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党的早期领导人中，除了被肯定被颂扬的之外，其他人有的被尘封，有的被贬损，有的被全盘否定……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早期领导人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中被开除出党，直至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最终未能恢复党籍；张国焘背负着本不应由他承担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罪名，投靠了国民党，最终老死加拿大；王明忠实地履行了共产国际“左”右倾路线，带着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重负，在莫斯科落幕人生；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张闻天、李立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这十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却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又都有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杨帆精心攥写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1921-1935）》，为读者一一解密。

杨帆编著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1921-1935）》选取处于中共早期领导核心的、在党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共高层领导10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以翔实的历史史料、包括大批原始资料、大量同时代人口述文章，借鉴党史权威认定的成果资料，通过大量客观事实，记述他们的生平事迹，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力求客观、公允。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1921-1935）》是第一本详细介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书籍，所述人物在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的经历及故事却鲜为人知，本书是市场上第一本详细介绍他们生平的作品，作者通过大量史料的披露将他们的真实经历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1921-1935）》中故事波诡云谲、惊心动魄，能够强烈吸引读者的兴趣，更能够满足读者强烈的历史求知欲望，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及对历史人物的真实认知。

陈独秀——建党爱党回党工作梦难圆

　宣传革命，饿着肚子办刊

　冲破阻挠，携妻妹远走他乡

　安庆为官，不认封建爹娘

　北大执教，《新青年》大放异彩

　相约建党，前后三次被捕

　国共合作，主张放弃争权

　北伐之中，国际态度突变

　抵制“左”倾，成了右倾代表

　两子被杀，老子何惧坐牢

　一身傲骨，贫病交加中离世

李大钊——为革命慷慨就义死而无憾

　东洋求学，十岁新郎的抱负

　宣传革命，北大红楼的灯光

　相约建党，南陈北李均缺席

　形势突变，“北赤”避走深山

　亲自挂帅，组织反帝斗争

　坚贞不屈，惨遭军阀杀害

　亲友相助，保护烈士遗孤

张国焘——党的叛徒漂泊半生客死多伦多

　追求革命，争当五四旗手

　避难上海，筹建共产党小组

　参加建党，得罪马林遭贬

　获释出狱，三下广州传令

　南昌暴动，国际翻云覆雨

　排斥异己，“大肃反”血染苏区

　转移苏区，长征路上争权

　西路军覆没，引发旧事重提

　出走武汉，投到老蒋门下

　半生漂泊，晚年客死异乡

瞿秋白——凛然赴死一腔忧愤“多余”说

　饿乡之行，一生结缘苏俄

　亡妻再续，因何备受指责

　理论先锋，走红共产国际

　身居要职，犯了盲动错误

　主持正义，落入宗派陷阱

　落难之中，大先生手足情深

　死何所惧，一腔忧愤“多余”说

　斯人已去，身后是非何其多

李立三——主政三月抵抗共产国际一生遭厄运

　留学归来，领导安源罢工

　暴动三月，带来一生厄运

　两犯王明，落难苏俄十五载

　报效祖国，好日子昙花一现

　一封请示，空降三顶大帽子

　“文革”遇害，难解死亡之谜

蔡和森——不畏艰险为国捐躯浩气贯长虹

　“向蔡同盟”，划时代浪漫婚礼

　舆论配合，站在五卅最前端

　向蔡分手，莫斯科再觅知音

　忍辱负重，危难中毅然赴港

　至死不屈，惊天地泣鬼神

向忠发——工人总书记被捕叛变迷雾重重

　机缘巧合，小工人变大领导

　苏联之旅，总书记缘定苏俄

　立三路线，谁为它摇旗呐喊

　王明上台，总书记成了摆设

　一夜风流，却换来一场噩梦

　被捕三日，阴差阳错被诛杀

王明——共产国际“红人”争权不成投靠莫斯科

　留学苏联，攀上了一棵大树

　春风得意，“矮丈夫”何患无妻

　狱中求救，人生中一大败笔

　背靠大树，失意中一步登天

　遥控中央，做了中共太上皇

　代表国际，昆仑山来的神仙

　躲避批判，孟公府内当孝子

　一去不归，抛出《中共五十年》

博古——“中央小伙子”罹难举国同悼

　追随王明，成了“中央小伙子”

　相恋中大，夫妻双双进苏区

　错失良机，广昌战役定生死

　湘江遗恨，秦邦宪几欲自杀

　遵义交权，无可奈何花落去

　旗帜鲜明，远离了昔日挚友

　谈判归来，飞机失事黑茶山

　英烈已去，六遗孤相聚北京

张闻天——“开明君主”遵义建功最终遭迫害

　告别洋妻，回国后一步登天

　脱离“左”倾，博洛分道扬镳

　毛洛联合，遵义会议定乾坤

　好事多磨，毛泽东力促佳缘

　清算旧账，远离了权力核心

　忧国忧民，庐山上横遭批判

　发配南方，成了无刑期罪犯

　千秋功过，终有历史辨忠奸

参考文献

陈独秀——建党爱党回党工作梦难圆

宣传革命，饿着肚子办刊

金秋季节，一个霞光映满天际的清晨，在安庆南水关一座普通宅院里，走出两位身背包裹的青年，他们身穿蓝布裤褂，脚蹬白鞋，显然在为过世不久的长辈戴孝。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22岁的陈独秀和年长他7岁的哥哥陈庆元。

身后送行的家人，有陈独秀的嗣母谢氏、妻子高晓岚和3岁的儿子陈延年；陈庆元的妻子张氏和三个儿子。

准确说，除了远在东北做官的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外，陈家全家人全部出动了。

望着留在家中的女人、孩子和老人，望着这座珍藏了太多美好记忆的宅院，陈独秀既悲伤又感慨万千。

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家里，陈独秀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他两岁丧父，五岁过继给四叔陈衍庶，17岁以院试第一名考中秀才。陈家书香门第，代代习儒，由于儒业不兴，功名不显，陈独秀的父祖辈为此耿耿于怀。好在其嗣父陈衍庶于1875年考中恩科举人，历任知县、知州、知府，使陈氏家族一度跻身安庆名门望族。但陈独秀的生父陈衍中却在考中秀才之后，“屡困场屋”，虽教书为业多有成就，却不曾中举是为终生遗憾。生父英年早逝后，生母查氏更是把其父一生夙愿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直到一年多以前母亲去世，陈独秀才得以摆脱科举考试的桎梏。

此前，陈独秀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曾与安徽省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江讳等人联系密切，并写下《扬子江形势论略》，提出改进长江防务的建议，一时名声大噪，获“皖南名士”之美誉。维新变法失败后，陈独秀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意识到依靠清廷实行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但又不知救国救民路在何方。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让中国人认识到日本军事的强大，纷纷东渡学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犯东北，大肆屠杀东北人民，1901年中国又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举国哗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陈独秀怀揣寻求救国图存道路的想法，决定自费求学日本。

这是1901年10月，陈独秀与陈庆元离家后，陈庆元前往东北投靠其四叔陈衍庶，陈独秀则浮槎东渡，开始了他未来14年中五次东渡日本的经历。

到日本后，陈独秀进入高等师范学校速战科学日语，其间曾加入“励志社”，虽不久脱离，但受其中成员影响，思想转向革命。在日本学习半年后，1902年春，陈独秀返回家乡，与好友潘赞化、葛襄、何春台等人共同组织“青年励志社”，以安庆北门的藏书楼为学社社址，传播革命思想。

但他们的活动很快引起清政府地方当局的注意，安庆当局将学社中的首要分子列入通缉对象，陈独秀闻讯后，为躲避抓捕，第二次远渡日本。

这次到日本后，陈独秀结识了冯自由、苏曼殊、张继等人，组织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

1903年4月，沙俄不仅拒绝执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的撤离东三省，而且妄图进一步侵略东北甚至蒙古，激起留日学生的满腔愤慨。留日学生自发组成拒俄义勇军，准备开赴东北，与俄军一决生死。清廷对此极为恐慌，联络日本当局野蛮干涉，将拒俄义勇军强行解散。

为表示对清政府的强烈抗议，陈独秀与邹容、张继商量给清政府点“颜色”看看，于是别出心裁，在4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晚，三人悄悄潜入清廷委派到日本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住所。黑暗中，他们将姚文甫从床上拖起来，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姚文甫的长辫子便落入陈独秀手中。

此时姚文甫早已吓得瘫软如泥，以为几人深夜闯进寓所是要他的脑袋，吓得连连求饶。当三人离去后，他才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摸摸脑袋还在，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辫子没了，又惊出一身冷汗。清政府官员没了辫子，如何出门见人？而此次反清留学生“以发代首”，下次无以替代，说不定脑袋真的就没了！

天一亮，姚文甫便立即报警，吁请日本警察抓人。

陈独秀等人离开姚文甫的寓所后，当夜将其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不料，日本警方很快查出“剪辫事件”为陈独秀三人所为，4月底，陈独秀三人被驱逐出境。

这次回国，正值拒俄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陈独秀立刻返回安庆，于5月17日在藏书楼举办爱国演讲会，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以及桐城、安庆等校学生300多人，冒着滂沱大雨赶赴会场。陈独秀在演讲中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但安庆知府桂英很快查封了藏书楼，并勒令各学堂总办，开除进步学生。陈独秀闻讯，于6月27日星夜逃出安庆，避居上海，躲过一场牢狱之灾。

到上海后，由留日同学张继介绍，与张继等人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7月中旬，《国民日日报》正式创刊，章士钊为主笔，陈独秀与张继协助，陈去病、何梅士、林解等人撰述。9月，19岁的苏曼殊从日本归来，留在编辑部为《国民日日报》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

当时苏曼殊每翻译完一部分，便交给陈独秀看，陈独秀会用毛笔做些圈点，或者加些文字。有天章士钊拿着一叠稿子来找苏曼殊，对苏曼殊的译文提出异议： “子谷，这些译文是原文中的内容吗？” “哦……是仲甫加上去的。”苏曼殊迟疑一下说。 “这样不行，翻译作品要尊重原著，讲求信达雅。” “现在是特殊时期，没必要受此拘泥。”陈独秀说，“要紧的是把国人从梦中唤醒。至于信达雅，以后有时间可以重新翻译。”

见陈独秀如此说，章士钊没有再反对，并根据苏曼殊的提议，在每天连载的译文上，以“陈由己”的笔名将陈独秀的名字署在苏曼殊的名字后面。

当时报社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一幢楼房里，楼房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印刷厂地，上层为编辑办公及住宿场所，陈独秀与章士钊、苏曼殊等人就住在楼上。时至深秋，有天已是日上三竿，陈独秀还睡在床上不醒。章士钊喊他起床，陈独秀才从床上爬起来，在穿衣时，站在床边的章士钊突然发现他的蓝色布衫领口有些灰白色的东西，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不由得惊叫一声： “你领子上是什么东西在爬？” “虱子罢了，无须大惊小怪。”陈独秀低头看一眼，毫不在意地说。 “不要弄到我身上，不要弄到我身上。”

章士钊惊讶地看着陈独秀，连忙退出好远。这时，苏曼殊来找陈独秀，章士钊指着陈独秀的领口对他说：“我原以为仲甫是天生的领袖，想不到他还是天生的乞丐。”

话音一落，三个人哈哈大笑。

在共同办报的日子里，陈独秀与章士钊、苏曼殊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由于《国民日日报》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该报在长江一带被禁发，造成经费短缺，于当年12月初被迫停刊。大家分手时，章士钊写诗云：

我与陈仲子，

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

字字挟严霜。

1904年2月，陈独秀在桐城学堂房秩五等人帮助下创办《安徽俗话报》，该报以反帝救国开启民智为宗旨，于3月31日正式出版。由于在安庆无法解决发行问题，陈独秀只身来到芜湖，找到友人汪孟邹，想以他的芜湖科学图书社为发行机关。当时的条件比办《国民日日报》更为艰苦，科学图书社社址在芜湖长街中段一个阁楼上，当陈独秀背着包裹来到图书社的时候，汪孟邹对他说：

“仲甫，我这里的条件你都看到了，办公条件极差，生活也是清苦得很，每天只有两顿稀饭。”“没关系，两顿稀饭就好。”

陈独秀毫不在意条件的艰苦，他在意的是汪孟邹的发行能力，汪孟邹已经在全省各地建立了供销点，而且北到辽东，东到上海，南到广州都有了订户。在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主编出版《安徽通俗话报》22期，以“三爱”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内容广泛，集中体现了进步倾向和反帝爱国的思想。也正因为此，该报于1905年9月被清政府地方当局勒令停办。后来回忆起当时艰苦创业的情景，陈独秀曾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年龄，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安徽俗话报》停办后，陈独秀又与柏文蔚等人创办秘密军师团体岳王会，该会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目的，以陈独秀为会长，参与了吴樾谋刺清廷五大臣活动。然而在1906年初芜湖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时，陈独秀却拒绝加入，认为同盟会鱼龙混杂，不加入照样可以革命。

此后在1906年至1909年间，陈独秀两次东渡日本。第一次在1906年春夏之际，与苏曼殊结伴东游，入秋即返回；第二次在1907年春，到日本后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并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共同组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帝为宗旨，“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但由于入会人员复杂，该会存在约一年便悄然消散。

此间，陈独秀住在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与章士钊、苏曼殊同居一室。当时陈独秀28岁，章士钊26岁，苏曼殊23岁，由于苏曼殊年龄最小，一些跑腿的事便都落到他的头上。

有天三人断顿，饥饿难忍，章士钊与陈独秀找出几件衣服交给苏曼殊，让他去当点钱买食物。岂料苏曼殊一去便没了踪影，直到半夜才回来。陈独秀与章士钊正饿得睡不着觉，赶紧向苏曼殊要食物，苏曼殊手里却只有一本刚刚买回的书。“是想买吃的来着，可这本书一直买不到，今天好不容易碰到，就买下了。”

苏曼殊说得不紧不慢，沉着冷静，陈独秀与章士钊气得一通谴责，但由于腹中空空实在没有力气多说，也只好饿着肚子入睡，苏曼殊却如饥似渴秉烛夜读，一口气将新书看完。

不久，章士钊因结交有夫之妇为女友，招惹是非，率先回国，陈独秀也于1909年9月告别苏曼殊踏上归途。

P6-11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一辆带篷的骡车在天寒地冻之中，悄悄驶出北京城朝阳门。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30岁左右的“商人”，戴着金边眼镜，挎着装满账簿的公文包；一个是40岁左右的“病人”，头戴毡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他们，就是被称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他们一个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一个是北大文科学长，一个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为了帮助陈独秀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护送陈独秀赶赴天津，从天津登船奔赴上海。一路上，他们探讨着中国革命之路一

“我们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李大钊认为，在中国建立苏俄式政党，首先需要陈独秀这样有影响的人出面倡导和组织。陈独秀此前刚在《新青年》宣言中称：永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而苏俄式政党，正是为全社会谋求幸福的政党。

“好！正是英雄所见略同。”陈独秀高声作答。

两人一拍即合，朗声大笑。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在上海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12月更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接着，南陈北李分别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在南方和北方各地发展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共13人，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了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

从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侵略军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党的成长经历了种种磨难，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充满了坎坷。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无论对还是错。而事实证明，共产国际的诸多指令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的时候，共产国际发出一系列持续“左”转的指令，尤以“五月指示”为最。在国民党已全面排斥共产党的情况下，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建自己的军队，改造国民党，无异于天方夜谭。而随后在一连串的反右倾中，共产党出现了一连串的“左”倾暴动；王明的上台，更是将党带入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沉痛灾难之中，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之初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仅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尤其湘江一战，红军死亡人数便高达30500多人！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几乎“包办”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人选，在出现陈独秀抵制“五月指示”之后，以理论走红共产国际的瞿秋白被推举上台；紧接着，瞿秋白从“左”倾盲动错误造成的危害中败下阵来。面对陈独秀、瞿秋白这些大知识分子领导的错误，共产国际开始迷信工农出身的干部，于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登上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宝座”。

而在向忠发与李立三联合违抗共产国际命令的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国际越发觉得建立一个听话的中国支部，比建立一个有作为的中国支部更为重要，于是，被共产国际看好的留苏学生“出场”了，第一个上台的便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亲信、27岁的王明。随着王明出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24岁的博古成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

而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更是将对党内同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带入了中国党内，不仅使20世纪30年代各根据地大批革命同志蒙冤被杀，而且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

在党内斗争的发展中，在党的成长壮大中，党的早期领导人相继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归宿。他们之中，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者有之，为革命事业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被开除出党者有之，叛变投敌者有之，在“文革”中受迫害者有之……

陈独秀在与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中被开除出党，直至在贫病交加中离世，最终未能恢复党籍；张国焘背负着本不应由他承担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罪名，投靠了国民党，最终老死加拿大；王明忠实地履行了共产国际“左”右倾路线，带着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重负，在莫斯科落幕人生；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张闻天、李立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党的早期领导人中，除了被肯定被颂扬的之外，其他人有的被尘封，有的被贬损，有的被全盘否定……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早期领导人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书选取处于中共早期领导核心的、在党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共高层领导10人，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包括大批原始资料、大量同时代人口述文章，借鉴党史权威认定的成果资料，通过大量客观事实，记述他们的生平事迹，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力求客观、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