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伯青这个名字,对于许多电影观众,甚至许多电影从业人员来说可能都很陌生。但是,翻开20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史,就会发现,这个名字伴随着许多经典和名作,有时是静静地,有时是轰轰烈烈地投射在银幕上。而本书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位摄影大师在银幕上所投射的人生轨迹,还用大量首次披露的传主本人在他将近七十年的电影艺术生涯中亲笔记载下的珍贵史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活在民族存亡危机时代的文艺青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引下成长、成熟,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生命献给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瑰丽人生。
中国电影的发展,伴随着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独特道路。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人,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他们勇敢地挺立在时代的潮头,与时代的先行者们共同创造着一页页光辉的历史。而薛伯青,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本书记述了薛伯青抗战初期到前线拍摄纪录片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彭雪枫、任泊生,通过在太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领导同志的接触,他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任泊生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故事。书中运用了薛老生前留下的大批第一手材料,包括他的自传、日记和笔记。这些材料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其中所披露的许多史实是第一次面世,不仅对于了解薛老的一生,而且对于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时期所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以及相关的人物和机构,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该书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书中所记述的薛老作为摄影大师的成就、他的人生道路、他为党和人民所做的一切,是对所有电影从业人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绝好教材。
薛伯青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余巷里。武进县现在归属常州市武进区,它北眺镇江、扬州;南望太湖、无锡、苏州;向东可至上海,跨长江则到南通;向西是江苏省首府南京。用现在的方法计算,从武进到这些名城的距离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1910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四),在开满油菜花的季节里,薛伯青就出生在这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名乡,原名薛荣涛。
薛荣涛的父亲薛抑庵,原名薛焕生,是兄弟四人中最小的一个。薛焕生从小聪慧,其父想培养小儿子成为读书人,遂将他送到乡邻老儒学冯惕庵处,攻读四书五经。父亲死后,四兄弟分家单过,薛焕生依靠母亲生活,因家中贫穷不能继续读书。冯老先生知情后,就免去薛焕生的学费,使其可以完成学业。在薛焕生19岁时,冯老先生亲自送他到武进县去应试,结果考中了清末秀才。不久,乡里成立一个半私塾性的学校,设在薛氏宗祠中,薛焕生就在这所学校当老师。学校后改名余巷小学,后又易名景华高等小学。
薛父是乡里有名的穷秀才。薛荣涛当年听祖母和母亲讲,父亲结婚时的衣服还是用母亲家中带来的布做的。他们结婚时只分到三间小屋,没有田地。
薛荣涛6岁进余巷里景华高等小学读书。因是家中老大,在家中经常帮助母亲做家务,待他11岁时,下面便已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的薪金已不能维持家中最低的生活,于是,父亲准备离开学校,另谋职业。
当时,江苏有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南通,富庶的南通市地处长江北岸,从武进向东再跨越长江便是。南通是连接水陆交通的重要港口,被誉为“北上海”。
薛焕生的同乡薛秉初年轻时即来到南通创业,在南通已小有业绩,属当时的商界成功人士。1920年,薛父孤身离开家乡,由薛秉初介绍到南通建筑工程公司任会计,改名为薛抑庵。之后,他又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任会计。
1923年2月,13岁的薛荣涛随全家迁居南通。薛父即送他到张謇先生创办的南通省立七中(现南通中学)渎书,改名薛伯青。薛伯青的妹妹薛蓉秋与薛秉初的长女薛岱云同在小学读书。多年后,薛岱云成为了薛伯青的妻子。
张謇先生乃清末状元,主张实业救国,在家乡南通开办大生纱厂、南通省立七中、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南通伶工学校、南通博物苑、南通五公园及俱乐部等。薛秉初当年与张謇先生私交甚密。张謇先生认薛秉初长房太太钱谨秋为义女。薛秉初与钱谨秋长女岱云之名还是张謇先生所起,“岱”取自泰山之岱庙。薛岱云与张家孙辈幼年一同读书、一同嬉戏,晚辈问亲如一家。薛秉初家教极严。薛岱云常常回忆她初次随父到张謇先生家的情景:年幼的岱云见过张謇先生后,正准备坐下,被父亲一把提了起来。回家后即被训斥,在长辈面前,晚辈只能站着。诸如女孩坐下要双膝并拢,见到长辈要鞠躬问好,吃饭不能出声,如何夹菜、端碗、持筷等,这些礼仪规矩都被岱云继承并传承了下去。薛秉初还在南通开有一问“二吾”照相馆。1931年,梅兰芳先生两度应张謇先生之邀来南通演出,并在“二吾”留下两张剧照。
从武进农村到了繁华的城市,换了一个新环境,又听不懂当地方言,上学的第二天,个性倔犟又胆大的薛伯青就逃学未去。父亲知道情况后,体谅他的心情,就势改变了他的学习计划。因薛伯青在农村小学时对美术有兴趣,父亲就请“南通七中”国画老师瞿凤和教他学习中国画。瞿风和老师亦为武进县人,薛伯青在他家学习中国画,专攻花卉、翎毛、静物等,一学就是四五年。他画的作品布局讲究、运笔流畅、着墨细腻,画面栩栩如生富有动感。国画的学习奠定了薛伯青的从艺道路,薛父的这一明智之举造就了中国的一位摄影名师。
1924年,江苏军阀和浙江军阀打内战,薛家为躲避战争曾一度搬回余巷里老家。战争平息后又返回南通。
我们往返途经上海时,都住在堂兄薛逸如家。逸如、逸民两位堂兄都会摄影,我也受他们的影响喜爱上了摄影。此次返程经过上海时,父亲以资鼓励为我买了一部德国莱卡照相机带回南通。(薛伯青自传)
有了自己的相机,绘画闲暇时,薛伯青更加勤奋地练习拍摄风景、人物照片。因其有美术功底,所拍照片在构图布局、光效、反差对比等方面都显出与众不同,博得南通照相馆的好评。薛伯青由此兴趣大增,加深了他对摄影的偏好。
1928年,薛伯青18岁,瞿老师和薛父商量,建议送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学习。薛伯青于当年秋天离开南通前往上海。临行前,父亲给他提出两个学习方向:一是进“上海美专”学习绘画,二是学习摄影。
18岁的薛伯青只身来到上海。他先去“上海美专”参观了两次,发现当时的“上海美专”教学重视西洋画,开设有素描、速写、水粉、水彩、油画等课目,并且课时非常多。对中国画的教学并不重视,每星期只上两次课。薛伯青擅长国画,见到西洋画系有大批学生在上人体写生课,这既不是他所擅长的,也令他有些难堪。于是,他独自做出了决定:放弃报考“上海美专”,改学摄影。
薛伯青就这样与“上海美专”擦肩而过,果断地调整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上海美专”虽然与薛伯青无缘,但也带给他一个意外收获。在那里,薛伯青结识了西洋画系的学生徐维邦,他就是后来成为电影演员、著名导演的马徐维邦先生。
薛伯青放弃报考“上海美专”后,决意投奔堂兄学习摄影。薛伯青的堂兄薛逸如是薛伯青大伯父之子,时任上海英明照相馆摄影师。自己又办了一个上海新艺美术照相公司(简称“新艺公司”)作为副业,印制电影院放映的幻灯广告片,拍摄电影明星照片,销往南洋群岛等地。在薛家,堂兄薛逸如是个榜样,他率先在上海闯出了一片天地,是薛伯青进入摄影界的引路人。
堂兄薛逸如接纳了薛伯青。薛伯青的二堂兄薛逸民原是上海兆芳照相公司的摄影师,后来也转入“新艺公司”工作。薛逸如筹资扩建了自己的上海新艺美术照相公司,地址在上海新闸路北泥城桥。
我在上海新艺关术照相公司全面学习了图片摄影的各道工序:拍人物照、冲洗底片、底片修版、洗印照片、照片放大、照片上光、照片上色(用毛笔和颜料给黑白照片涂上彩色)等。(薛伯青自传)
薛伯青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他钟爱的事业,一天仅上色就能完成照片100张。经他上色的照片,尽显他的绘画功底,颜色淡雅自然、明暗对比清晰,宛如水墨画片一般。不仅如此,业余时问他还不忘画扇面、刻图章。最初在“新艺公司”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这对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青年人来说,无异于每天都沉浸在实践和收获的喜悦之中。这段经历奠定了薛伯青日后摄影生涯的基础。
P1-4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20余本。作者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我想对外公说,任何人都无法取代您在我心中的位置。每年5月27日前后,我和妈妈都会不约而同地在梦中与您相会。每当我受了委屈,我仍然会像小时候一样,在脑海中寻求着您的安慰。不管您是默默无闻,还是家喻户晓,您的一生都是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您永远都是我最亲近的外公,您的温情将伴随我一生。
我想对外公说,您的外孙刘屹接过了您手中的摄影机摇把。他从小耳濡目染受到您的影响,热爱电影,并把电影摄影定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影视界默默耕耘,先后参加拍片二十余部。他的创作态度与作风极具您当年的风范,您的事业后继有人。
我想对外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能够理解您当年的心情。翻开您的日记,我才知道我的外公是位有着这么多故事的前辈。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发现健在的老人越来越少,有些人则因年纪大而记忆模糊,想了解到更加全面的内容已经不再可能了。我真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动手整理您的资料?哪怕是早一两年……
我还想对外公说,您的战友、同事、朋友及他们的晚辈没有忘记您。从我最早开始采访的“八一厂”老人黄宝善、陈俊、严寄洲、田华、袁霞、白夫今、李干、里坡、朱鹿童、殷乔芳、许陆初、刘龙、钱晓新,到北京军区的李宣化首长、济南军区的徐春阳首长、徐今强的夫人唐亚芳女士、张爱萍之子张胜,再到上海的秦怡、王文娟、狄梵、薛武、成大为黄露茜夫妇,还有深圳的任虹和广州的任小喜兄弟,他们每个人在谈到您时都是那样熟悉,对您的追忆又是那样详细而富有感情。还有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的编委李梦学先生,是我的一个追寻照片的电话让素不相识的我们建立了联系,李梦学先生的热情相邀促成了在您百年之际出版《薛伯青传》这一幸事。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朱天纬女士特意为本书撰文《厚重瑰丽的人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丁敏京、新四军骑兵团的后人孟秀玲,以及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文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八一厂”的新老同事们:赵香鸿、夏增惠、吕征、王越灿、刘治寰、赖丁力等,甚至远在瑞士联合国工作的刘琼之女刘小瑶女士,他们中有些人与您相识,而有些人甚至对您很陌生,但他们都为这本传记付出了他们的热情、支持和智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一厂”明振江厂长,他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全力的支持,才使得《薛伯青传》得以如期问世。
感谢所有为本书付出热情和劳动的人们!感谢你们对老一辈电影人的尊敬!感谢在这本书的写作中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所有亲朋好友们!
因文字水平有限,本书没有更多文学上的结构与设计,也没有进行更多的修饰与润色。再加上想赶在外公百年纪念时出书,时间上有些仓促,难免会在整理、编纂中出现纰漏。我深感有愧于外公波澜起伏的一生和读者的厚望,只有寄希望于我饱含的深情和外公日记中详尽的记录来满足大家对本书的期望。敬请读者们谅解并指正。感谢!
本书以外公在“文革”中所写的“薛伯青从事摄影工作的简明素材”、“回忆录”、日记、创作笔记、现有资料和当事人的阐述为蓝本,力求真实、客观地回顾薛伯青的一生、他身边的人和事,记录他的品格和艺术影响力在后来人身上的继续与延伸。希望它能犹如一部纪录片,随着“镜头”的推进,您能从中看到一个真实的薛伯青;看到一群电影人、革命者如何为了理想而奋斗;看到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带给人们的喜怒哀乐。笔者还力求在书中穿插大量老照片,并尽量多地介绍相关电影人和当时电影界的状况,力图拉近历史与现实、老一辈与现代人的距离,形成一个自然的链接。
摄影师永远是背对着镜头的那个人,对外公而言更是如此,他的职业、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默默无闻。他镜头中的人物鲜活、精彩,但他自己却少有露面,以致在挑选本书的封面照片时,我们都很难找到一张他自己的精致照片。
如果当您合上本书时,脑海中能有这样一个印象: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位摄影师!这位摄影师名叫薛伯青,他是位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事业、有爱情、有缺点、有个性、有故事的可敬之人,是位值得我们怀念的前辈,我则可以以此书告慰我那远在天堂里的外公了!
刘茜
201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