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轶事》为我们集中展示了31位近现代最有影响的学人的500余则逸事，这些学人绝大多数是文科方面的知名专家。全书不以对学人著述和生活的全面记录为追求，而是收集、发掘、拣选出一些有趣的故事精心编撰而成。一个学人一个单元，按学人出生年序先后排列，每个单元又按故事发生先后编排。每个单元前面，则有作者精心编撰的学人小传，以介绍学人的籍贯、字号、求学经历、教学和科研经历、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学术著作等等事项。

20世纪上半叶，可谓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人处新旧过渡阶段、身逢中外碰撞时期，有代表性的学人不仅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能够背诵，同时外国的一套学问真工夫也被如数学来，加上社会转型、政治激荡、中西碰撞而各呈其能，因而成就了一段学术的辉煌。这个时代的学人，不仅学富五车，而且风采卓异，逸闻趣事同样可以满载五车，只因为散逸各处而仅显一鳞半爪，不似学人们留下的专著那样熠熠生辉。现在，叶新君广为搜罗、精心编著，撰成《学人轶事》，让一个个鲜活的学人走上前台。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将一幅幅严肃的学术面孔之外的别样新面孔呈现，可谓嘉惠众人。

《学人轶事》为我们集中展示了31位近现代最有影响的学人的500余则逸事，这些学人绝大多数是文科方面的知名专家。

这些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他们在上学、留学、教学、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或真实或系传说，均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学人的情趣、学问、爱好和品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学人所崇尚和遵循的学术道德和学术传统。一册在手，可在轻松中认识众多才华横溢的近代学者，在趣味中领略一个时代所积累起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人轶事》实可谓民国时代的《世说新语》。

辜鸿铭(1857—1928)

蔡元培(1868—1940)

章太炎(1869—1936)

梁启超(1873—1929)

张伯苓(1876—1951)

陈独秀(1879—1941)

柳诒徵(1880—1956)

鲁 迅(1881—1936)

马寅初(1882—1982)

熊十力(1885—1968)

黄 侃(1886—1935)

钱玄同(1887—1939)

陈寅恪(1890—1969)

刘半农(1891—1934)

胡 适(1891—1962)

陶行知(1891—1946)

刘文典(1889—1958)

赵元任(1892—1982)

许地山(1893—1941)

顾颉刚(1893—1980)

吴 宓(1894—1978)

钱 穆(1895—1990)

金岳霖(1895—1984)

林语堂(1895—1976)

傅斯年(1896—1950)

罗家伦(1897—1969)

潘光旦(1899—1967)

闻一多(1899—1946)

梁思成(1901—1972)

梁实秋(1903—1987)

叶公超(1904—1981)

辜鸿铭，翻译家、文学家。名汤生，自号“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7月19日(清咸丰七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八日)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

辜鸿铭幼年接受西式教育。1868年，他随义父布朗(英国人)夫妇前往英国游学。在义父的培养下，他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73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师从卡莱尔，专攻西方文学。1877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去欧洲大陆学习，得莱比锡大学工科文凭。1880年，他从英国回到槟榔屿，任职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1882年，他与撰写《马氏文通》的马建忠相遇，深受影响，转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1885年，他到广州，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后任两湖总督)幕府，担任洋文案(外文翻译)，处理翻译、邦交事宜。1893年，他兼任武昌自强学堂讲习。1905年，他担任外务部侍郎，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督办。1910年，他被清廷列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第二，列严复之后。1911年，他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1915年9月，他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门教授，讲授英诗和拉丁语等课程。1924年10月，他应日本大东亚文化协会邀请赴日讲学，达三年之久。1928年初，他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未到任。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意、拉丁、希腊语，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著有《尊王篇》(英文)、《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英文，即《中国人的精神》)、《呐喊》(德文)、《辜鸿铭讲演集》、《读易草堂文集》等，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译有《痴汉骑马歌》等；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将《论语》、《中庸》等译为英文，在西方流传甚广。

巧妙答房东太太

辜鸿铭早年在英国读书时，阴历每年冬天，必在自己的房间里备下酒馔，遥祭祖先。英国房东太太等他叩完头、祭拜完毕之后，笑嘻嘻地揶揄他说：“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你的祭品呢？”

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的鲜花的时候。”回答得诙谐隽永，令人会心解颐。

倒过来看英文

辜鸿铭有一回在英国乘公共汽车，车上一群英国人趾高气扬，脸上露出瞧他不起的神情，他不动声色地掏出一份报纸来看。

这群英国人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连英文都不懂，还要看报！你瞧，他把报纸都拿倒了！”

辜鸿铭等他们笑罢，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艺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

这群英国人大惊失色，等车一停就赶紧下车了。

看不起洋顾问

辜鸿铭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中充当洋文案(外文翻译)时，幕府中也有外国人充当顾问。辜鸿铭认为他们水平都不是太高，根本看不起他们。

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了起草文件，来向辜鸿铭请教一个英文字的用法。他听后一句话不说，走到书架上抱了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啪”地一声丢在外国顾问的桌子上，说：“你自己去查去！”弄得外国顾问很是尴尬。

发愤读书

有一次，两广总督张之洞做寿，府中大宴宾客。一帮文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辜鸿铭也在席间大谈西方学说。谈兴正浓时，他突然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在一旁一言不发，而且面有不屑之色。辜鸿铭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什么一言不发呢？”沈曾植轻描淡写地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但是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这番话对他刺激很大，记忆犹深。他知道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很不够，就向张之洞请教。在张之洞的支持和点拨下，辜鸿铭的学识日益精进。以后，他逐渐扩大范围，四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

二十年后，辜鸿铭再次见到沈曾植。他让人把张之洞的藏书一部一部搬到沈的面前，沈笑着问道：“你这是做什么？”辜鸿铭拱手施礼说：“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的，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的，我不懂？”

“呜呼哀哉，尚飨”

有一次，辜鸿铭应邀出席湖北自强学堂的开学典礼，全省官员以及教员学生百余人参加。典礼一开始，学堂监督梁鼎芬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篇颂词，叫一个日本归国留学生站在台前高声朗诵，对上至张之洞总督、下至学堂的各级上司歌功颂德。其颂词之谄谀肉麻，令在座的辜鸿铭浑身不自在。那位留学生终于朗诵完毕，辜鸿铭马上接着说：

“呜呼哀哉！尚飨——”

声音古怪又响亮，整个会堂顿时哄笑如雷，肃穆慷慨的气氛荡然无存。

擅长多种外语

有一次，两湖总督张之洞邀宴来访的俄国皇储和希腊王子一行于晴川阁。辜鸿铭以法语周旋其间。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俄国皇储与希腊王子私下用俄语嘀咕，意思是当晚还有他约，宜节量。没料到话音刚落，辜鸿铭当即对他们说：“此餐颇合卫生，还望贵客尽兴尽量才好。”客人十分惊异。

张之洞吸鼻烟，希腊王子感到好奇，忍不住用希腊语问俄国皇储，说主人鼻上所吸何物？辜又马上将此语转告张之洞，随即把鼻烟取来，递给希腊世子。皇储和王子更加惊奇，深感中国藏龙卧虎，小觑不得。不久，当他们得知辜鸿铭所显露的还是其不太擅长的外文语种时，更是惊诧莫名，骄傲之心大为收敛。

临行之前，俄国皇储郑重表示，若辜鸿铭有机会到俄国游历，他一定会以上宾敬待。他还特意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俄国皇储后来抵达上海，逢人便说：“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文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向外国人推广孔孟之教

有一次，日本政客伊藤博文来华，到武昌游玩，恰好辜鸿铭的英文《论语》译成，便送了一部给伊藤。伊藤说：“听说你素精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孟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吗？”

辜随口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也仍是三三得九，不能三三得八的。”

伊藤无言以对。

《爱民歌》

1902年西太后68岁寿辰时，大小官员大搞祝寿活动。辜所在的两湖总督府衙门自然也不例外，请来各国驻汉口领事及学界军界要人们，开怀畅饮，尽情享受。为了给大家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反复播唱新编为太后歌功颂德的《爱国歌》。

作为陪宴人员，辜鸿铭看着眼前热闹而又奢华的场面，忽然间想起了官衙外老百姓们的辛劳与悲苦。他颇有感慨地对邻座的梁鼎芬说：“唉，现在满街都在唱《爱国歌》，却没有人唱《爱民歌》的！”

梁鼎芬听罢，对他戏言道：“你何不试着编一首唱唱看。”

辜略一伫思，便说：“我已得佳句四，梁大人愿意听吗？”  “当然。”梁某应声道。

这时，只见辜鸿铭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地大声念将起来：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闻听这惊人的十六字打油诗，满座一片哗然。

孔子之教的好处

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外国朋友家的宴会，来客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众客人便推他居首座。席间，大家谈到中西之教问题，主人一向了解辜鸿铭的崇儒思想，有意活跃气氛，笑着对他说：“辜先生，你是一贯尊孔的，你说说孔子之教到底有何好处呀。”

话音刚落，辜鸿铭便笑呵呵地接道：

“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首座，即是孔子之教。若照竞争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争到胜败决定后，才能举箸，要是这样，恐怕咱们今天这顿美餐，就谁也别想吃到嘴了！”

如此恰当的现身说法，直听得满座洋人点头称是。P1-5

20世纪上半叶，可谓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人处新旧过渡阶段、身逢中外碰撞时期，有代表性的学人不仅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能够背诵，同时外国的一套学问真工夫也被如数学来，加上社会转型、政治激荡、中西碰撞而各呈其能，因而成就了一段学术的辉煌。这个时代的学人，不仅学富五车，而且风采卓异，逸闻趣事同样可以满载五车，只因为散逸各处而仅显一鳞半爪，不似学人们留下的专著那样熠熠生辉。现在，叶新君广为搜罗、精心编著，撰成《学人轶事》，让一个个鲜活的学人走上前台。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将一幅幅严肃的学术面孔之外的别样新面孔呈现，可谓嘉惠众人。

《学人轶事》为我们集中展示了31位近现代最有影响的学人的500余则逸事，这些学人绝大多数是文科方面的知名专家。全书不以对学人著述和生活的全面记录为追求，而是收集、发掘、拣选出一些有趣的故事精心编撰而成。一个学人一个单元，按学人出生年序先后排列，每个单元又按故事发生先后编排。每个单元前面，则有作者精心编撰的学人小传，以介绍学人的籍贯、字号、求学经历、教学和科研经历、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学术著作等等事项。

这些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他们在上学、留学、教学、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或真实或系传说，均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学人的情趣、学问、爱好和品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学人所崇尚和遵循的学术道德和学术传统。一册在手，可在轻松中认识众多才华横溢的近代学者，在趣味中领略一个时代所积累起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人轶事》实可谓民国时代的《世说新语》。

一

打开《学人轶事》，扑面而来的，首先是与一本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和长篇大论所不同的新奇面孔。如我们在研读著名学者刘文典的《庄子补正》(10卷)、《淮南鸿烈集解》等著作时，绝想不到他不但是个敢当面顶撞蒋介石的硬汉子(见“顶撞蒋介石”)，也是个在国难当头而自我消沉、抽起鸦片烟以麻醉自己的“软骨头”(见“二云居士”)；如著有《姓名古训辨证》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这个“傅大胖子”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干将，还曾经将蒋介石政府里的两任行政院长骂下了台(见“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同样是这个“傅大炮”，有时则心细如丝，如一次在重庆跑日本的空袭警报时，面对急促凌厉的空袭警报，住在同一栋楼第一层的傅斯年不但没有往楼下跑，反而拖着肥胖的身躯往住在第二层的陈寅恪家跑，因为他怕双眼已几近全盲的陈寅恪有危险，直至搀扶送他进防空洞(见“悉心照顾陈寅恪”)。

近代学人辈出、群星璀璨。但近代实在是个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时代，既有全盘西化论者，也有长辫拖肩者。比如清亡后不剪辫子的辜鸿铭，他是生在南洋(马来西亚)、学在西洋(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婚在东洋(娶日本人为妻)、任在北洋(在北洋系统任过职)的“四洋”奇才。一次，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有学生对其脑后拖着的长辫子窃窃私语，他当即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见“斥无形的辫子”)。这样的话语听起来是那么的振聋发聩。

又如，“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不仅通晓世界上在用的各种主要语言，据说会说33种国内各地的方言。一次，他在公开场合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的各地方言，十足地表演了一次方言的“全国旅行”(见“表演‘全国旅行’”)；而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少“老乡”，他用巴黎世俗土语和带柏林口语的德语，与当地人交谈聊天，便多次被认同为“老乡”(见“中国语言学之父”)。

再如，学人们对待婚姻和爱情的趣事，在书中也多有展示。如章太炎反对包办婚姻而在报纸上刊登的“征婚广告”，提出征婚五标准：一、女方是鄂籍；二、大家闺秀，性情开化；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五、夫死可嫁，亦可离婚，使得众多慕名而来的大家闺秀望而却步(见“广告征婚”)；蔡元培则在自家书房上贴了择偶五条件：一、女人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些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条件，同样让媒人惊骇离去(见“惊人的择偶条件”)。此外，如赵元任的新式结婚(见“新人物的新式结婚”)、许地山的爱情公约(见“许地山的‘爱情公约”)、吴宓的苦追女诗人毛彦文(见“苦爱毛彦文”)、林语堂烧结婚证书(见“烧婚书”)等，无不在风趣幽默中尽显这些学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二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在一次对大学新生的演讲里说：“根据我的经验，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议论某位老师(教授)课堂上(或课堂下)的趣闻逸事——我们当年做学生时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以至于毕业很久了，当年这些教授们讲了些什么，都已忘却，惟独这些逸事反见鲜明，每次同学聚会必津津乐道，有时候还写成了文章。”(见《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北大演讲录(一)》，载《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诚如斯言。譬如，对于陈寅恪，由于一个时期的渲染，可谓人人皆知，但真正了解和熟悉其学问的人则实在不会太多。不过，透过他的诸多逸事，这位著名学人的形象便令人难忘，例如他在撰写对联中所透露出的才情和风趣。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时，他为学生作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位导师王国维在清宫教过已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任过南书房行走。因此，可以说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也是大清皇帝的同学(见“赠联诸同学”)。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罗家伦192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拜访陈寅恪。他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编的《科学与玄学》，记叙了张君励、丁文江辩论的一段旧事。陈寅恪在翻了翻后，送给罗家伦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联中嵌入“家”“伦”，甚为精妙。罗家伦大笑不止。陈则再送匾额一个：儒将风流。陈寅恪解释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见“赠联罗家伦”)此外，人所皆知的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出的国文试题中，陈寅恪出的“孙行者”的上联、让考生对下联的故事(见“孙行者”)。正是凭借这些逸事，让我们认识和加深着对陈寅恪先生的了解。

清华园里的故事到处流传，北大发生的“刘博士”与“胡博士”的故事，也同样有趣而令人回味。1919年2月，胡适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修改，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名义出版，并在封面上赫然写着“胡适博士”五个大字。一时间，“胡博士”的称呼满街皆闻。其实，那时的胡适只不过是个“博士候选人”，并未获得博士学位，是在十年之后，才正式获得学位的，但当时并没有人去考证这个博士的真假(见“胡博士”)。1917年受聘为北大预科教授的刘半农，连高中文凭也没有，而与他同年生的胡适常常以博士自居，自然有意无意地让刘半农受到刺激，因此下定决心要到国外拿个博士回来。经过数年苦读，刘终于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因为学位是国家所授，便屡屡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因此，在北大的圈子里，“刘博士”与“胡博士”并称，相与流传(见“自称‘国家博士’”)。

书中选辑的两则教授择时为大学生讲课的故事，则反映了那个时代教学之灵活和师生之有趣味。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在中文系开设《文选》课。一次，他在讲了半个小时的课、结束上一讲的内容后，忽然对学生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周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到了这一天，校园里摆下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从而使学生们获得了奇特的体验和难得的享受(见“择时讲《月赋》”)。与刘文典月圆之夜讲《月赋》相辉映的，是闻一多趁夜讲《楚辞》。闻一多在清华有一个学期讲《楚辞》时，有一次与校方交涉，要将课移到黄昏后上。待至人约黄昏后，点上一支烟、念过“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的开场白后，讲课开始，直至兴味盎然地讲到“月出皎兮”之时，才全兴而归(见“趁夜讲《楚辞》”)。

三

这些逸事给读者的收获，并没有到此就完。实际上，我们从这一幅幅鲜活的单个面孔背后，是能够看出那个时代的一些面孔的。

譬如，柳诒徵训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没有民主修养(见“训斥教育厅厅长”)，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学人不畏权贵的品质和独立人格；没有大学学历的钱穆被燕京大学聘用任教(见“因《先秦诸子系年》而成名”)，“不是博士、没有著作”的陈寅恪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见“力荐陈寅恪”)，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看重真才实学和教育制度之灵活；校方听从冯友兰等一批学生的反映，将不称职的教师解聘(见“赶走不称职教员”)；以及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成为著名诗人的臧克家等，都是当年因为文学才华卓绝而数学却考零分进入大学的学生(见“破格录取臧克家”、“被破格录取”等)，同样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活跃、学术发达的一些面貌及某些深层之因。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不同风格、不同学派的学人兼容并包、相互激荡的片段，以及那个时代学人的学识、气度与雅量。而这些都是以一种轻快、幽默、机智的故事表出，读者只需在轻松阅读中细心玩味，便不难发现其中奥秘。比如风头最劲的新文化运动于将胡适等与另一拨留美派、主张“融化新知，昌明国粹”的“学衡派”干将吴宓、胡先骗、梅光迪和柳诒徵等人的针锋相对，(见“倾力办《学衡》”“欲杀胡适耳”等)；比如民国时代极有影响的“疑古派”与反对者之间发生的故事(见“考证‘禹的生日’”“上课趣说‘疑古’”)；比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黄侃等新旧两派学人虽然观点对立而免不了要斗智斗勇，但表现出来的逸事则令人朵颐，学人情怀与学者性格跃然纸上(见“与陈独秀的过节”“雅谑胡适”“反对白话文”“称胡适为‘著作监’”“为黄侃圆谎”“与黄侃争吵”“与钱玄同合演‘双簧戏’”等)。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具体形态。譬如在北大，章太炎一生弟子众多，特别是一拨留日派弟子如马幼渔、朱希租、钱玄同等来到北大任教，将桐城派旧学人逐步挤出北大主流；留学欧美而到北大的学人又逐渐取代留日学人掌握主要话语权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蒋梦麟校长的再展雄风，至20世纪20年代北大逐步完成现代学术的转型。又如在清华，1928年罗家伦以北伐军少将的身份任清华学校的校长，将清华改制，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走上“教授治校”道路，解聘不称职外国教授、广罗优秀人才，进行教学改革等。

由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学术转型在北大和清华的逐步完成的过程(见“在清华搞‘四化’”“解聘外国教授”“强聘蒋廷黻”等)。所有这些，在书中均有不同体现，只要细心阅览，便不难找到里面的蛛丝马迹。

四

与过去相比，现时代的学人似乎趋于死板、流于无趣。实际情况也许并不是这样，或许只是一些回忆录并没有完整地反映出学人真实的一面。因为时下的一些回忆文章，多半是些只适合在政府官员开会的场合上宣读，而实不宜三五人群聚在学生宿舍津津乐道。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去到台湾的一些学人，在撰写回忆文章时，尚多少保留着当年的那份韵味，而大陆由于经历长期的政治运动，学人在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后，早已收敛起风雅轻松的一面，也因而文章飘逸有趣者不多见。一些回忆文章刻板，也正反映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心灵打不开自然就赤裸裸地直奔主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张中行、季羡林等先生一些回忆文章的出现，一些有味道的回忆文章才慢慢地增多起来。近年来，笔者在与一些北京的中青年学人接触和参加相关研讨会时，他们风趣幽默的言谈、私底下流传的一些学人逸事，仿佛又看到了民国时代学人的这一个侧面了。

《学人轶事》参考大量文献，为读者展现出了近代学人真性情的一面，实质也寓含了作者的一种态度。此书当初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之时，叶新君不仅在一所大学同时开了两门出版方面的专业课程，手头做着版权法和出版法的研究课题，还担任了该大学出版系的系主任，工作之繁忙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虽然作者曾表示将会写一长文置于书前，系统地概述一下民国时代的学术、本书所收所写的因由、选编标准及题材取舍等等，无奈均因时间不够用而舍弃了。而目前国内出版业繁荣，历史题材的图书也是常做常新。就笔者所见，近代学人的轶事已多有人在关注，如近来已有刘文典逸事等专书出版。此次修订再版，加上各位学人的照片，并对这些逸事进行精选，也是对当年缺憾的一种弥补。

写到这里，不由得感叹时间流逝之快。二十年前，笔者与叶新君同读于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历史系。那时我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为题，申请了学校的青年科研项目经费，甘苦自知地做起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而自谓来自徽州(歙县)的叶新君则是举重若轻地阅览着这拨人的另一面。而这大半是受当年“哈佛三剑客”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徽州休宁人)先生的影响所致。据说吴先生当年于抗美援朝时期站在“国立武汉大学”的校门牌坊(由右向左书写)下演说时，随口就说出了“学大汉、武立国”，活用了校名；而1989年初期吴先生对新登门拜访的我班学生谈到“史学危机”时，也巧妙地说出“‘危机’就是‘危险’加‘机遇’”，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多年来，虽然从事的研究领域早已非牛是马，但叶新君对近代学人的雅好却始终保留了下来，并终于以一本叶氏风格的书予以呈现。

《学人轶事》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个大学者的面前，见着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映照出了那个时代的丰富多彩，也揭示了时间力量之大、时代变化之大。我想有此之好的叶新君，不妨把那个时代的外国学人的逸闻趣事也一并辑录出来，特别是被介绍进中国、或在中国有过影响的外国学人的面貌勾勒出来，也就更能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学人的整体面貌了。而就我所知，叶新君对此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且让我们翘首以待《学人轶事》的姊妹篇早日问世。

刘诗平(新华社记者)

2005年5月写于香港皇后大道东，2010年4月改于北京宣武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