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叙了我国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与《明报》间的故事。

全书以1959-1994年这段时间为背景，详细阐述了《明报》从一份都市小报伴随香港和大陆的时局变幻发展壮大为华文领域一份政论性大报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中，特别是三次大的发展机遇面前，金庸对《明报》的驾驭和作用。

此外，本书还以《明报》为中心，结合上溯下延的报业资料，较为翔实地描绘了这个时段香港其他中文报纸的办报特点和香港中文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因此，本书不仅适合广大金庸迷来阅读，也适合广大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及其爱好者阅读。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领域的一代宗师，可谓誉满中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作为一代报人，却为人知之甚少。其实，正如金庸自己所言《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

本书截取1959年金庸离开长城电影公司创办《明报》，到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集团荣誉主席的这段时间来研究。详细阐述了《明报》从一份都市小报伴随香港和大陆的时局变幻发展壮大为华文领域一份政论性大报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中，特别是三次大的发展机遇面前，金庸对《明报》的驾驭和作用。

不仅如此，本书还以《明报》为中心，结合上溯下延的报业资料，较为翔实地描绘了这个时段香港其他中文报纸的办报特点和香港中文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很好地填补了香港作为中国现当代中文报业中心断代史系统研究领域的空白。

序言：《金庸与(明报)》的回归

台湾版序：一书写尽《明报》史

香港版序：填补空白

序幕

第一章 香港——1959年

第二章 少年金庸

第三章 野马

第四章 创刊的故事

第五章 寻找读者

第六章 五月人潮

第七章 “自由谈”的成功

第八章 笔战

第九章 树立权威

第十章 “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第十一章 《明报》斗委会

第十二章 七兄弟姊妹

第十三章 希望和平统一

第十四章 自由+法治=稳定+繁荣

第十五章 押摊

第十六章 火烧《明报》

第十七章 早纸委员会

第十八章 五字真言

第十九章 经营与新闻自由

第二十章 六亿元商誉

第二十一章 广告政策

第二十二章 建构组织

第二十三章 漫长的改革

第二十四章 改革和挫折

第二十五章 房间里的怪兽

第二十六章 矛盾重重

第二十七章 社评特色

第二十八章 不变的报业精神

第二十九章 文人办报与一人报业

附录一 香港报业的环境

附录二 金庸·林欢·电影

附录三 香港的“抗暴小报”名录

附录四 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附录五 1939年《星岛日报》组织架构图

附录六 香港报业史的研究

附录七 《明报》历年销量表

参考书目

金庸13岁已随着学校过着漂泊的生活。在四十年代念中学的期间，金庸曾以“查理”笔名，投寄散文去浙江的一份大报《东南日报》的“笔垒”副刊，该副刊由陈向平主编。当年所写的散文，主要是批评文人自怨自艾的通病，激励读者自信自强，挽救民族危亡。金庸15岁时，曾出版了一本《给投考初中者》的参考书，成为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畅销书，所得的版税，足以支持他自己及妹妹求学的生活费。金庸与写作和出版的不解之缘是从他少年时代开始的。

抗战流徙的生活，把金庸训练得很大胆。金庸念高中及大学时，曾接受军事训练，会开枪、掷手榴弹。抗战时曾踏自行车走几千里的路，从浙江到重庆念大学，途中日军炸弹就在车旁炸开了一个大洞。流徙的生涯，也丰富了金庸的见闻和文学修养。他曾在西南穷乡僻壤生活了两年，那是苗人汉人聚居之地，每一个人都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冬日晚上，当地汉人苗人围着火堆，边烤红薯边唱歌。金庸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下来，记了三大册共一千余首。中国民歌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体，丰富了金庸的文采，在他日后撰写小说和撰写政论文章方面，都能用得上。金庸分析自己所写的《书剑恩仇录》能够受到不同文化水平的人欢迎的原因，正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

抗战后期，金庸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金庸的父亲本来希望儿子晋身政界，成为社会贤达，但是少年性格反叛的金庸，并不想做政治工作，于是选择了当外交官，作为终身职业。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经营的，是国民党培训干部的地方，毕业生出来都不愁出路，马上可以在党政系统找到差事。同学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一些学生充当国民党特务，动辄在学校内以“异己分子”为名打击不同意见的学生，甚至拳打脚踢。金庸写了一篇大字报，批评在背后支持闹事的校务长(即实际校长)。校长在国民党派系的压力下，只好请金庸退学，金庸找到了表兄，蒋百里之侄蒋复璁——中央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内工作。在一年时间内，金庸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的作品，丰富了他的文学素养。金庸最喜欢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小说，如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的作品。后来他也阅读了希腊悲剧、狄更斯的小说等等。一年的图书馆工作，大大丰富了金庸的眼界，不能不说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附带一提，金庸看书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总爱把一本厚书的内页撕开，拆成几叠，一叠一叠地来看。凡是他看过的书，都变得零散了。但那是后来自己有钱买书之时的事，在图书馆中当然不能这样办。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金庸入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后又凭藉堂兄查良鉴关系，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1947年，金庸考入上海《大公报》，1948年被报社派去香港，参加《大公报》香港版的筹办工作。同年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论》社评，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金庸又在香港《大公报》前后工作了十年。由此金庸便与香港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庸在《大公报》工作的十年期间，起初是对新政权非常支持的；随着新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金庸对此种运动迷茫不解，再加上最好的朋友被逮捕拘押，最终放弃政治偏向，采取中立立场。

金庸对新中国的支持，在“两航事件”中可见一斑。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在中国南方、大西南，解放军与国民党的战争仍在进行。1949年11月9日，两家国民党的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两航总经理的策动下，宣告脱离国民党，改为归附新中国。中国航空公司的十架飞机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同日由香港飞抵北京。两家航空公司仍留在香港的飞机，共有百余架，这是一批非常可观的资产，于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展开了争夺这批资产的行动。

国共两党争夺资产，并不局限在两航事件上，一些原国民政府在香港的资产，也在争夺之列：例如铁路局在香港的资产。1949年11月12日，北京铁路部衡阳铁路管理局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指出新生的中国政府要接管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管理局所辖的铁路及一切财产，包括三局存放在香港、九龙的器材，以及由广州偷运到香港的汽车等。至于存放在香港银行的存款，亦由新中国接收。

两航公司和衡阳铁路局的声明，只是两岸在香港争夺资产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内地在香港的资产之所以引起争议及争夺，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还没有宣布承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这样在法理上造成了一定的真空及混淆。

1949年11月18日，金庸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专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私产权》，全文近六千字，分上下两篇刊登，第二篇在1949年11月20日刊出。

这篇以金庸署名的专文，一开始便点出两航事件、衡阳铁路局保护资产及国民党由台湾派人到香港企图夺取资产的行为说起，整篇文章的语调，是举出国际法及美国的法庭裁决为例，说明在1925年，在美国没有承认苏联新政权的时候，前沙皇时期在美国的资产，同样得归还新政府。这一论说，廓清了当时港英政府应该怎样处理国民政府在港的资产，从国际法上为共产党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的《大公报》是可以内销大陆的，但是一如其他的内地报纸，不可以报道朝鲜战事；《大公报》为了及时报道战争消息，争取香港读者，于是筹办另一份灰色的、政治旗帜并不鲜明的《新晚报》，1952年，金庸由《大公报》调往参与《新晚报》的筹办工作。

金庸在《新晚报》编副刊，又以“姚馥兰”(取your friend的谐音)为笔名写影评及多部电影剧本。1955年2月8日，《新晚报》在第一版刊登启事：“……今天起增加两个新的连载：其一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金庸开始以金庸为笔名写武侠小说，事出突然，原因是《新晚报》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在写完《草莽龙蛇传》之后，新派武侠小说暂停，引起读者不满，于是《新晚报》“天方夜谭”版编辑及总编辑罗孚(本名罗承勋)一齐向金庸鼓动，于是金庸以金庸为笔名，写了他的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第一集，在1955年2月8日《新晚报》刊登。《书剑恩仇录》见刊之时，并不怎样受到读者的注意；慢慢的，小说中所展示的历史场景和金庸写情的细腻，触动了读者的心灵。街头巷尾，茶肆饭馆，都有人在热烈讨论《书剑》人物。南洋一些中文报刊，甚至以电报拍发《书剑》小说，抢先刊登。《书剑》风行一时，确立了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家的地位。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面世八个月之后，忆述自己写武侠小说全属偶然，甚至第一回武侠小说中的老者角色，也是他看着报社派来催稿的老工友而联想起来的。

P21-24

填补空白

我很高兴看到《金庸与报业》一书的面世。香港虽然是近代中文报业中心之一，可是有关香港报业史的专著，凤毛麟角；有关报业断代史的系统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此外，就香港历史而言，本书亦反映了香港战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可加深读者对香港这时期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在近代报业和香港史的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贡献。

本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增删而成，增删原文，可增加阅读的趣味性，有利于向市民大众推广传媒教育。一般博士论文虽然立论严谨，却寡然乏味、长篇大论，是市场的大忌，所以有增删的需要。书名定为《金庸与报业》，当然是为了推销，亦无可厚非。可喜的是，作者一边突出了金庸在报业所扮演的角色，亦同时客观地讨论各种社会因素对报业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修改后，内容虽然变得“普及化”了，却无损于论文原来的学术性，读者可以清楚看到本书材料的丰富，作者运用史料的严谨、叙述的井井有条和分析的细腻尖锐，做学问的功夫仍见得十分扎实，是值得庆幸的。

一本好书，除了要迎合市场，还应具有指引作用，不但要令读者对内容产生兴趣，更应刺激他们对不同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藉此提高读者的水平。相信本书具有这种推动文化的功能。

作者张圭阳君从事报纸、电台、电视、卫星电视工作二十余年，期间也在大学及大专院校从事教学工作，他对传媒的热诚和执著，激励他在忙碌的全职工作之余，在学问上不断探究，是终身学习的力行者。我非常欣赏他锲而不舍的工作态度。我期待这本书能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从而刺激更多学者和传媒工作者动笔，一起认真地研究和撰述香港传媒的历史，无愧于香港在传媒历史发展中所曾扮演的角色。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冼玉仪

2000.2.10

读这本书，起码可以了解香港及大陆近代阶段性历史发展，政治变迁对报纸营运影响以及风土人情的千般写照。这是一本人与事业发展史的优良读本，是新闻史……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彭家发

香港虽然是近代中文报业中心之一，可是有关香港报业史的专著，凤毛麟角；有关报业断代史的系统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冼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