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的次年，1938年秋，我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因武汉沦陷，随母校迁鄂西山区．在湖北省联合中学念书。头一年念的是联中巴东分校，校址在巴东县城上行约60华里的巫峡岸边楠木园小镇。小镇不过是簇拥在几百步石阶两旁的几十家小商店和小酒家，我们的校舍是当地大户人家的空余木板房，位于石阶的顶端。我们学生宿舍的每问小房里，都是儿十个同学共睡在一块用稻草铺的土地上，吃的是稀粥加白薯，晚上几个人共点一盏木子油灯，伴读到深夜，早上一起床就跑几百步石阶，到江边用急流漱洗，然后夹着一本英文书，到山谷里高声朗读。”

《张世英回忆录》是张世英同志的回忆录，供读者阅读。

《张世英回忆录》是著名哲学家张世英教授的回忆录。《张世英回忆录》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成长历程，主要讲述了他的成长、求学过程，讲述了他幼时的家庭教育，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由经济系转变到哲学系的经历，回忆了和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交往求学的往事，还有走出象牙之塔之后“误入歧途”的30年，以后近些年来在学术上的成就等等。第二部分生活情趣，是张先生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兴趣爱好、旅游经历小片段的回忆。第三部分社会交往，讲述了他和熊十力、周扬、宗白华等等朋友之间的交往，通过一些曾经的对话，交往的小片段，给读者体现了这些大师们生动的一面。通过张先生的文字，他的经历可以对他的人生态度、学术精神有所了解；同时这本书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展现，而在这段历史中出现过的一些大师，如闻一多、陈岱孙、冯文潜、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等也在张先生的笔下有更生动的描述。

序

第一部分 成长历程

 我的故乡柏泉

 我的家庭教育

 夜梦中成功证明了“九点圆”

 人生的“借贷簿”

 怀念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从学理科转变到学文科

 初进西南联大

 数学第一化学零分

 李广田先生要我用白话文写作

 听刘文典讲《红楼梦》

 陈岱孙先生的严谨

 吴宓先生给我的启示

 西南联大旁听蔚然成风

 西南联大的图书馆——茶馆

 有幸熟读了《哈姆雷特》的英文原本

 引领我走上哲学之路的贺麟先生

 养育我哲学生命的恩师冯文潜先生

 冯友兰先生把我引向了西方哲学

 汤用彤先生的玄远之境和趣闻

 金岳霖先生的大度

 闻一多先生和我的人生转折

 我是怎样走出象牙之塔的

 走出象牙之塔以后

 我也当过政治课教员

 第一次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窘态

 1956年知识分子的春天

 我们是怎样参加“大跃进”运动的

 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了一点“学问”

 十年“文革”一曲悲歌

 在回归自我思想家园的途中

 一本拖延了20年的小书

 一本让我下了一番死工夫的书

 我无意中参与了一场学术争论

 讲授“哲学导论”课程时的喜悦

 好友激发了我撰写《境界与文化》一书

 朱滢促进了我的哲学反思

 实话不能实说？ 

第二部 分生活情趣

 欲话苦难言

 我爱打抱不平

 两次乘船经历

 瞒着父母带弟弟出走

 我的“喜欢”与“不喜欢”

 第一次去北戴河

 什么是我最高兴的时刻

 我爱旅游

 重游三峡随想

 白发归来思万千

 香港：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观土家族女孩抛绣球

 我学着用电脑

 九十习字

 中关园：人文荟萃的百花园

 我喜欢无标题音乐

 游溪口见到“蒋介石”

 我的两只眼睛

 天池镜泊洗胸怀

 永不消逝的一件红毛衣

 壬辰岁末游三亚

第三部分 社会交往

 终生为官书生本色一一忆加凡学兄

 忆中学同学仓孝和

 我所知道的熊十力

 我和陈序经先生曾经是邻居

 建国初期的一个老干部形象——潘梓年

 我的一位良师益友——石峻

 一位不能忘记的老朋友——吴江

 周扬说他重理论重学术

 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学者——龚育之

 去过毛家湾的林家

 和张中行先生的一面之缘

 不小心结识了梁从诫

 宗白华先生的“沉重”

 游武夷山，忆张岱年先生

 博学诚挚的任华教授

 忆王玖兴学长

 我和汪子嵩是好朋友

 一位“存真心”“做真人”的学者薛德震

 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忘年交黄克剑

 与格洛伊教授的亲切交往

 从排队等候看到的一点中西差异

 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国际哲学讨论会

 与贾克·董特教授、高宣扬教授在巴黎的一次交谈

 我与商务印书馆

 两个时代两代人

 耕耘在《光明日报》的园内与园外

 我与北大

 我与《北大学报》

 我到中央党校讲过不少课

 北师大讲课的一点感受

 我与武汉大学

 北大哲学系的100年

 佛门法师强调“不能脱离政治”

 从高考生文言写作想到的

 与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先生的一次交谈

 意外的“神交”

我念高中二三年级时，是上的理科班，准备将来上大学学理科。第一是因为觉得学理科可以少与政治和人事打交道，符合我的清高思想；第二是因为学理科，需要数学好，我有这方面的条件；第三还是出于一种实际功利的考虑，因为当时学理科的比较容易找职业。但我并不是一个对社会漠不关心的人，我在思想深处总爱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究竟是什么，我也没有认真想过，大体上说来，也许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尔虞我诈的社会吧。大约在高中快要毕业的那个学期，突然从我的抽屉里看到一本小说，书名完全忘了，也许那本书根本就没有封面。我就读的那所高中(湖北联中建始高中)学生的政治思想倾向，左与右比较分明，我是中间分子，经常会在书桌上或抽屉里收到一些完全不知来路的油印文件，或破旧不堪、见不到书名和作者的书本，后来才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地下共产党为了争取中间分子塞进来的。我看到的那本书，尽管至今不知书名，但基本内容却永记在心：大概是讲一个人在沉睡了几十年之后，醒来只见世界完全变了样，货币没有了，物与物交换，人与人相亲，无贵贱高低、上下等级之分。我非常欣赏这样一个理想世界。

我念中学特别是高中时期，同学中政治上靠近共产党的，往往学业成绩很好，政治上依靠国民党三青团的，往往学业成绩不佳，遭人白眼。有一个三青团负责人担心几何学考不及格，要我为他捉刀，我教他几句，他仍然不会。考试结束后，我骂他，“你只会胡闹，这么简单一个几何题都不会做！”学业成绩和政治倾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联系？我当时的脑子里并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问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厌弃国民党、三青团的心理。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当时国民党已日薄西山，共产党象征朝阳的一点体现。我当时政治敏感度不高，只是爱与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成绩好的与成绩好的爱在一起，这几乎是那时学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并无政治意识掺杂期间。但中学时期的朋友交往无形中也影响了我后来的思想道路。

1941年春，我高中毕业，到建始县城里参加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从建始高中所在地三里坝到县城有60余华里的山路，要翻过一座大山，我们同学数十人，三五成群，边爬山边谈论，既有劳燕分飞的惜别之情，也有对未来的憧憬。考试完毕、准备返校的当晚，突然有进步同学暗中通知我，说我和另外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列入黑名单。一位年长的进步同学带领我们黑夜偷偷回到学校，收拾行李，翻越川鄂边界的崇山峻岭，逃到了重庆。我们的高中毕业文凭就因为这样一直被扣发，我在全省高中会考的成绩是第一名，原定的奖金也被取消。据说，这是当时湖北省主席兼湖北省联合中学校长陈诚的命令。这件事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我是一个一向自命清高、不关心政治的人，为什么也会被列入黑名单？有人知会我，说是因为我平日骂了三青团，难道这样就构成被逮捕的罪名吗？我在写给留居鄂西的一位同学黎觉的信中说：“陈诚以军人办教育，教育必败。”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许多爱国青年被捕。我那位同学后来见面时对我说，要是那封信被拆查了，他也会遭捕。想起来，我那时也未免太莽撞了。从那以后，我开始萌发了一点想研究社会，改变现状的意愿。1941年春到同年夏，我在四川白沙大学先修班念了半年书，虽然还是念的理科班，但已经很关心社会现实了。大约就在毕业前后那段时间里，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念先修班期间我翻阅了这本书，虽然当时并未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但耳边经常能听到什么“红色理论家”、“赤化哲学”之类的谈论。我思想领域里隐约闯进了一个“另类世界”。我当时有浓厚的改造社会的愿望，但并未把它与共产党、解放区联系起来。

P19-21

我今年正九十有二，已经有两年没有写长篇学术论文和著作了。主要是精力不足，加上这一年来患慢性支气管炎，久治不愈，脑海也逐渐停滞。孩子们劝我写点片断式的回忆录，起初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我一辈子搞抽象的哲学思维，没有什么很具体、很特别的事情可写；二是因为几年前(2008年)已出版了《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一书，再写难免重复。可孩子们说《归途：我的哲学生涯》那本书，学术气氛太浓，太抽象，还是应该多写点个人生活情趣以及与朋友交往方面的东西，以便为后之来者了解我这一辈人所处的时代提供一点具体资料，也许更有意义。我想，他们的这番说辞也有道理，便从去年(2012年)夏天开始动笔。刚刚完成七八个片断，不料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余佐赞先生来信，向我约稿，而且具体要求我写回忆录，我惊喜和感谢之余，便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于今年三月初完稿，共94个片断，约13万余字。其中一小部分是已发表文字的收录或改写，但大部分都是这将近一年来新写的。

不妥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指正。

张世英

2013年3月5日

于北京北郊静林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