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畏的心态，无所谓的姿态，历史的空白处，身边的怪现状，前事后事，吾土吾民，时风眉批，横议旁论，记忆影像另类教授张鸣想到就说，讲述那些无所畏和无所谓的事儿！

本书从历史与现实的细节着笔，展示与分析中国的难题，拆解出其中的文化因素，继续批判国民性。历史往事暗示着今日依然存在的痼疾，提醒着未被注意到的重要细节；对于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变迁的分析研究；社会批评，着重评论时事风气与官僚制度的种种现象；个人的记忆折射着社会与时代的细节。

本书为政治学教授对于中国政治痼疾及其文化根源的观察评论。学者的专业研究表现为随笔札记的体裁，视角、观察深刻独到，文字表达通俗可读，既有历史要点的知识，也有现实问题的评论。

本书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了晚清一直到现代社会的人文、社会状态，作者以当时社会各色人等在社会动荡、变革时期的心理、行为特征为切入点，进行案例分析，逻辑缜密，文字通俗，风趣幽默，颇见学术功力。通过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到历史往事暗示着今日依然存在的痼疾，提醒着未被注意到的重要细节。作者的深刻思考，尤其体现在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变迁的分析研究，评论时事风气与官僚制度的种种现象等。读者可以在轻松愉悦的的阅读感觉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心理历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前事后事

2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5 言官逸事

8 门客的错会意

11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15 文人之舌

18 花儿与皇帝

21 又想起了王大点

28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34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37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

42 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46 洋人的八股取士

50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56 民国的三个面相

67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72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吾土吾民

80 为什么有农民会怀念集体化时代？

87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生学——读书札记

94 乡下人的革命性

102 耕者有其田，就会天塌地陷吗？

106 给农民留条交易的管道

时风眉批

110 二战纪念的历史悲情

112 教授与平等观

115 教授的抄袭案

118 造假的技术含量

121 “擂台”的民族主义想象

124 “人肉搜索”的私刑

127 犯了错的小人物也有尊严

131 庙会的“皇帝”

133 皇帝梦

136 “山寨”风

138 京剧进课堂

140 选择的困境

横议旁论

144 交换同盟

147 上访顽症与司法失效

150 吃官和官吃

153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156 以环保的名义拆猪场

159 改地名

161 尊重民俗

163 儿童被拐与社会管理

167 不能用一个错误修正另一个错误

170 仅仅有安慰剂是不够的

173 迎来送往

175 省长骑自行车的可行性

177 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是必要的

180 网络实名制与减压阀

182 为什么没人管管网游?

185 台湾的怪胎

188 黑色风暴吹袭下的玻璃天花板

192 朝鲜的不归路

记忆影像

198 曾经的余杭

203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206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211 聪明的猪别传

215 小报告与大字报

220 告密

224 三十年男女之事点滴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

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

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作《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骑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枚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被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当年谢安待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袁枚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作得好，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作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关于美食的，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500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第二件是为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麸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几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衰，但喜欢作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是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又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按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查，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比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材，因为庸材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文人之舌

文人的口舌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此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在游说得官的年代，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是得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立竿见影；其三是“忽悠”，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说话，就有风险。拍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马，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大怒：你们玩儿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

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龙须，龙颜大怒，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也还是得说话，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仍然比比皆是。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得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白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的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动静就特别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痛了雍正皇帝，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个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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