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十大俄语小说，英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现代世界文学最佳翻译作品”！

获波兰陀思妥耶夫斯基奖，2001年作者被波兰推荐角逐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莫斯科中央报社，一个社会从停滞走向更加停滞的忠实记录。小说通过总编的司机、报社同事，总编的妻子、儿子等许多普通苏联人的经历和生活，生动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

《针尖上的天使》创作于1969至1976年，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1960年代苏联的重大事件为时代背景。

在莫斯科，某机关报的总编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门外心脏病发作，调查推测是因为他收到一份地下刊物的原稿。没人知道是谁放到他桌上的，可是里面的内容令官方很敏感，要是泄露出去……

小说通过总编的司机、报社同事，总编的妻子、儿子等许多普通苏联人的经历和生活，生动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揭示了那个时代报界内幕、领导层的种种情状，还有知识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爱情与背叛的问题……

他在两名警卫中间停下来并出示了深红色的证件。一人在辨认照片并与他本人核对时，另一人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马卡尔采夫一番。第二名警卫向第一名警卫点了下头，后者归还了证件。

“请吧……”

马卡尔采夫机械地把证件放进衣兜里，开始向出口走去。以前他会说“再见”，可是现在他庄重地、默默地走过去。边走边用围巾裹住脖子并扣好大衣的扣子。他拉开里面的门，感到了木格栅下透出的暖气的柔和压力。推开外面的门，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人行道上。

散发着霉味的空气使鼻孔发痒，充满了肺部。眼前展现出综合技术博物馆，为普列夫那之战中牺牲的掷弹兵们而竖立的底座滚圆的纪念碑，还有老广场，如果不算交警局特别分队的几位交警的话，老广场显得荒凉，密密麻麻的一排轿车把广场围住了。车辆朝右沿着斜坡向中国胡同急驶，竞相超车。马卡尔采夫已经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想法，这条胡同的名称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明显的疏忽。早就应该给这条街道改名了。真是愚蠢：通向国家头号大楼的竟是中国胡同！

马卡尔采夫出现在没有行人的人行道上，引起了交警和几个穿便服的“7局”的人的注意，他们站在不显眼的位置。此外，司机们张望所有走出来的人，他们一边等待领导，一边不时加热冷却的发动机。天开始黑了，飘着小雪花，可路灯还没有亮起来，所以司机们注意看着，以免错过自己的领导。

尖鼻子的廖沙·德沃叶尼诺夫为人机灵，他用眼睛不时扫视一下各个出入口。尽管马卡尔采夫往往会走正门，但是凭自己的通行证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大门出来。远远看到头儿之后，阿列克谢会立刻启动发动机并打开暖风机，却不急着为马卡尔采夫打开车门，免得车内给冻透了。头儿未必会很快出现。他总是说很快就来，可在那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甚至是四个小时。

马卡尔采夫横穿过人行道并已步人广场，但是突然，他把头向后一甩，停了下来，感到心脏一阵刺痛。心脏有时会犯点毛病，于是他站了一秒钟，决定不用力吸气。他小心地又迈了一步，这时整个胸部和后背、肩胛骨之间感到了剧痛。他仿佛被电流击中了肩部，疼痛感瞬间向下移动，到了胃部。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呻吟起来，发出的却是呼哧声。他一只手抓住了胸部，尽力想解开纽扣。眼前泛起了金星，综合技术博物馆大楼向一边倾斜了，汽车开动了，向马卡尔采夫驶来，于是他猜到了，他正在失去知觉。双腿一下子变得无力，膝盖也发软。为了不让头部撞上柏油马路，他把双手垫在臀部下坐了下来。他还有知觉。

他在地面附近首先闻到的是一股刺鼻的尿味。裹挟着雪花的风从综合技术博物馆的拐角处吹来，送来了公共厕所的气息。跟前没有任何可以伸手救援或呼救的人。还有疼痛，让人窒息的疼痛。得救的唯一机会是尽快回到他刚刚走出来的那扇门前。

疼痛变得难以忍受，手臂开始隐隐作痛。身体抽搐，开始不听使唤，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仰面倒了下来。他把牙咬得格格作响，开始慢慢地向一边翻身并跪了起来。现在需要爬到人行道上。可是雪在融化，双手打滑。

一瞬间，他感到了自己姿势的尴尬：以他的职务爬着进中央委员会。人们会看到，会传出去，威信会下降。没准儿还会有人汇报给领导。但是疼痛迫使他无法顾及这一切。主要的是要到医生那里。他们会救我的！门很沉重，是推不开的。只要能够着门把手就好了！他爬着向门前挪动，尽管很慢。

廖沙提前看到离开人行道走向汽车的马卡尔采夫后，刚要打开发动机和暖风机并俯身把散热口开得更大些：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喜欢让双脚保持温暖。挡板卡住了。当阿列克谢猛地一下把挡板拉出来并再次向前看去时，领导不在了。莫非廖沙看错人了？这时他看到，昏暗中有个人像狗那样向门前爬去，门楣上用烫金的字母写着：“苏联……中央委员会”。又过去了一会儿，阿列克谢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最后使劲抓破了门的边缘，哀号起来并扑通一声栽倒在潮湿的、又硬又扎人的、人们擦鞋底用的垫子上。几个捷尔任斯基师的卫兵把马卡尔采夫扶了起来。其中的一个摁了一下按钮。接下来的事情在马卡尔采夫的脑海里是空白：他失去了知觉。

“是我们的人。”一个警卫看了看他变黑了的脸后说道。

但是另一个警卫麻利地解开了马卡尔采夫大衣的扣子并从他的衣兜里取出了证件。他取证件的动作迅速而利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证件放进去似的。他按照规定，把照片与躺着的人核对后批准地对医生们说：

“可以抬进去。”

人们抓住马卡尔采夫的双手、双脚把他放到了担架上。他呻吟起来。一分四十秒后人们把他从担架移到了复苏诊室的台子上，这间诊室装备有新式的美国设备。

躺着的马卡尔采夫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西服很干净，但是已经穿旧了，十来年前就已经过时了。黑色的矮帮鞋经过仔细的擦拭，但是鞋跟稍微有些磨损。这套在中央委员会服务部缝制的制服是专供他去“大楼”时穿的。

在那里，既不能靠颜色鲜艳的领带，也不能靠过分精心熨烫的裤子出风头，所以，了解这一点的妻子会垫一块干布来熨中央委员会西服中的裤子。给病人盖上了一条被单，卫生部第四总局的两位复苏医务人员俯下身来看着他，他们在这里二十四小时值班。

德沃叶尼诺夫钻到了外室里，他只看到了头儿像个死人被放上担架抬往某处。P1-3

上个世纪末俄罗斯一批又一批作家回归到俄罗斯文学的进程中来，最有名的当数扎米亚京、多贝钦、普拉东诺夫等。每次回归浪潮的到来都会引起对他们作品的重新解读和认识，比如说普拉东诺夫，他被“发现”过两次或者三次：上世纪60年代初和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些值得尊敬的作家行列中，德鲁日尼科夫便是令人瞩目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从未被介绍到中国，很多人对他没有什么了解，但是他在俄罗斯和欧美国家早已名声大噪。他的《针尖上的天使》每次被“发现”，读者都能从中挖掘出更深的层面。

尤里·伊里奇·德鲁日尼科夫，俄罗斯作家，散文家和文史学家。1933年4月17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家的家庭，在创作型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成长并成熟，这个圈子里的一部分人在极左的大清洗时代便消失了。中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对斯大林同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评价不足”而失去了银质奖章，因此莫斯科没有一所高校愿意录取他(1951年)。他在拉脱维亚大学学习了两年，在那里对舞台产生了兴趣，有段时间在里加的俄罗斯剧院当演员。1953年秋天返回莫斯科。在大学时代他为了给自己挣面包吃而搞过摄影，做过记者，然后又到档案馆见习，在那里他的职责是，为那些从劳改营释放并被恢复名誉和权利的人领取退休金而查找有关其工龄的证明文件。1955年从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毕业。接下来的两年在哈萨克斯坦教授俄罗斯文学，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务主任。后又回到莫斯科做图书编辑、流动记者站记者，并在《莫斯科共青团员》(1964—1971)报做栏目编辑。197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

他的第一本书是一部由若干短篇构成的中篇小说《怎么就这么不走运》(1971)，讲述的是一个一直不如意和失败的人的故事，与当时大部分人的乐观情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该书收尾的那个短篇的最后一句以逗号结尾，而不是句号。这是因为该书在最后付印的时刻，极左的停滞时期的检查部门将“逗号”后面的那个部分给删除了，因为它描写了乌云翻滚的自然景观。读者从这部书所描写的失败者的形象中可以看出作者自传的成分。

德鲁日尼科夫在1974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儿童培养问题的特写集《禁止烦闷！》和《请问吧，小孩》，但是他的小说却遭到大型杂志社和出版社的拒绝。《最后一课》和《2月30日》这两部短长篇刚开始时主编特瓦尔朵夫斯基决定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用，但是很快他就又给作者发了退稿通知：“杂志按比例可容纳敏感作品的空间已被索尔仁尼琴占用了，再没有地方了。”上世纪90年代，德鲁日尼科夫从美国飞赴克拉科夫参加斯拉夫学家国际代表大会并发了言，记者洛拉·兹沃纳列娃在会议期间与他进行了交谈，当问及“在老一辈的作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时，他调侃道：“影响最大的？那有两位，列夫·卡西尔和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这第一位读完我的短长篇后，在青年作家讨论会上惊恐地叫道：‘不，不！您是——成人作家！’于是，这么说吧，我被从儿童文学领域赶了出来。然而他把我的这部作品转给了《新世界》的特瓦尔朵夫斯基。而这第二位，读完我的短长篇后，向我宣布：‘杂志按比例可容纳敏感作品的空间已被索尔仁尼琴占用了，再没有地方了。…

德鲁日尼科夫的短长篇《圆钱》的片段在《女工》杂志上发表时也被大量删节，即使这样，还是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

德鲁日尼科夫的创作探索不能做到与苏联时期的极左文学潮流亦步亦趋，1976年他发表了在苏联的最后一部长篇《请等到十六时》(准确地说是一部长篇的一半，另外一半被砍掉了，作者当时起的书名“这些鸟中有一只要作牺牲”也被替换了，因为这是出自《圣经》的句子)。他写的喜剧《老师恋爱了》被从舞台上撤了下来，而另一部喜剧《一小时父亲》，刚刚获得通过，就被禁止排练了。1977年德鲁日尼科夫因为从事地下出版物活动而被开除出了作协。

在后来的十五年时间里，也就是一直到1991年年底，他的名字从苏联出版界消失了，关于这个情况，作家在自己用英文写作的回忆录《作家第8552号被开除》，(发表在1979年的《华盛顿邮报》上)里做了说明。这时德鲁日尼科夫的写作状况基本上都是“写进抽屉里”了，其作品只有与他趣味相投的人在传阅，稿子要保存在隐秘的地方，出版和发表就只能在西方世界了。在被屡次传讯和经过与检查部门的多次较量后，1987年作家被迫移民国外。

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他居住在维也纳，然后，于1988年迁居美国，在得克萨斯大学(位于奥斯汀)教授写作技巧，又为纽约的“自由之声”电台工作，过了一年他迁居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参加拍摄了美国电影《时间之俘》，在其中扮演一个悲剧角色——一个名叫达尼埃尔的俄罗斯作家。

给德鲁日尼科夫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是《告密者001号，或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飞升》，这是作者在1980年至1984之间在莫斯科秘密写就的。该作品后来成了地下出版物中的代表作品和宝贵财富，它是第一部对“世纪凶杀案”进行独立调查的纪实报告。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一位少年英雄，这个名字，中国人不大知晓。但在苏联国内，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有无数的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很多诗人和画家为他写诗作画，邮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是他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小学生，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说他是“人民的敌人”。父亲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里人缘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开证明信给富农，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

结果三天后特罗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被“苏维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他的名字被收入光荣册，列为001号，成为全体苏维埃人的道德楷模。有上百种书、歌曲、戏剧、油画对他进行了歌颂。德鲁日尼科夫经过近十五年的仔细调查，到三十座城市走访了很多仍活着的见证人——莫罗佐夫的母亲、哥哥、同学、同村人、老师、契卡工作人员、记者等等，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了英雄少年的照片都是伪造的，他告发自己的父亲并非为了揭露“阶级敌人”，而是因为他父亲跟另一个女人跑了，母亲为了报复父亲，便派儿子去告发了他。而且莫罗佐夫是个智力迟钝的顽皮少年，不可能被吸收进少先队，况且当时那个偏远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少先队组织。这一事件揭开了1937年大清洗、大恐怖之前告密之风盛行的序幕，开了恶风之先。

这部作品1987年在伦敦出版之际，索尔仁尼琴写道：“祝贺尤里·德鲁日尼科夫写出了这样一部最出色的和非常为大家需要的书，这样，渐渐地——虽然不是所有的，总归是很多的浮夸就将被揭穿。”此书在极左时期的苏联是被禁的，直到1995年才出现莫斯科的版本。在国外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且据其拍摄了两部电影。

德鲁日尼科夫的代表作《针尖上的天使》是一部具有多层复杂结构的记录体小说，1969—1976写于莫斯科。“天使”在三十多年前由一位勇敢的美国人从莫斯科带到美国，当时把手稿拍成缩微胶卷，包在万宝路香烟盒带出苏联国境。这是第一部对苏联的停滞时期作出严肃的艺术分析的作品。

优雅的书名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公式的讽刺性运用：针尖上可容纳的天使数量等于2的平方根。这里的天使，其实就是一定数量的、身上多少散发出入性之光的人的纵向聚合体。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布拉格之春刚刚被苏联的坦克解构，苏联正在从一个停滞时期向更加停滞的时期过渡。故事的中心地点是中央报《劳动真理报》报社。作家对莫斯科的这家报纸编辑部的生活进行了文献式的忠实记录：前后六十七天一——从1969年的2月23日到4月30日——从身为中央委员和报社总编的马卡尔采夫患心肌梗塞(因为有人偷偷地将一份敏感的地下出版物稿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到他被撤职并在五一节前夕死亡。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法国外交家与旅行家德·库斯汀神秘地出现在心理矛盾重重的马卡尔采夫面前。库斯汀公爵写的一本书《1839年的俄国》，在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都是禁书，赫尔岑称之为——“无疑是外国人写俄国的最出色和最聪明的书”。偷偷放到总编办公桌上的就是这部书的手稿。

除了德·库斯汀，参与推动小说情节的人物各式各样：从女打字员到记者、新闻检查官员、过去的劳改犯、契卡人员，还有很容易猜到的克格勃头目克格尔巴诺夫以及“长着浓眉的人”、他们的家庭成员。荒诞剧的“壮丽收场”是对最高领导的私人医生——泌尿科专家的讽刺性描写，萨加伊达克过去是个劳改犯，现在则是全国的阳痿病总专家，他操纵着患老年病的国家上层。书中的主人公们就生活在停滞时期这样充满绝望情绪和厚颜无耻、玩世不恭氛围的泥淖中，似乎永远不能摆脱，当然这里也隐含着对思维活跃的“天使们”的温暖的、渐渐升腾的希望，虽然他们因为传阅禁书手稿而面临着被捕的危险。作者1992年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天使”喻指了少数和风细雨地呼吁对停滞的苏联社会进行改革的和善之人。

这部小说的杰出之处也明显地表现在艺术创新上，有外部形式的创新，还有语言内涵的创新。在外部形式的创新方面，作家合理有机地使用了那个时代大量官僚文牍：履历、评语、证件、表格、秘密会议记录等等。作者每次在引入一个新的主人公之前都会像一个人事干部那样将其个人档案资料展示出来，然后再进行文学描写和叙述，并显示出档案记载中的这个人和实际之间的落差，作者这样独具匠心的细节安排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特点与停滞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作品语言内涵的创新则表现在，随处可见的大量精巧编织的俏皮的双关语不断地在钻极左时期官方语言的空子，在优雅言语的内部常常包含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心理谕指，这一切交织成语言的如梦如幻的境界；还有时不时像从水下冒出的潜台词，不经意间就将读者从严酷的现实引向卡夫卡式的荒诞。

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例如斯维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国内外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错误地将《针尖上的天使》看做讽刺小说，其实笔者在其中只看到讽刺小说的一个元素——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态度。作品中没有刻意地表达出假定性的东西，也未将现实场景引入荒诞(精妙语言引发的荒诞联想除外)，没有荒诞，没有什么特殊的讽刺属性，或者说，不比巴尔扎克小说的讽刺特性更多。小说表现出来的刚刚过去的那些极左的东西现在看来是多么荒诞滑稽，而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因为司空见惯。该小说是第一部对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进行如实描写，第一部不带回避和不带寓言性而进行严肃的艺术思考的作品。小说本身不带讽刺性，而是被描写的对象太过荒诞。  无论如何，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仅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作家多年之后在美国碰到的一件趣事：

“我当时正在我任教的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忽然我的女秘书进来通报，说有个人想见我，他讲的不是英语，但是带着一本我写的长篇小说，并指给她看。紧接着出现了一名男子，他手上拿着一本莫斯科出版的《针尖上的天使》，还向我宣布，他就是书里描写的那位上级任命的大干部的儿子-。他也是弃学离开了学院，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爱上了克格勃一名将军的女儿，酒后驾车导致两名工人死亡，那两人当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为此坐了牢，但是时间不长，因为他爸爸找到了渠道，通过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将儿子放了出来。这位客人还告诉我，他听说我似乎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而得到了二十五万，而我在作品里采用了属于他的生活的故事，何况他是凭伪造的邀请函来美国的，这里没有人给他见面礼。他的简历确实同小说里描写的类似，只是在我小说里的那位父亲——是一家大报社的总编，而他的父亲——是一名部长。可是……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实际生活中的这个儿子才刚刚在桌子下面学走路呢。来客听了这话，于是委屈地离开了。”

《针尖上的天使》被波兰华沙大学列入20世纪十大最佳俄语小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译本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代世界文学最佳翻译作品”名录，而波兰文译本获得了波兰作协颁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奖”。波兰政府和作协在本世纪初曾推选他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德鲁日尼科夫在文学领域涉猎颇广。评论家们认为他是“短长篇”这种体裁的首创者，他从70年代末开始发表短长篇体裁的作品，1991年在纽约出版了他的一本名字就叫“短长篇”的书。从《沙皇费多尔之死》到《曾祖母的蜜月》，这些短长篇无论从情节性还是本事的丰富性来讲都比短篇小说深广得多，虽然还能找到短篇小说的一些特征。但是将这些袖珍的长篇称为中篇小说是不准确的。别林斯基认为中篇小说是“一个长篇分裂成几个部分”，而短长篇则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长篇，只不过在体裁上已经被压缩了，具体而微。它更适应飞速变化的现实。

德鲁日尼科夫坚持特尼亚诺夫与西尼亚夫斯基的传统，在辩论性文艺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著名作品有《俄罗斯囚徒》和《俄罗斯神话》等。他的回忆性随笔集《我在排队的时候出生》曾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几十家报刊上同事连载。

德鲁日尼科夫发扬纳博科夫的传统，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斯拉夫学者之一。长期担任“被驱逐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的副主席。

2008年5月14日，这位天才作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城自己的家中逝世，一个月前他刚刚跨过七十岁的界线。据说国际上对他作品的真正研究才刚刚开始。

2009年12月17日

祝贺尤里·德鲁日尼科夫写出了最出众的、读者非常需要的作品，这样渐渐地——并非所有的，而是很多——苏联的谎言将会被戳穿。

——索尔仁尼琴

这部作品属于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缺失的那一环。

——该书英文版编辑

这是一个天才创作的杰作——它滑稽可笑得要命，在同样程度上，又残酷无情得跟死亡一样。

——《当代小说评论》

布尔加科夫腐蚀性的幽默和索尔仁尼琴的非凡气度的完美结合。

——《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