探险行动。威妥玛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印度政府表示想派一支使团进入云南，英国公使馆已从中国政府获得护照。允许4位官员绅士带领随行人员经缅甸过境，马嘉理先生则持单独的护照去迎接柏郎上校所带上述使团”。印度政府为何会作如此决定？为何选择这个时机重续司拉登少将没有获得满意结果的未竟事业？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最近我们读到安德森博士刚出版的有关这两次探险的书籍，说早在第一次探险，即1868年之前。本土及印度的英国商人就非常期待与中国西部进行陆路贸易。“兴趣最大的是仰光的商业社团。仰光是英属缅甸首都，也是伊洛瓦底江水上高速公路的重要港口。据说15年间这里的年贸易额已增至250万英镑。为避免在漫长危险的马六甲海峡及印度群岛航行，直接将我们的货物与富饶的云南、四川物产交换，这样的回报。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但我们从印度政府于1875年3月5日给索尔兹伯里侯爵发的急件中获悉的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官方回复却不太一样。其时。印度政府已经收到云南探路队遇难的消息。信里包含了一份《印度政府为实现女王陛下政府之愿望，即开拓英属缅甸与中国西部的贸易通道，为此进行的探险之由来及进展报告》。此外，信中还写着： “大人应该了解，不时有人建议开拓缅甸与中国西部省份之间的通道，印度政府对于是否能从中受益，从来不报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还有一个事实。1873年7月24日女王陛下驻北京大使写出的一封公函中说：“威妥玛先生认为经云南边境的贸易没什么前途。”在这一声明之后继续说：“尽管我们依然在考虑这个问题。外交大臣于1874年4月23日发来的第45号公函通知说。最近英属缅甸及中国边境最高专员报告说已说服大人再次组织人马探寻中缅边境的重要性，并已邀请英国外交大臣派出女王陛下代表与中国合作，如大人已了解这一行动未遭反对，则应帮助前往大理府之探险及相关所有安排”。从这封信函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外交大臣针对印度的行动，毫无疑问是在英国、印度及中国的英国商会不断请愿的情况下着手开始的。

在重商主义的理念中，若能大大缩短运输距离，减轻货物运输的危险性。就算付出艰辛的努力也很值得。这只是个简单的事实。至于具体路径。缅甸方面的记录证明了从中国到缅旬的通道几百年来就是“或走侵略部队，或行和平商队”，因此朝着这个方向推进也很自然。基于这一情况。1769年于八莫签订的和平条约中的部分条款已经对此实施了一定影响，条约规定应当重新开启两国间的“金银之路”。而实际情况是，从此前很久到条约签订以后，已经花费了大量精力开发这条贸易通道，英国及英印商人正满心期待着随之而来的共同利益。更不用说上个世纪东印度公司就已经于1795年在阿瓦（Ava）派驻了特使赛姆斯（Symes）上校。有关中国与缅甸之间交通路线的价值，不断引发公众的直接关注。1826年威尔科克斯（Wilcox）和克劳福德（Crawford）以及1827年孟加拉政府印制的地图。都包含了当时所能获知的中缅边境信息。这些，全都指向同一目标。我们1830年派驻阿瓦的公使伯尼（Burney）上校。及其后任彭伯顿（Pemberton）和汉内（Hannay），均在我们的印度帝国西北边境与中国云南的商业交流中做出过贡献。1862年，在英国专员法尔爵士（Sir.A.Phayre）指导下，印度政府希望与缅甸国王签订条约。想以契约的形式明智地重开经八莫镇通往中国西部的商路，特许英国商人居住于此，或旅行到云南，以及让中国人从云南自由进入包括上缅甸的阿萨姆邦（Assam）及伊洛瓦底江沿岸在内的英国领地。威廉博士住在曼德勒宫殿时。也曾到八莫进行了为期22天的旅行。查看这条经缅甸到中国西部的路线是否可行。总而言之，打开一条可行的商路是多年以来的想法。这一项目对住在缅甸的印度人有利，也对住在那里或英国本土贸易中心的商人有利。甚至法国人也有相同的想法。他们最近吞并了安南（Anam）、占领了东京（Ton-Quin），在印度支那半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正坚持不懈地寻机开拓由其占领之地进入云南的商业便利之路。他们似乎发现了由红河进入的最好最短的路线。可惜的是，对于大型贸易而言。入口目前处于半岛东侧而非西侧。而东侧的船只吞吐量目前已经导致了延误，因此很多船只只能取道马六甲海峡上溯中国海。这条航线既漫长又多少比较危险。不管从孟加拉湾还是从仰光出发。人们都不愿意走这条航线。

……

从他的日志中，我们能清晰地得出这最终的结论，如果我们的政府更关心自己臣民的生命，尽职尽责，就不会导致马嘉理这样的悲剧结局。也就是德比伯爵所说的“在英国的保护很难覆盖到的中国内陆省份建立领事馆本身也极为困难和危险”。

这似乎就是这段历史的寓意，如果在这本有趣的关于官员、百姓的脾气个性以及就算他们愿意也不能确定能不能控制得住暴民的日记揭示之前。我们就对已知的情况给予更加全面的考虑。很难相信我们还会采取这一行动。

1868年司拉登少将探路队的命运就已经不容乐观，但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它并不是悲剧再次发生的理由。至于这个探路队的情况，我完全同意安得逊博士所说的“打开商路的问题应该留待将来再行探讨”。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他说：“这个年轻官员的死亡以及英国使团在中国边境遇到的攻击。已经在千万人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指出这种印迹只有通过成功获取失败之地才能得以抵消。不论其中涉及缅甸人、克钦人、掸人部落还是中国人。我们都无法接受这挫败的性质，因为这也是我们自己一时冲动所带来的后果。众所周知但很少提及的一点是：我们在中部亚洲的位置决定了我们的威望高低。如果不愿意接受前进过程中的风险，我们也许常常会止步不前，但一旦前行，就很难做到无伤而返。因此，采取行动之前，应该适时衡权前进中的危险、不利因素、失败概率及其后果。不管这后果有多严重，多不受欢迎，一旦失败。就必然会发生。如果我们在治理东方时。不想全然损失远远超过优越武力的道德力量，并据此获得安全和商业特权。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能够成功的前提下，重新努力。在目前情况下，云南掸人和克钦人正在进行领土之争。此时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贸易通道的价值有多大，我深怀疑问。对此陆路贸易，我们可以合理预期。但却无法保证其充分的回报。因为任何政府想打开并维持贸易通道，一定会产生随之而来的风险和责任。毫无疑问。这样的通道古已有之。目前也确实存在。只不过非常不安全。即便如此，中缅老百姓依然利用它进行贸易。问题是这种贸易的价值何在？就算条件有所改善，其前景或开发能力又如何？最后，要花费怎样的成本才能营造更有利的条件？缅甸、中国和印度的英国商会期望商路永久开放，这很自然。但所有责任和负担均需由政府承担，预计一下，这成本不仅是金钱，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失败的后果，即与野人和半文明部落间的战争和边界之争的风险。以及与中国之间更加复杂的纠纷。大英帝国针对未开化国家的主要政策是：如果商人认为值得，可以自己开拓商路，自担风险。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如安得逊博士所言，就算云南的繁荣已经恢复，缅旬河流中正航行着汽船，英国旗帜已经飘扬在八莫这一贸易中心上空，这一切依然不足以为边界土地提供足够的供给，因此才必须打开这样一条持续的贸易通道。然而，根据我们目前的承诺。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自愿或有意识地选择政策。因此成本和价值的问题就不复存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唯一能采取的安全方法，就是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磋商，不再隐瞒或伪装我们的要求，谈出我们的真实目的。至于是否选择中缅通道。这只是枝节问题，多花些时间获取信息，我们自然能得出最好的结论。我们只能期望，不管选择什么方式，应通过和平手段找到令人满意的有效解决方案。无论如何。马嘉理所提供的从汉口到八莫的日志描述以及信息，非常完整。对当前的工作特别重要，具有永久价值。

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