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阿克努被逐出不久，杰基在玛伊莫尼德中学注册，这所学校又称埃米尔一莫帕，源于其所在的位于伊斯兰区边缘的街名。这所时学校是前一年春天由被逐出公共教育领域的犹太教师们成立的。从本·阿克努被逐对杰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但他同样厌恶这所他视为“群体性认同”的学校，尽可能地逃学。日常的混乱与困窘使得父母似乎对他的旷课从不知情。对少有的在埃米尔一莫帕度过的日子，德里达保留着“阴郁和不幸”的回忆，他在同伊丽莎自·鲁迪奈斯库的谈话中说：

我想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体会到——如果不是说染上了——这种痛苦、不适，这种生存之痛，它使我终生无法适应“群体生活”，无法享受任何归属感。……一方面，反犹主义令我深受伤害，这伤口从未痊愈。但同时，矛盾的是，我无法忍受被“纳入”这所犹太学校，这个同质的空间，它像是某种反作用力、某种模糊的镜像，以强制(迫于外界威胁)和被迫的方式，再造并认同了其自身所承受的可怕暴力。这种反作用式的自我防卫显然是自然正当的，甚至是无可指责的。但我不能不从中感受到一种冲动，一种群体的压迫，它实际上与放逐相对应。

快到13岁了，他该准备考试以迎接巴尔·米茨瓦，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长久以来已习惯按天主教说法将之称为“领圣体”。但他所学到的微乎其微。他在伊斯里街的一名拉比那里毫不情愿地装作学习一些粗浅的希伯来文。幼年时代深深吸引过他的礼仪此时令他痛恨。他从中只看到空虚的商业气的形式。

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抗拒宗教，不是因为无神论或某种否定的东西．而是因为我发现，在自己家里，人们奉行宗教的方式建立在误解之上。对宗教仪式毫无意义的奉行令我震惊——我发现那只是盲目的重复，毫无思想。有一件事在当时特别让我无法接受，现在仍然如此，就是人们分配“荣誉”的方法。手里捧着托拉书，从犹太教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在众人面前朗诵其中一段，这荣誉由出价最高者获得，这让我觉得十分可憎。

杰基不去长老会的学校，而是整天和在一间小钟表店工作的表哥吉·泰米姆厮混，那钟表店紧邻穆斯林居住区，正对着阿尔及尔最大的妓院之一斯芬克斯。两个男孩一半出于好奇，一半觉得有趣，整天观看那些在妓院门前排队的士兵们。

他们喜爱的另一项活动是看电影，只要能够买得起票。对于杰基，看电影就是真正的出行，是挣脱家庭束缚的重要方式，也是性的启蒙。他一生都记得电影《汤姆·索亚》，特别是汤姆同一个小女孩一起被关在洞穴里的场景。“那是性的冲动：我发现一个12岁的男孩可以抚摸一个小女孩。感官和情欲的成长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电影。……我十分强烈地保留着那来自性冲动的战栗。”

1943年，政治和军事形势快速发展。盟军想从阿尔及利亚开始收复失地。曾经是维希政府殖民地心脏的阿尔及尔很快成为自由法国的新首都。本雅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写道．犹太人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欢迎美国士兵，并“热切地在餐厅墙上的地图上追随着盟军的前进”。对杰基来说，这是同来自远方的外国人“第一次充满惊奇的相遇”。“美国佬”带来了充足的食品，并让孩子们发现了许多未知的东西。他后来说：“在我去美国之前，美国已经侵入了我的‘家’。”德里达一家结识了一名美国大兵，接待了他好几次，并在他回国之后继续和他通信。

但对阿尔及尔的犹太人，局势恢复得很慢。在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共治期间，种族歧视的法规在6个多月里仍然有效。如德里达后来对埃莱娜·西克苏所述：“吉罗打算继续并延长维希的法令，并让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保留着‘土著犹太人’的身份。他不想让他们重新成为公民。直到戴高乐以手段和才能清除了吉罗之后．维希法令才被废除。”反犹政策于1943年3月14日废除，但一直等到该年10月底，戴高乐主持的国民解放委员会才重新使《克雷米厄法令》生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在公民权被剥夺整整两年之后终于重新获得公民身份。

1943年4月，杰基得以再次进入本·阿克努中学五年级。他共失学不到一个学年。但这次归学混乱且无甚热情：“我又一次进入了法国学校，这不是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次回归很不愉快：驱逐与回归都令我十分痛苦和不安。”学校的建筑已被英国人改造成军队医院和意大利战俘营。学生们在简陋的木屋里上课，几乎所有的男性教师都被征兵，人们只好求助于退休教师和女教师。

对于杰基，有些东西随着他被逐出校而破碎了。在此之前他曾是好学生．但周遭的混乱已使他养成了自由生活的习惯。在随后的四年里，他喜爱打架与足球远远甚于学业。他尽可能地逃学，加入伙伴们激烈的时而暴力的起哄。这频受干扰的学业给他留下了许多重大的空白。

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体育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也许因为在这个非犹太人的环境里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认同，得到群体和伙伴们的接受。

我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就从这时开始，上学就意味着带着包在毛巾里的足球鞋出门。我对这双鞋顶礼膜拜，给它打蜡，比对作业本还要爱护。我们把时间花在足球、跑步、美国人教的棒球，以及同意大利犯人的比赛上：学业是十分次要的。

回到中学后．杰基又找到了赴法之前最亲密的朋友——绰号“娃娃”的菲尔南·阿沙洛克，还有也住在金山区的绰号“丹丹”的让·塔乌松，后者是阿尔及尔大学赛跑队的希望之一。他们三人常常在中学附近的本·鲁拉体育场玩到天黑。德里达本人的一个说法是，这些年他梦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有一点确定无疑，足球当时是阿尔及利亚所有社群的皇家运动，几乎相当于宗教。

菲尔南·阿沙洛克回忆道：“和加缪一样，杰基努力在足球上出类拔萃。”这在他的亲友中已有先例：哥哥勒内也是个出色而热情的足球运动员，他是红星队的门卫．好几次参加比赛。“杰基喜欢模仿这支球队的守门员……就像在别的方面，他希望听到高手的意见。有一次比赛我们的球队输了，他从阿尔及尔郊区的圣一欧仁体育场一直走回家，就是为了听一个著名球员的评论。那路程可够远的！第二天他就不无自得地向我们解释失败的原因。”P15-17

2014年将是雅克·德里达(1930—2004)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详尽的《德里达传》于2010年在法国出版，此刻中文版即将问世，这在我们擅长纪念的传统中也许恰逢其时。而对于一位终生被死亡的思想缠绕，其全部工作又深深植根于语言经验的思想家来说，一部由他人写成的传记，又被翻译成另一种“绝对他者”的语言，在他死亡十年之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在一种陌生的文化中出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的读者而言，阅读一名以晦涩著称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的厚重传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关于悼亡，关于记忆，关于续存，关于生命在文字中的星现与不可现，关于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德里达已在他的80多部著作，散播于世界各处的无数讲演、研讨会、访谈及对话中一再述说。那么，短暂而又漫长的他已不在的十年之后，在他锐利的双眼、耀眼的白发，他的笔迹与声音遗留的痕迹——他无所不在的“幽灵”仍然萦绕着我们静默的哀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打开这本传记，阅读他的生活、生平、生命，仿佛去掀开已盖上的灵柩，窥探他已安息的身体与灵魂？我们为什么想要回到他的文字，聆听他的声音，当他已逝去十年？当他已不在，不再像生前孜孜不倦所做的那样，作出应答，回复我们的探询、我们的疑问和困惑时，我们为何阅读他？

德里达于2001年在中国有过一次短暂的逗留；他的作品至今已多有译介，他的名字亦早已为人所知。而除了他的“大名”之外，也许他的文字罕有得到真正的阅读，特别是，很少人有足够的耐心沉人他迷宫般的文字之网，遑论在注定估屈聱牙的译文中。因此，借着这本传记，我们试图回答一个艰难的问题：为什么阅读德里达？或者，阅读德里达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作为译者，我本无资格亦无能力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评述——这也绝不是一种可以概括的思想。在此希冀与读者分享的只是从对他的阅读、倾听、翻译与转换的历险中拾取的些许心得，关乎的或许是面对这个世界和自身时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解读方式，亦即生存方式。 重读与重写 德里达的全部工作似乎可以浓缩于这一表述。他穿越哲学与文学的巨大文本——柏拉图、卢梭、胡塞尔、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布朗肖、阿尔托、蓬热、热内——以令人惊叹的耐心与细心追踪其文字的编织、连缀、断裂与涂抹的痕迹，于无人辨识之处让力量与意义在文本中显现。而所谓“解构”，这个遭遇了太多滥用与误解的概念，在他那里却是最严密最关切，丝丝缕缕贴近原文的叩询，已被神化和僵化的经典文本因而被注人新的活的气息，与他的文字应和交缠，敷衍生成汪洋恣肆、溢出所有边界的书写。二元的对立，形而上学的等级，逻各斯的逻辑，结构与体系的完整均衡，一一从最细微的裂纹与皱褶处遭到拆解。德里达的解构不是破坏，不是虚无，而是独一无二的阅读经验，每一次都是重读，每一次也都是新的；这新的当中却有着反复抹去与重现的层积。阅读因此是多重的和多义的。书写也是如此。正如所有的阅读都是重读，所有的书写也都是重写。其中层层累积着记忆与忘却，时间与空间，隔离与悬置，死亡与生命的经验。他的文字的艰险与晦涩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不是让人放心舒适的平铺直叙，而是在边缘，在巅峰，在出人意料处的峰回路转；不是一气呵成的连贯通畅，而是摸索，推敲，字斟句酌的掂量；不是故弄玄虚的语言奇技，而是书写过程本身不断的反躬自问，不断的自我修改和自我抹去，是思想蜿蜒的险峻路径。在德里达那里，一个字或一个句子的存在不会没有其反面，其另一面或另外许多面，不会不立刻带来对它的怀疑和质询，或者补充和置换。他的文本因而意义纷呈，句法繁复，有许多的“也许”、“大概”、“可能”，许多的条件式和虚拟式，许多的插人语，使意思分散、搁置、延迟，再重新上路，但也许改变了去向。这是思想的要求。要求复杂性，要求一再的质疑，一再审慎的诘问，拒绝简单化和两分法，也要求读者巨大的耐心与勇气，因为这样的文字可能将我们裹挟甚至淹没，我们从前所有的确定与安宁也许就此动摇。借用电影《别处的德里达》的广告词，他前来改变的不是我们思考一切的方式，而是我们思考方式的一切。

介入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德里达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转向”，因为他看起来更加关注时事，思考的主题也远远不止于狭义的哲学：政治，宗教、伦理、法律、美学、精神分析……而且，他也曾直接积极参与变革，如维护并呼吁增加高中的哲学课时，参与创建极具革新精神的文森纳大学(现巴黎第八大学前身)，创办国际哲学院，等等。但他对现实始终保持冷静的批评的警醒态度，远离匆忙的阵营选择，坚持从理论的高度与角度，用严密的分析捕捉事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无论是面对战后巴黎知识界对苏联的顶礼膜拜还是“六八风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无论是冷战结束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逆向反思(《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对“9·n”事件的深入思索(《“9·11”的“概念”》)，以及对死刑问题的探究，对伊拉克战争的谴责，对曼德拉的赞赏，等等。在此过程中，他阐发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概念：宽恕、好客、赠与、自我免疫，进而用概念的严谨与抽象将具体事件提升到哲学思索的层面。在此意义上，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萨特一代知识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介入传统，虽然他从未自诩为精神导师，从未认同萨特意义上的介入写作。

但从根本上，德里达的写作始终是政治的，因为始终是哲学的和诗的：关系，链接，立场，视角；也因为始终是“述行的”，即让事件降临于语言，让书写成为切人世界的行动。这别种政治性的烙印在他的晚年只不过更加凸显。而他所着力的却仍然是超越的思想，或日思想的“绝境”，即思想尽头的思想，不可能的思想，如“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的”好客性，“绝对的”宽恕，“未来的”民主。这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性”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也唯有在思想的烛照下，这一切才有可能向未来敞开。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构成了德里达一个重要的思想动机。这一点是我们面对这位“法国”哲学家时常常容易忽略的。实际上，从殖民到独立(1830一1962)，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与法国上百年难解的纠葛，对20世纪法国知识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人生经验与之密切相关者，如加缪、阿尔都塞、布尔迪厄、德里达、利奥塔、西克苏，而其中一些之所以成为所谓“后现代”的一代大师，与此经历不无关系。德里达生于阿尔及利亚，12岁时因犹太身份被逐出学校，19岁第一次抵达巴黎，不久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困扰与撕裂。与加缪相似，对出生地难以割舍的眷恋和对去殖民化现实的清醒认知使德里达陷入痛苦的两难困境。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超验的经验，一块象征与隐喻之地，一个无解的悖论。阿尔及利亚就是疑难和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归属感的故国，熟悉的陌生地，绝对的他乡，但也提供了一个域外的视角，一段必要的批评的距离。德里达如同加缪笔下的“异乡人／局外人”，从一个“外面的世界”渡过地中海来到“世界的中心”巴黎，实际上用“外界”消解了“中心”，带着距离和间隔打开了另外的视野，打开了边缘与边界，打开了对他者的审视，对同一性的质疑。他一生不见容于法国大学，游走于体制、大陆、体系、概念的边缘，也许根源即在于此。在德里达的思考中，阿尔及利亚也是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同义词：无论民族、语言，还是信仰、历史。德里达以《他者的单语主义》解读阿尔及利亚，并在不同的语境中将之与解构的概念相联系：如果说解构的一个定义是“多于一种语言”的话，阿尔及利亚就是解构。

语言的经验与汉语的重生

德里达把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最终转化为语言的经验和自传——自我书写——的经验(《他者的单语主义》和《割礼忏悔录》)，那是因为他在移植于异地的法语中出生成长。视之为唯一的语言，却不属于他；法语是他者的语言，如母语一般的外语，是他挚爱的唯一书写源泉，面他必须在其中创造出新的习语。在此经验中有些什么降临于文字：他所有关于他者、延异、痕迹、涂抹、替补的思考原来永远已经镌刻于他的书写。

说到这里，不能不联想到汉语；不能不说到作为在汉语语境中成长的读者读到德里达的“文字学”概念时那种奇异的似曾相识之感，似乎它与汉字有着某种隐秘的微妙的契合。从仓颉造字到甲骨遗迹，从《说文解字》到《文心雕龙》，再到文人的书画传统，汉字的奇异传承在在印证了天地人之间的俯仰感应，也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德里达关于“元文字”的思考。也许重要的不是表音文字或表意文字的区别，西文与中文的比较，而是书写的经验如何构成人类业已湮灭又留存至今的文明的记忆，如何曾经是，并且终将是生命符码恒久的余存。还有，书写，作为实践、姿态、印记、刻画，也作为思想、记忆、时间的凝结，以及身体与精神的舞蹈，如何在我们“此在”的世界中开启了广阔丰盈、敏感深邃的“另一个”空间。借此，古老而常新、又饱受摧残的汉语也许会迎来某种运气或馈赠。也许在对别的语言、文化、思想的慷慨敞开与接纳中，在他者的映照中，以及对自身书写传统的反躬自省与孜孜求索中，汉语才有可能获得重生，那必定也是一种共生。列维纳斯说，“语言的本质是好客与友爱”：用德里达的话便是，语言是唯一的不可能的无条件的接纳和赠与的可能性。汉语亦然。

我们永远无法以一些文字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以页码和年代串联起一个貌似井然有序的人生经验。而本书作者努力做到了一个传记作家的本分，即怀着忠实和虔敬，谨慎与节制，从千头万绪中捕捉梳理，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无数访谈提炼出活的细节与事实，描述了一个孤独、脆弱而又强韧的人的故事，也刻画了一个一去不返的光辉时代，一个天才辈出的知识人群体，值得我们回顾咀嚼。

翻译是艰险的赌注，如同将译者许多年来穿越不同语言与边界的行走进行转换和结晶的过程，更何况浓缩在书里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跨界的历险。斯人已逝，世界亦随之终结；不单是逝者的世界，也是所有人的世界(德里达悼念亡友的文集题为：《每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余下的我们都是踽踽独行、向死而生的幸存者。

中译本结稿之时，初夏的北京正笼罩在一片末世的阴疆之中；而追根溯源，西文的“末世”(源自希腊语apocalypros)也意味着“启示”。于幽暗中看到光，于哀悼中肯定生命·于终结处迎接未来。就像德里达(的幽灵)在给自己撰写的悼词中继续对我们说：“对我微笑吧，就像我会对你们微笑，直到最后。永远热爱生命，不断证实生命的续存……我爱你们，对你们微笑，无论我在何处。”这便是他的遗赠：微笑，生命，爱。

最后对中译本作一点补充说明。书中有为数不少的德里达原著的摘引：理想的做法是核对相应的中文版并注明出处，以方便读者参考。但由于时间匆促，工作量巨大，所有的引文均为译者直接从原文译出，未参照中文译本。译者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意，但想必与德里达著作已有的中文版翻译有相当出入，不当与不便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在此谨向原书作者伯努瓦·皮特斯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不仅拨冗与译者见面，而且多次邮件往来，对翻译中的问题作出解释与澄清。他还应译者之邀专门撰写了中文版序，回顾了德里达与中国的关系，并对中国读者对德里达的接受作出了殷切的展望。

还应该感谢的是因此书结缘的夏可君先生：他熟读德里达，在贯通中西的道路上令人仰止。他对此书的出版十分热情，并花大量时间通读译稿，提出了许多珍贵的建议。

我也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刘汀编辑一年多来的理解、支持与合作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国教师Jeall-R6my Bure和Yoan Gandin：他们不仅是同事，也是相谈甚欢的朋友，对本书的翻译工作亦颇有助益。

魏柯玲

2013年5月，北京

Ⅰ 杰基(Jackie，1930-1962)

第1章 非洲国王(1930-1942)

第2章 在阿尔及尔的阳光下(1942-1949)

第3章 路易大帝高中的围墙(1949-1952)

第4章 高师(1952-1956)

第5章 美国一年(1956-1957)

第6章 克雷阿的士兵(1957-1959)

第7章 勒芒的忧郁(1959-1960)

第8章 走向独立(1960-1962)

Ⅱ 德里达(Derrida，1963-1983)

第9章 从胡塞尔到阿尔托(1963-1964)

第10章 在阿尔都塞的荫庇下(1963-1966)

第11章 文字本身(1965-1966)

第12章 丰硕的一年(1967)

第13章 轻微的后退(1968)

第14章 不适的位置(1969-1971)

第15章 决裂(1972-1973)

第16章 《丧钟》(1973-1975)

第17章 捍卫哲学(1973-1976)

第18章 另一种人生(1976-1977)

第19章 从“新哲学家”到哲学大会(1977-1979)

第20章 发送与考验(1979-1981)

第21章 布拉格之夜(1981-1982)

第22章 新的牌局(1982-1983)

Ⅲ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84-2004)

第23章 解构的领地(1984-1986)

第24章 从海德格尔事件到德·曼事件(1987-1988)

第25章 生动的记忆(1988-1990)

第26章 六十岁哲学家的肖像

第27章 在体制的边界(1991-1992)

第28章 解构在美洲

第29章 马克思的幽灵(1993-1995)

第30章 德里达国际(1996-1999)

第31章 对话的时代(2000-2002)

第32章 向生向死(2003-2004)

资料来源

书目

致谢

人名索引

译后记：阅读德里达

雅克·德里达的第一部传记被译为中文。这对我来说既是喜悦也是荣耀。

《书写与差异》和《马克思的幽灵》的作者德里达只在2001年来过中国一次，但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的语言和文明产生了兴趣。实际上，早在1953年德里达还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时，他与学习汉语的吕西安-比昂科(Lucien Bianco，中文名毕仰高)就同住一间宿舍。德里达后来以一篇题为《一位中国朋友的朋友》的优美文章向毕仰高致敬，他在其中写到，多亏了毕仰高，他才“学会以不安的、批评的、变动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现代中国”。整整半个世纪里，关于中国的语言、历史及其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毕仰高始终是德里达的主要对话者。尤其因了这位深刻了解中国且具有独立精神的汉学家，哲学家才避免了那一代许多法国知识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幻想。

毕仰高与中国很早就有真实的接触。1954年夏天，由于路易·阿尔都塞，他有幸获得邀请，与包括菲利科斯·加塔里(Felix Guattari)在内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起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走遍了中国。回到法国后，这位《中国革命的起源》(迦里玛出版社，1967年)的未来作者就中国问题滔滔不绝，而德里达就是他独享的对话者。那时的毕仰高与德里达分享同一辆汽车——一辆老掉牙的1932年的c4雪铁龙，还共同订阅《世界报》。他们有着同样的政治信念，属于坚定的左派，但坚决反对斯大林。他们与包括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内的几名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建了“保卫自由知识分子委员会”，将非共产党员的左翼学生聚集在一起。

随后，德里达和毕仰高两人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本传记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在政治和个人意义上对德里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哲学上，文字的问题——一直被西方形而上学压抑的文字——在德里达的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撰写即将令他成名的《论文字学》的过程中，他常常就汉语问题请教毕仰高，很遗憾自己没能认真研读这门语言。

德里达从1964年起执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对那里最具政治意识的学生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要比苏联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在德里达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的《原样》杂志编委会，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却保持着夸张可笑的狂热态度。而德里达对之保有警醒的距离，尽管他不断受到持续的压力。在向毕仰高致敬的文章里，他谈到1968年5月之后的这些年代，那时“最令人不安．有时最危险又最滑稽的教条主义的颟顸主宰着某种巴黎文化的舞台”。

中国问题变成了一个重大的赌注，对于菲利普·索莱尔斯和让一吕克·戈达尔都是如此。1971年，玛丽娅一安东涅塔·马西奥奇在著名的瑟耶出版社出版了《论中国》一书，热情洋溢地讲述了在中国三个星期的旅行。此书将掀起激烈的论战。当德里达就此询问毕仰高时，毕仰高并未隐瞒对这本充满谬误与自得的宣传意味浓重的作品持有的恼怒。1972年1月，“马西奥奇事件”将导致德里达与《原样》和索莱尔斯痛苦决裂。

在1972年3月18日致年轻的比利时哲学家埃里克·克莱芒的信中，德里达对这次冲突作出了详尽解释。他一开始就向对方说明他显然对中国没有任何敌意：“在历史一理论层面上，在我们共同的领域里，我不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参照中国的人。在最现实的政治层面上．我对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对之处。”但在德里达的眼里，对这一切还需进行注定艰难的严密的分析。在此之前，他坚持对巴黎知识界以“文化大革命”之名所指称的一切保持“最冷静的批判性的警觉”。未来将很快证明他是对的。而同一个德里达，长期以来被怀疑不关心政治的德里达，有意不合时宜地于1993年发表了杰作《马克思的幽灵》，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第一次试图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中国之旅从1980年代末起就开始筹划，但直到2001年才成行。当时德里达已有7本书翻译成中文。但大多数译自英文版，造成不少模糊和误解。雅克·德里达希望找到好的对话者，能够在更加严格的基础上推进作品的翻译出版。出发之前，德里达自然还是向老友毕仰高征求建议：中国公众最希望听到什么样的主题？是否可以谈论他最关心的死刑问题？

德里达在中国的第一次讲演于2001年9月4日发表于北京大学，题目是《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在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和香港的旅途中，他还进行了另外两场讲演和几场研讨会，并多次接受访谈。德里达特别对中国学生说，马克思主义并未死亡。哲学家并不就此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确信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重新找回其力量和恰当性，如果它能够摆脱有时以之为借口的极权主义偏差的话。

这次旅行本身极为成功。德里达并不掩饰他对中国的强大与现代化，以及随处可见的大规模建筑和工地所感到的惊叹之情。他也十分感动于所受到的礼遇：他到处获得隆重接待，每一步都有人照相。而他最感兴奋的是他的许多作品将直接从法文进行翻译。

就在上海，几乎到了旅行的尾声，“9·11”事件发生了。几周之后，他对吉奥瓦纳·博拉多利讲述：“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咖啡馆喝咖啡，老板对我们说一架飞机‘坠毁’在双子塔上。我冲进酒店，从一开始的电视画面就很容易预料到这一切将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成为一个‘重大事件’。”德里达随即在中国香港发表的讲演中对事件进行了初次分析。

对德里达与中国的关系作过这样简短的回顾之后，我想以一个难解而诱人的重要问题作结。雅克·德里达如此深植于法语中的思想如何能够穿越国界呢？这一思想在如此不同的中国传统当中是如何被阅读和看待的？诸如延异、解构这样的概念所揭示出的，还有对安托南·阿尔托、弗朗西斯·蓬热、莫里斯·布朗肖和让·热内这些与法语源泉密不可分的作家的精细解读，这一切如何能够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的翻译中存续下来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该由中国读者得出，而答案本身即开启了巨大的研究与思考的空间。无论怎样，我希望这部传记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进入德里达带来的这份20世纪下半期的重要书写，也让他们发现这个人——脆弱．非凡，令人难忘。

伯努瓦·皮特斯

2013年4月17日于法国巴黎

《德里达传》(作者伯努瓦·皮特斯)讲述了德里达的故事：

阿尔及尔那个12岁便被逐出学校的犹太孩子，后来成为全世界被翻译作品最多的法国哲学家；一个脆弱而饱受折磨的、直到生命最后仍自认为不受法国大学的青睐的人。

他与最重要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非同寻常的友情。

他同许多思想家一系列激烈而意味无穷的论战，无论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约翰·塞尔还是尤尔根·哈贝马斯。

那个与他融为一体的概念——解构——及其奇特的命运，它远远超出了哲学界，对文学研究、建筑、法律、神学、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都影响深远。

为撰写这部引人入胜、充满惊奇的传记，作者访问了数以百计的当事人，并参考了雅克·德里达终其一生积累的庞大的个人档案及大量通信。资料丰富全面。《德里达传》这部作品深刻地更新了我们对这位20世纪下半期重要哲学家的看法。

《德里达传》(作者伯努瓦·皮特斯)是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德里达的传记，基本按照年代顺序描写他一生的经历，包括学术思想的形成以及与众多当代知识分子的交往，勾勒出德里达人生的学术的基本轨迹，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还为我们展现了他那些晦涩难懂的著作的形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