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在追味岁月陈迹？

这里珍藏着我们永恒的共同记忆。

你是否曾感怀往事狂潮？

这里珍藏着激情年华的感动回眸。

你是否感慨感动不在？

这里珍藏着我们心头共鸣的情怀。

《镜头中国(一起追味感动我们的瞬间新中国影像记忆1951-2011)》由陈彤编著，十余位共和国摄影记者用生命写就的新中国史，100余幕经典瞬间唤回我们久违缺失的信仰、真诚和激情，带我们一起去体悟感怀。

《镜头中国(一起追味感动我们的瞬间新中国影像记忆1951-2011)》是由著名作家陈彤执笔撰稿的一部经典作品，《镜头中国(一起追味感动我们的瞬间新中国影像记忆1951-2011)》以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记录的新中国历史影像记忆为线索，刻映出扣动心弦的瞬间。用生动的笔触谱写下一幕幕令人盈眶的感动。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分激情岁月、转折年代、寻梦中国、醒思期盼四部分。它直击新中国历史大节点，用100余幕精彩瞬间再现了国人久违缺失的信仰、真诚和激情。

序言

第一篇 激情岁月

 群众大游行

 伟大友谊的见证

 为毛主席点烟

 除“四害”

 井冈山牌小轿车诞生

 劝业场的早晨

 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

 深入持久地学习毛泽东著作

 以社为家，斗志昂扬

 以农为荣

 号车上的雷锋精神

 父是英雄儿好汉

 农业学大寨

 铁人王进喜

 模范社员郭凤莲

 争做贫下中农的好儿女

 牢记血泪仇 守卫长江口

 苦练杀敌本领 坚决保卫祖国

第二篇  转折年代

 悼念周恩来总理

 大中小学生统一服装式样展览

 第二次解放

 女排夺冠归来

 离别时刻

 小平您好

 激情似火

 老山故事

 破产的滋味

 换煤气罐

 令人震惊的一千万

 民主的进程

 春风

第三篇

 年七运会

 希望工程

 黑白人生

 农村旧观念

 悲喜申奥

 李建泉的平凡世界

 香港回归

 洪水之殇

第四篇  醒思期盼

 三峡移民

 抗击非典

 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

 川东天然气井喷

 公安系统大比武

 “神六”发射

 悲情汶川

 奥运圣火

 另类的视觉奥运

 我的“眼睛”

 又唱毛泽东

 灾害连连

 两会回眸

 关注底层

 高铁专题

后记

1963年11月30日，本报记者在走访了山西几位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的儿女后，以《父是英雄儿好汉》为题报道了劳模儿女中学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的现象。

◎李顺达

李顺达，祖籍河南，15岁逃荒来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顺达当上了西沟村的民兵队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领本村农民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组织民兵配合人民军队抗击侵华日军“扫荡”。他先后担任了村农民救国会组长、主席、民兵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为了克服因日军“扫荡”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于1943年2月6日建立了在全国成立较早的农业劳动互助组。他组织民兵参战队，先后参加了解放山西长治县和豫北汤阴县等的10多次战斗。

解放前的西沟村是一个“光山秃岭乱石沟，庄稼十年九不收”的穷山沟。1946年，边区政府号召山区群众植树造林，那时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并不高。李顺达自己花钱买了树苗种在山坡和沟里。同年，他领导制订了五年经济恢复发展计划，推动了全村农业生产的发展。1948年，平顺县人民政府在他家的门楣上，为他悬挂了“劳动英雄”的牌匾。新中国成立后这块牌匾被运往北京，一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1952年上级批准李顺达等28户农民办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他被选为社长。由于他所领导的合作社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和合理的“六定一奖”计酬办法，大大激发了社员的热情和干劲。秋后，粮食亩产比互助组时期增加了30多公斤，粮食又一次获得了大丰收。当年，李顺达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成了全国著名的劳动英雄。

◎扎根农村的好榜样

赵耘是天津市第十三中学应届毕业生。他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下，第一个报名，到农村安家落户。

“南耕北耘”——南是指南方的董加耕，北则是北方的赵耘，二人是20世纪60年代的风云人物。赵耘，原名赵贵银，1936年6月2日出生在山西左权县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初，赵耘兄弟两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在天津市人委任处长的父亲赵晋科身边。兄弟二人一来，父亲就为他们更了名，将原名赵贵银改为赵耘，弟弟也更名为赵田，并对他们说“不重金银，重耕耘”。

1953年，赵耘升入中学后就当上了班主席，两年后他成为天津市第十三中学第一名学生党员，同年又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他学习成绩优异，下乡前所有功课除了体、音、美三科是4分外，其他功课都是5分(满分)。

1957年夏，赵耘初中毕业前夕，党中央发出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号召，天津市还请来了在山东下乡的老知青徐建春作报告，这些在应届毕业生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赵耘认为，上大学留在城里谁都愿意去，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找艰苦的路走，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赵耘几次和父亲谈，最终说服父亲同意了他的选择。赵耘成为学校里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当农民的学生。消息传开，议论纷纷，大家普遍认为赵耘有好的家庭，学习成绩优异，若当农民，太可惜了！老校长希望这个品学兼优的弟子能够继续升学深造，他甚至提出保送赵耘上高中。赵耘主动找校长谈了三次，校长终于被他的执着说服。同年8月，天津市人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礼堂专门为下乡知识青年召开了欢送大会，第二天几辆大车拉着这些下乡青年开赴农村。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农民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1957年底，上级号召养猪。赵耘主动要求当饲养员。他把铺盖搬到猪场，住在简陋的房舍里，不顾冬天的寒风凛冽和夏日的蚊虫叮咬。赵耘起早贪黑地干活。晚上其他人走了，赵耘仍留在猪场继续照看那百十多头猪。为了补充知识，赵耘买回一些养猪的书自学，再加上在畜牧站培训所学的知识，学会了给猪打针、灌药、接生、治疗一般常见病，而且还学会了做简单的手术。赵耘的精心加上科学饲养，他养的猪个个膘肥体壮。

1958年春，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三十多人的指挥官。在赵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猪场已扩展为拥有六个分场、一百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共饲养生猪3000头、羊500只、鸡2000只，其规模之大闻名河北省。

P36-40

这是中国青年报编辑的一本画册，照片全部出自她的记者之手。

中青报诞生六十二年了，我在这儿服务了近三十年，算个不老不小的人，重读这些作品，分外亲切，感慨更多。

这张报纸一直有使用大照片的传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她的摄影记者如洪克、舒野、贾化民、铁矛、潘英、王裕量等人在新闻界摄影界就异常活跃，他们的作品广为人知，有的还被印刷成几十万份的宣传画传播。如果现在有人还有收藏，肯定是价值不菲的珍品了。

尽管记者们激情澎湃，忘我努力，但在那个媒体宣传的特定年代，在如实记录时代表象的同时，许多照片扔难摆脱宣传品的味道，其过程稍有不慎，便厄运当头。比如在新闻界引起沸沸扬扬一再检讨的“左叶事件”，就是因中青报摄影记者争取采访权利而引发的；还有贾化民提出的新闻照片“一要新，二要快”，也被当做资产阶级新闻观，在全国摄影界饱受批判。现在回头看，那些事情是多么荒唐。

“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中青报复刊时，正值国家百废待兴。在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大潮中，中青报和她的记者思想解放，意气风发，在全国媒体中第一个刊发了四五运动的图片，为中央正式平反天安门事件营造了舆论氛围；她也是第一个在报纸上开展了摄影作品的大讨论，就反映中越边境冲突题材的组照《出征》，进行了两三个月的讨论，为新闻摄影应该彰显的真情与人性摇旗呐喊；她还连续数年举办了《八十年代年轻人》摄影比赛，是第一个在全国报纸中吸引摄影爱好者广泛参与办报，并赢得了读者的肯定与好评。

中青报对新闻图片的重视还特别体现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我记得一次新年聚餐，总编辑向摄影记者们敬酒，他说，希望你们多拍照片，多拍好照片，在各种摄影比赛中多拿奖！要知道，那时不少报纸还把摄影记者参与社会的比赛活动当成大逆不道呢！

如果说中青报优秀的摄影记者人才辈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没有把摄影工作仅仅作为一个部门的事。在报社的评报栏上，常有对一幅照片使用优劣的评判，争论的言辞之直率、之尖锐非外人所知晓。一位老总说，晚上值班，我一看到好照片，两眼就放光，情绪就上来了，总要想方设法把它运用好。反之，若拿不出满意的照片，摄影部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就是在这种讨论与磨合的业务氛围中，记者越来越职业，编辑对图片取舍处理也越来越专业了。

还有件事我记忆颇深，在报道1991年华东水灾出发之前我和总编辑一段简短的对话。我说，怎么也不能把它(这场灾难)仅仅看作是抗洪抢险的一场壮举吧？他盯着我问，你有什么想法？我说，第一是灾情，第二才是救灾。老总说，这就对了，灾难披露得不充分，抗灾能有什么意义！须知，长期以来，一些负面新闻正面做似乎成了新闻从业的习惯，就是不久前对大连吞噬了百余条性命的一场大火，有报纸竞把“奏响了抗灾抢险的共产主义凯歌”做成新闻标题跃然纸上。这件不起眼的事，我却始终难忘。也正是中青报的摄影采访，同步于整个编辑部的不停顿地观察与实践、反思与创新，才可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称道的成绩。

中青报的图片之所以得到读者的喜爱和受到业内的肯定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逐渐摆脱了千人一面，莺歌燕舞的窠臼，尊重和回归了新闻与摄影的自身规律，将镜头直接面对了社会生活，直接面对了人的喜怒哀乐，在信息的传递中，表达立场，抒发情感，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我还想起1978年，洪克面对欲申请加入报社的我问，你真的想当摄影记者？我说，是。他若有所思，说，你可要想好了，当记者可就当不了官了！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在中国，新闻记者是个很特殊的职业，你做新闻，可以选择诚实，也可以躲避真相；可以问心无愧，也可以苟且趋利；可以赢得信任，也可以背负骂名。因为在破浪而行的航船上，毕竟做一名合格的嘹望者总比做一名歌唱者要付出许多。我和我的同仁们还明白，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时代负责，这一严肃的考题，是从我们的每一次采访开始，并贯穿于记者整个的职业生涯。

个人拍的图片可以讲述一个新闻故事，一批人拍的图片能够看懂一个社会形态，一家报纸几十年刊载的图片，便是在展示一段历史进程了。

如果你立志从事新闻摄影，这里每位作者的经历都可能变为你的财富；如果你有兴趣研读中国历程，这里每幅画页都可能帮助你思索。我以为，这就是这本画册出版的意义。

本书记述的是北京东直门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的担当，还有情怀。

1951年，报纸创办之初，从业者平均年龄仅有21岁，这被著名记者范长江称作“新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来自学校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汇聚这里，一些人拿起照相机，开始从事他们并不熟悉的工作。走近领袖，走近工农，走向殿堂，走向田间，快门声热火朝天。宣传，还是新闻？照相，还是摄影？组织加工，还是摆布？摄影干部，无冕之王，还是个照相的？在纠结中，他们激情满怀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在对“反右”、“大跃进”的报道中，在面对那用门板与铁锅炼出来的废疙瘩时，他们也曾满怀迷茫；在大饥荒的传说中，他们拍摄堆积如山的老南瓜，止步于真相的门槛边；面对一步步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曾用图像热情礼赞，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时，报纸停刊，他们终被放逐。

“文革”10年，《中国青年报》停刊12年，直到1978年才复刊。这时，工厂里满身油污，田野里满身泥巴，熟悉了铁锤与锹把子的摄影记者们，抬头望天，面对一个新世界时，除了振颤，还有迷茫。一批年轻人，从北大荒、部队、工厂、街道，及至院校步入摄影记者的队伍，他们熟悉社会生活，拥有这个行业可贵的底层经验，伴随着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步伐，创造了一个年代纸质媒介的摄影神化。从“小平您好”到“希望工程”，从“望长城内外”到“9·23不眠之夜”，业内，甚至广大读者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贺延光、解海龙、刘占坤、郑鸣、程铁良、刘昕……他们伴随着这张报纸的辉煌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学子陆续进入这支队伍。他们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教育，期待遵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从事这一神圣的职业。他们具有宽阔的视野，又勇于直面当下，本书很大一部分记述了他们的担当与情怀。如晋永权曾多次赴长江三峡库区及黄河沿岸采访移民：李建泉多次远赴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报道那里的民生状况。这期间，年轻一代摄影记者具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水准，如赵青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系列报道曾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一等奖；印尼海啸期间，女记者郑萍萍独自前往灾区，工作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陈剑在时政报道和灾难报道方面颇多建树，他拍摄的领导人形象得到广泛认同，为此，他还作为新闻界的杰出青年代表受到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接见；记者杨姣深入民工子弟中间及他们的故乡，也拍出了不少优秀的新闻照片。

无论是热闹的国家庆典现场、地震灾害的核心区、时尚的风口浪尖上，还是普通人的容颜里，总有《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们。

 他们，在现场！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