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根》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猎象与反猎象的故事。法国人莫雷尔，二战期间在德国蹲了两年多纳粹的集中营，战后跑到乍得来开展保护大自然的运动。小说通过莫雷尔一伙人的行动，直面急需善待大自然、挽救物种、保持生态平衡这个严峻的课题，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与动物和谐相处，爱护环境，保护天根，就是保护生命之树，人类赖以生存之根。

《天根》不仅涉及环境保护问题，而且整部小说洋溢着浓重的人文色彩，这正是它撼人心魄、感人至深的地方。

《天根》一九五六年问世时被誉为第一部生态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猎象与反猎象的故事。小说通过主人公莫雷尔一群人的行动，直面急需善待自然、挽救物种、保持生态平衡的严峻课题，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与动物和谐相处，爱护环境，保护天根，就是保护生命之树，人类赖以生存之根。天根这个书名的涵义，在小说中曾多次提及。它不仅是上帝在大地植下的无数的根，也是上帝在人的灵魂深处植下的极其多样的根，其中一些深深扎在人们心中，如平等、博爱、尊严，而自由这条根最为坚韧。在小说中，出没于荒原和丛林的大象成为人类之友，美的化身，自由的象征。

《天根》问世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小说提出的问题更尖锐地摆在了世人面前。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土地荒漠化，人口大爆炸，生物大灭绝，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难民涌现，水资源短缺，能源短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正在积极行动起来，但似乎尚未找到根治的良策。但愿这部小说能激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对人类的未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哈比卜一买下“乍得人”，便安装了霓虹灯，把它变成“咖啡馆一酒吧一舞厅”。毕竟是他想到要活跃此地有点荒凉的气氛，这在露台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面对孤独冷清的喀麦隆河，面对似乎为某个史前动物量身定制的寥廓无际的天空，是他想到请个女人来活跃这里过分忧伤的气氛。他提前很久把他的意图告诉常客，每次坐到一张桌子旁便反复地讲，一边摇着那把做广告用的永不离手的扇子，在他的大手里，那扇子显得尤其没有分量。他坐下，拍拍我们的肩膀，好像要安慰我们，帮我们再坚持一会儿。他关心我们，即将去请个人来——这在他的改组计划之内——请注意，不是窑姐儿，只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完全明白，伙伴们，尤其那些赶了五百公里路才走出内地的伙伴，对自斟自酌威士忌心里腻烦透了，他们需要伴儿。他笨重地站起来，到另一桌去吹牛。应该说，他颇为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好奇和期待的气氛。大家带点怜悯和嘲讽地寻思哪类姑娘即将落入圈套，而且我确信我们中间有些可怜的家伙待在角落里私底下想入非非——你看我对您什么都不隐瞒。就这样，早在米娜出现之前，她已成为乍得最偏远地区的一个话题。在她现身此地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再次看到，即便经年累月在荆棘丛林深处离群索居，某些坚韧的希望依然存在，与我们想象中的几个私密小角落相比，一百公顷荒地在雨季倒更容易开垦些。大家等着她来，此言不虚。有一天，米娜下了飞机，头戴贝雷帽，手拎小提箱，穿着尼龙袜，身量可观，相貌平平——除去脸上有几分焦虑的神色，这在那种情况下颇可以理解。好像哈比卜写信给他在突尼斯的一位朋友，米娜当时在这人的夜总会里表演脱衣舞。哈比卜把他要什么样的人讲得很清楚：一位长得好看的姑娘，身上该有的都有，最好是金发，能管理酒吧，表演唱歌节目，尤其对顾客要和气——是的，他首先需要一个听话的小姑娘——他不想惹麻烦，这是最重要的。他也不要婊子——这不合店风——只要一位姑娘，偶尔得亲切地招呼哈比卜特别介绍的小伙子。突尼斯夜总会的老板大概注意到米娜有一头金发，又可能想起她是德国人，没有合法证件，这显然是听话的一个保证。于是他向哈比卜推荐了她。

“‘您就这样立刻接受了？’

“谢尔舍少校进行调查时向米娜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哈比卜先生和德·伏里先生已人间蒸发，他们有利可图的活动也已经暴露。他把她叫到办公室，想判断一下奥西尼对她的言之凿凿的指控是否有道理。调查是由警方来做的，不过近来军人们对利比亚边陲出现第一批装备精良的费拉加帮一事十分关注，而哈比卜有可能在突尼斯等地布下的活动网络似乎特别值得注意。没有多少人比谢尔舍更了解边境地区，他在十五年间率领骆驼兵连队跑遍了从撒哈拉到津德尔，从乍得到蒂贝斯蒂的沙漠。每当他的骆驼队扬起的滚滚沙尘出现在天际，所有游牧部落都远远地跑来向他致意。一年来，他在职业生涯中头一次担任一个几乎整日安坐、被乍得总督称为特别顾问的职位。在国土上，直至密林深处，现代武器的交易似乎暗流汹涌，令总督十分不安。米娜被两名狙击兵一左一右押送到少校的办公室。她刚在警署受到审问，心里怕得要命，坚信人家要把她从世上的一个角落赶走，她对这个角落似乎怀着一种奇怪的依恋之情。

“‘我在这儿很好，您明白吗！’她抽噎两声，带着让你无法不做鬼脸的德国腔冲谢尔舍喊道。‘早上我打开窗户。，看见成千只鸟儿立在洛戈纳河的沙丘上，我感到幸福。我别无他求……我在这儿很好，何况，我能去哪儿呢……’

“面对人所处的任何困境，谢尔舍都无心做反讽式的思索，此时却克制不住幽它一默的冲动：在他的经历中，这是头一次有人把可能被剥夺在法属赤道非洲的居留权，与被逐出人间天堂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这显然意味着过去的日子……不大顺——所以司令想表示一下同情，仅此而已。他立即弄清楚，米娜对雇主的秘密活动毫不知情。她充当了雇主的门面和挡风墙，和‘乍得人’的豪华设施、露台栽培箱里的两株矮态棕榈、汽水买卖、电唱机、有划痕的唱片，以及寥寥几对晚上在舞池跳舞的人一样。司令叫人给她送来咖啡和一块三明治——清晨五点她就被人从床上揪起来——不再向她提问题。但她一直试图解释，目光焦灼，一脸倦容，表情既激烈又谦恭，有时嗓门高得叫起来，近乎狂热地希望别人相信她。或许她在谢尔舍的眼神中发现了她大概不常在男人眼里遇到的好感，而她想必需要别人的同情。她一再说，她非把她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不可。她真的无可指摘，不愿继续受到怀疑。她很理解人家对她起疑心，因为大家会问，一个德国女人，没有合法的证件，是怎么在乍得落脚的……但因此就指控她给军火贩子帮了忙，辜负了没有任何避难地时在拉密堡受到的亲切接待……她嘴唇哆嗦，泪水又滚落到面颊上。谢尔舍俯下身，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头。

“‘好啦，’他说，‘没人指控您。您只要告诉我为什么到乍得来，是怎么认识哈比卜的。’

“她仰起脸，用手绢捂住鼻子，专注而犹豫地久久望着少校，好像在决定是否可以向他坦白这一切。她解释说，她来乍得是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了——她太需要温暖——，还因为她喜欢动物。噢，她明白这种解释可能缺乏说服力，但她没有办法：她说的是真话。谢尔舍没有表露惊讶和怀疑。一个人需要温暖和友情，这丝毫不会令他吃惊。但可怜的女子一定缺吃少穿，才可能满足于非洲大地的温暖和驯养动物的友情，除了在天际时时出现大象群的奇观之外，她想不到还有别的奇观。这正是她身份卑微的一个证据，对‘此他不能不表示同情。他认为她毫无自卫能力，比起他遇到的其他所有游牧者，她在人世间更加晕头转向。

“‘那哈比卜呢？’

“哦，她也准备作出解释。为了讲清楚，她不得不把时间往前推几年。她十六岁那年，父母在对柏林的一次轰炸中被炸死了。她到与她家没有交往的一位叔叔家去住。她无依无靠，叔叔照顾她，甚至出主意叫她去夜总会唱歌，尽管她自认嗓子不好。她在‘卡佩尔’表演了一年——仗好像已经打输了，男人们需要女人。后来俄国人攻占了首都，她的遭遇和其他许多柏林女子一样。这种情况几乎持续了好几天，直到战斗结束，指挥官重新掌握了他的部队。后来……她露出尴尬的样子，像犯了罪似的，朝敞开的窗户外望了一会儿。后来，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她爱上了一名俄国军官。她再次住了嘴，谦卑地望着谢尔舍，仿佛想求他原谅。噢，她完全理解他的想法。人家已经当面告诉她了。‘一个俄国人？’大家嚷道。‘经历了那些事后，她怎能爱上一个俄国人？’她有些气恼地耸耸肩膀。这与国籍自然毫不相干。可是她的同胞们为这事十分恨她。在街上，邻居们目不斜视，走过时不跟她打招呼。胆子最大的遇见她独自一人时，把他们的想法高声告诉她。一个可以说领着士兵从她身上踏过去的人，她怎么可能爱上他呢？我猜想告诉她这类想法的人用的是比喻，而她好像按字面去理解了。她热切地向谢尔舍解释：‘这个，这完全不能肯定。’当然，这也许发生过。她跟伊戈尔——那位军官的名字——谈过一两次，但他俩什么也不知道，坦率地讲，他俩对此无所谓。他倒是去过那种别墅——他在前线已有三年，家人被德国人枪杀了，而且他有点喝高了——至于她，她记不得那些人的脸：唯一永远留在她记忆中的东西，是军用皮带扣。不能用性行为对男人进行判断，尤其当战斗正酣，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她又抬眼望了望谢尔舍，但少校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无话可说。她继续跟他谈她的伊戈尔，她立刻喜欢上了他：‘他脸上有种快活的、给人好感的东西，像许多俄国人和美国人……还有法国人。’她笨拙地找补了一句。她是在叔叔家遇见他的——房子底层被军队征用——他腼腆地追求她，给她送花，与他们分享定量食品……终于，有天晚上，他笨拙地亲了她的脸——她嫣然一笑，用手贴住脸上第一次被亲吻的地方——‘这是我的初吻。’她说，再次用明亮的目光看了谢尔舍一眼。”P8-12

《天根》作者罗曼·加里(Romain Gary)原名罗曼·卡谢夫，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出生于今立陶宛维尔纽斯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做皮货批发生意，母亲经营妇女服饰。当时立陶宛处于沙皇俄国统治之下。一九一五年父亲应征加入俄国军队，他和母亲与巴尔干国家的众多犹太人一道，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一九二一年，他们回到已划归波兰的维尔纽斯(维尔诺)，在那里住到一九二八年。父母离异后，罗曼和母亲迁往华沙，两年后定居法国尼斯。罗曼先后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和巴黎攻读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一九三五年加入法国国籍，后参加法国空军。二战爆发后，他驾机投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从此改名为罗曼·加里，加里的俄文意思是“燃烧”。他参加过数十次战斗行动，屡建战功，多次受到嘉奖，荣获了荣誉勋位三级勋章、解放之友勋章、十字军功章等。战后，他进入外交界，先后在法国驻保加利亚和瑞士使馆担任秘书，一九五二年到法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工作，一九五五年又赴玻利维亚任职，一九五七年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离开外交部后，他还在新闻部担任过一年多的特派员。

罗曼·加里有过两次婚姻，均以离异告终。第一任妻子是英国女作家莱丝莉·布兰奇(Lesley Blanch)，第二任妻子为美国女演员吉恩·西伯格(Jean Seberg)。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西伯格自杀。一年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日，罗曼·加里突然吞枪自尽，留下遗书说此事与前妻的自杀无关。

罗曼·加里是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近三十部作品，第一部小说《亡者的葡萄酒》以罗曼·卡谢夫的真名发表。此后作品大多用罗曼·加里这个笔名，主要有：《欧洲教育》(1945，获批评家奖)、《郁金香》(1946)、《大衣帽间》(1949)、《白昼的颜色》(1952)、《天根》(1956，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童年的许诺》(1960)、《光荣归于声名显赫的先驱》(短篇小说集，1962)、《L.女士》(1963)、《食星星者》(美国喜剧1，1966)、《别了，加里·库帕》(美国喜剧2，1969)、《白狗》(1970)、《红海的宝藏》(1971)、《欧罗巴》(1972)、《魔法师》(1973)、《女性之光》(1977)、《激情奔放的小丑们》(1979)、《风筝》(1980)等。另外，他化名埃米尔·阿雅尔(Emile Aiar，阿雅尔在俄文中是“火炭”之意)，发表了《温存的胖子》(1974)、《来日方长》(1975)、《虚假》(1976)和《所罗门王的苦恼》(1979)等四部作品，其中《来日方长》获1975年龚古尔文学奖。这样，同一位作家空前绝后地两次获得了这个奖项。但罗曼·加里拒绝领奖，并让其表侄保尔·帕夫罗维奇在出版合同上签字，致使人们误以为后者是小说的作者。一九八一年，遗作《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问世后，其真实身份才大白于天下。

罗曼·加里的作品多次被搬上银幕，最著名的当推1977年由莫谢·米兹腊希(Moshe Mizrahi)执导的《来日方长》。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女主角扮演者西蒙娜·西尼奥雷(Simone Signoret)获法国恺撒最佳女演员奖。1958年，《天根》被美国名导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改编成电影。1979年，曾以《Z》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希腊裔法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Carras)的《女性之光》，由著名演员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罗密·施奈德(Romy Sdmeider)出演男女主角，广受好评。

《天根》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猎象与反猎象的故事。法国人莫雷尔，二战期间在德国蹲了两年多纳粹的集中营，战后跑到乍得来开展保护大自然的运动。起初他单枪匹马，拿着反对猎象的请愿书到处征集签名，但应者寥寥。于是，他走进热带丛林行侠仗义，拿起武器严惩猎象者：不论是“乍得人”饭店老板哈比卜的合伙人、为取乐滥杀动物的德·伏里，还是专门猎取幼象、向世界一半的动物园供应厚皮动物的荷兰人哈斯，都受到他的袭击，连千里迢迢来非洲捕杀猛兽的美国名记者奥尔南多也当胸挨了他一枪子。莫雷尔因此被冠以狂人或杀人狂的绰号。但他不乏同情者，身边也逐渐聚集起一批支持他的人。他们烧毁以保护农田为名捕杀大象的种植园主萨基斯、杜帕克的宅邸，以及印度人巴奈吉的象牙商店，攻打用象脚制造花瓶、冰镇香槟酒桶等商品的瓦日曼皮革厂仓库，还当众打了猎巨兽的女冠军夏吕太太的屁股……这些行动引起法国殖民当局的恐慌，以为这是政治骚乱，是地方政治恐怖主义的表现，下令把莫雷尔捉拿归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小说主人公莫雷尔可以说是个先知先觉者。他对非洲每年数万头大象被杀的现象深恶痛绝，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决心保护大象和一切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维护它们的生存空间，捍卫受到威胁的大自然。所以作者在一九八○年版的《前言》中提到，《天根》一九五六年问世时被誉为第一部生态小说，而时人大多不知生态一词的含义。在莫雷尔的支持者中，固然有打家劫舍的强盗、法国外籍军团的逃兵、因走私军火一事败露而逃亡的黎巴嫩人哈比卜、被开除美国军籍流亡到非洲以求被人遗忘的美国副官福希思，但也有自觉捍卫大自然的斗士比尔·科维斯特。这位丹麦的博物学家早在九岁那年便手持棍棒吓退一帮掏鸟窝的男孩，保护了树上的一窝鸟。四十年来他参加了所有保护生态的斗争：反对捕杀海豹和鲸鱼，反对滥伐芬兰的森林，反对化学制品对土地、臭氧和海洋的污染，反对氢弹和原子反应堆废料的潜在威胁……他为此挨打，挨骂，被驱逐，遭关押，但斗志不减。虽年事已高，他仍然跟随莫雷尔在条件艰苦的荆棘丛林里为保护大象而斗争。小说通过莫雷尔一伙人的行动，直面急需善待大自然、挽救物种、保持生态平衡这个严峻的课题，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与动物和谐相处，爱护环境，保护天根，就是保护生命之树，人类赖以生存之根。

《天根》不仅涉及环境保护问题，而且整部小说洋溢着浓重的人文色彩，这正是它撼人心魄、感人至深的地方。天根这个书名的含义，在小说中曾多次提及。它不仅是上帝在大地植下的无数的根，也是上帝在人的灵魂深处植下的极其多样的根，其中一些深深扎在人们心中，如平等、博爱、尊严，而自由这条根最为坚韧。在小说中，出没于荒原和丛林的大象成为人类之友，美的化身，自由的象征。“哪里有大象，哪里就有自由。”在纳粹的集中营里，狱友们以大象为精神支柱的那段描述既匪夷所思，又令人动容。而小说中唯一的女性人物德国‘姑娘米娜的遭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人多么需要在大自然中寻到一个避难所，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二战期间，米娜的父母死于柏林的废墟中，她不得不寄人篱下，受到堂叔的糟蹋和占领军的强暴，又被迫去夜总会当歌女。她爱上一名俄国军官伊戈尔，两人决定一起逃跑，结果被米娜的叔叔告发，军官被捕，从此杳无音信。这位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逃离了寒冷和冷酷的欧洲，先后来到突尼斯和乍得，以求“躲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躲在大象和所有那些温顺地走遍稀树草原的大兽群中间”，寻求温暖、友爱和尊严。她虽然只见过莫雷尔一面，但为他保护大象的执著精神所打动，看出他是个“相信高尚仍在的人”。米娜不仅在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还放弃了在“乍得人”饭店的稳定工作，乘一辆满载武器弹药的吉普车，与福希斯一起投奔莫雷尔，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大自然捍卫者的行列中。

不能忘记的是，二十世纪中叶，非洲社会动荡，粮食匮乏，疾病流行，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因此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斗争，不可能不与政治斗争、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交织在一起。在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乌莱族前议员瓦伊塔里，试图利用莫雷尔的保护大象运动，来推动非洲的独立解放事业。这位十代乌莱族首领的后裔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希望在欧洲陷落后以泛非民族主义首位英雄的面目出现于政治舞台。乌莱地区原行政长官圣德尼，主动去找莫雷尔，给了他所急需的武器和药品，还劝他不要受政治煽动家的蛊惑。这位在荆棘丛林里独自生活了三十年的老非洲入，虽然也幻想非洲独立，却怕出现，黑人拿破仑、伊斯兰教的墨索里尼和实行逆向种族主义的希特勒。他试图延续部落的传统和信仰，完整保留非洲森林的习俗礼仪，拯救黑非洲不受西方思想的侵蚀。莫雷尔知道，对贫苦饥饿的黑人而言，大象是“站立的肉”；保护大象首先要提高非洲人的生活水平，这是严肃的保护大自然运动的先决条件。莫雷尔也明白，如果保护大象只是出于人道的理由，只牵涉到人的尊严、慷慨、心灵和需要维护的空间，那么这场斗争是深入不下去的。只有赋予它以政治内涵，才会具有爆炸性，引发舆论的关注，迫使当局认真对待。所以莫雷尔和瓦伊塔里曾一度联手，组织小分队袭击西翁维尔，造成极大轰动。不过莫雷尔坚持宣称他的行动不带政治色彩，两人最终分道扬镳。莫雷尔任重而道远，小说结尾处，他继续留在荆棘丛林里，跟他在一起的有为他探路的非洲最优秀的动物追踪者依德里斯，和被瓦伊塔里派来监视他，却在其人格感召之下决心追随他的年轻大学生尤素夫。

小说分为三篇，每篇包括若干节(全书共四十节)。活跃在书中的人物，从乍得总督、省长、各级官员、政客、警官、英国退休军官，到神甫、猎人、村民、种植园主、毛拉、巫师、医生、独立运动分子、商人、记者、博物学家、军火走私犯、酒吧女招待，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作者通过这些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经历、思想和言行，描绘出法属赤道非洲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了以反猎象为中心的保护大自然运动的全部复杂性。作品的叙述结构也很有特色。小说开篇，耶稣会士塔森神甫从他为法国和比利时古生物学研究所进行发掘工作的地点，前往乌莱地区前行政长官、大兽群保护区管理人圣德尼住的帐篷，向他打听米娜的情况。在非洲的星空下，面对寂然无声的群山，圣德尼讲述了一夜。小说以次日清晨，塔森神甫与圣德尼分手后返回挖掘地结束。这首尾遥相呼应的情节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把在多个层面上展开的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避免了结构的松散和凌乱。作者经常采用快速剪切拼贴法，把圣德尼、米娜、莫雷尔、法格等多个叙述者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讲述自然地予以衔接。比如第一篇第三节，圣德尼向塔森神甫讲述突尼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向哈比卜推荐米娜去“乍得人”饭店工作时，马上接谢尔舍少校向米娜了解人间蒸发了的哈比卜的走私活动，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您就这样立刻接受了？”第九节，方济各会修士法格神甫试图开导莫雷尔，说世上还有比大象更重要的东西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讲述后来法格与前来看他的塔森神甫的对话：“小伙子坐下了，我们四目相对待了片刻。您明白，这浑蛋，他用他那些没有罪的大象作暗箭刺伤我……”又比如第二篇第二十七节，米娜在与福希斯驾车投奔莫雷尔的途中，思忖如何向莫雷尔解释她这样做的原因。接下去又回到她与谢尔舍会面时的场景：“‘噢，此外，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清楚。’她耸耸肩对谢尔舍说。”这种跳跃式的叙述方法使情节更加紧凑，为多角度揭示人物和主题提供了方便，有助于增添作品的丰富性和表现力。

《天根》问世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小说提出的问题更尖锐地摆在了世人面前。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土地荒漠化，人口大爆炸，生物大灭绝，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难民涌现，水资源短缺，粮食短缺，能源短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正在积极行动起来，但似乎尚未找到根治的良策。但愿这部小说能激发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对人类的未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译者

二○○九年二月于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