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回忆录》本书是萧劲光生前所写回忆录。书中记述了萧劲光自1903年出生到1980年近80年的人生历程。全书共28章，约48万字。该书原为上下两部，曾由解放军出版社分别于1987年和1989年出版。海军原副参谋长王祖尧等同志做了具体的文字整理工作。60年戎马生涯，30年海军司令圣经百战，可谓是职业军人。以枪炮轰鸣、军号、汽笛为音符的军事乐章，是他人生的主旋律，但这绝不是他生活的全部。现实生活中的萧劲光，慈祥、宽厚，精通音律、诗画，多才多艺。

《萧劲光回忆录》是萧劲光生前的回忆录。

《萧劲光回忆录》内容涵盖萧劲光八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作者在回忆自己人生经历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不少翔实记述，许多史料是过去党史军史上少见的，是研究党史军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时代的呼唤

故乡的回忆

上长郡中学

参加俄罗斯研究会

第二章 赴苏学习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

赴苏途中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

第三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返回祖国到安源

出师北伐

南昌之战

进军闽北

攻克南京

转师武汉

第四章 第二次赴苏学习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第五章 初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入闽西苏区

闽西军事斗争的回顾

制定三年建设计划

制定海军建设方针

制定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

关于向苏联海军学习

第十八章 打好三个桩子

打好组织桩子

打好政治思想桩子

打好技术桩子

第十九章 关于武器装备

党中央的关怀

赴苏谈判和“六四”协定

接收旅顺口的装备设施

第二十章 巩固中求发展

继续加强海上战斗力量

在战火中磨炼成长

下大力抓好军事训练

第二十一章 海军建设的新篇章 

海军首次党代会

周总理海上阅兵

炮击金门

海上破袭战

第二十二章 谋求海军新技术

随军事友好代表团访苏

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

组织海军科研队伍

第二十三章 检查团到来前后

困难、事故及措施

军委检查团的结论

第二十四章 三年分歧公开化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

青岛比武和两次海战

“三二”会上的争论

第二十五章 “文革”浩劫之始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次失败的夺权尝试

终于汇入一场内乱之中

第二十六章 上“贼船”问题始末

“九一三”事件前的一段经历

由解放干部引出的问题

两个年头四个季节八个月的党委扩大会

立不住的“罪证”

第二十七章 在艰难曲折中前进

武器装备发展的艰难历程

人才培养的曲折道路

后勤建设在斗争中求发展

第二十八章 辩证法终究要战胜形而上学

从“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的大较量

结束两年徘徊局面的斗争

结束语

第二章赴苏学习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

1920年8月，我和弼时同志等六人，在长沙乘一条小船到岳阳，然后登上一艘江轮，顺流而下，踏上了去上海的旅途。我们这些初别家乡的青年人，开始心里难免怀有依恋故土的缕缕情思，但是，对理想的热切追求压倒了一切。一路上江风习习，我们一边观赏着长江两岸的“大千世界”，一面兴奋地憧憬着未来。

到了上海，我们首先来到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六号，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赴俄学习的青年办的“外国语学社”，又叫“俄文专修馆”。我们在这里要先学习俄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为去俄国学习做准备。这是我们新生活的开端。

“十里洋场”的上海，更是一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缩影。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割成各自的租界。在租界中，我们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明明是自己的国土，却好似暑国他乡。我们的身份是一些穷学生，学习俄文是为了谋生。对将来要去俄国的事，是要绝对守口如瓶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着的上海，谈俄国革命的事是要蹲班房的，搞不好还要杀头。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一个亭子问里，吃着最便宜的包饭，没有床，睡在地板上。但一想到将来去俄国学习革命本领，回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我们学习的劲头就非常足，特别是对学习俄文很刻苦。

在外国语学社负责的是杨明斋。那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在第三国际工作，是陪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国内搞革命的，我们这些人去俄国学习，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联系的，杨明斋不具体教学，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说得也非常好，听说她也在俄国工作过。王小姐和杨明斋很熟，每天下了课，杨明斋总要将王小姐送出学社门。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那时陈望道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我们都很尊敬他，可有一件事让我们很好笑，就是陈望道每次来上课，身上总是喷着香水，熏得整个教室都香极了。我们第一次看到这“西洋景”，着实乐了一番。我们一起学习的大约有二三十人，除了我们一起来的六个人外，还有刘少奇、罗觉（即罗亦农）、卜士奇等同志，他们比我们到上海早一些。任作民同志也比我们早到，他是任弼时同志的叔伯兄弟，在上海的一个纺织厂做工，从工厂来外国语学社的。还有吴芳、谢文锦同志，都是江苏人。记得和我们先后到这来学习的还有彭述之、廖化平、许之桢、傅大庆、马念一、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

在外国语学社，我和弼时同志一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它的机关就在我们俄文班的楼上，刘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后，我们就不仅仅是学习，同时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边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那时做工并不多，只是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刊物做过抄写、校对工作。后来，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我们这个组织的人都先后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和少奇、弼时同志是俄文班中第一批转入青年团的。有一段时间关于入团的时间我只记得是冬天，究竟是1920年底还是1921年初，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我问过任弼时和刘少奇同志，他们都说是1920年。那时人团的手续很简单，填张表就行了。青年团的总负责人是俞秀松。

赴苏途中

光阴荏苒，近八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送我们到俄国去。那时去俄国很不容易，要通过很多关卡，冒很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为了缩小目标，我们采取分批行动，每个人都化了装，做好了对付各道关卡检查的准备。我们这一批走的十多人中，有我们从湖南一起来的六个人，还有刘少奇、彭述之、卜士奇、罗觉、吴芳、谢文锦、廖化平、蒋光慈等。

大概是初春时节，我们从吴淞港登上轮船，离开了上海，离开了我们的祖国。对远涉重洋的重重困难，我们考虑得不多，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工农政府，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些在书本中、课堂上读到、听到的崭新的世界，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想到这些，我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正如弼时同志临行前给他家的信中写的：“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以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那时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抱负，踏上赴俄学习的漫长旅途的。

船在海上颠簸了几天，到了日本长崎。在长崎休息了一天，继续开往海参崴。越走越冷，到了海参崴，到处是一片冰天雪地。我们这些南方娃娃，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冷的天，大家都没有足以御寒的衣服，十几个人挤在一家中国旅馆里，冻得几乎出不去门。少奇、罗觉、吴芳是我们的负责人，他们按照预定的暗号与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万诺夫接上了头，他是第三国际派在这里进行秘密工作的。以后的行程都由他们安排了。那时海参崴是白区，乱得很，有白俄，有日本人，也有不少中国人，张作霖的总领事馆也设在那里。张作霖的总领事馆对我们很注意，不知他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了我们的来历并把每个人的姓名都搞去了，误认为我们是孙中山派去俄国的代表，抓去了我们几个人审问。被抓的有刘少奇、吴芳等同志。审问时，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两边站的都是刀枪手，就像唱京戏那样。领事馆的人问少奇是干什么的？少奇同志沉着回答，“做裁缝的。”当时南方人跑到北方来有很多是做裁缝、理发等手艺活的。少奇同志是湖南人，讲话他们也听不太懂。不管怎么问，少奇他们只讲是学手艺的。审问没有结果，威胁了一番，就把少奇、吴芳等放了回来。少奇等同志回来后，讲述了审问的情景，我们对他那机智勇敢、临危不惧的精神很钦佩。总领事馆虽然放了我们，但并不死心，通知他们驻伯力的领事馆注意我们。但是伯力已是苏联红军管辖之地，等我们到了伯力后，好比鱼归大海，他们也就奈何不了我们了。

从海参崴到伯力，有一条伊曼河，那是红白交界处，河南边是白区，河北就是红区。为了顺利通过，我们十多个人分成若干小组。有的白天走，有的晚上走，有的由俄国人带着走，说好了在伯力某处汇合。我和弼时同志两人一组，我们一个扮作裁缝，一个扮作理发工人，路上装着互不相识，一前一后走着，谁也不理谁。过伊曼河红白交界处时，有日本人和白匪设卡，盘查严得很。当时海参崴发生鼠疫，过往的行人都要检疫，他们先给我们量体温，我的体温正常，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把我放了，弼时当时可能有点感冒，体温稍高一些，结果以鼠疫患者的嫌疑被扣下了。我很着急，却又无法帮助他，只好只身一人继续往伯力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暗暗为他祈祷，盼望他能脱险赶上队伍。少奇、蒋光慈他们也都陆陆续续地过来了。蒋光慈过了桥以后，还以为是白俄地区，躲躲闪闪的，结果被红军当坏人抓住了，一问情况才知道是误会，把他放了。在伯力汇合后，我忧心重重地告诉少奇他们弼时同志被扣的情况，大家都很着急。过了两天，弼时同志一人赶到伯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高兴地一把抓住他，连连问他怎么脱险的？弼时同志告诉我们，日本人和白匪盘问他，他只说自己是工人，要到俄国去谋生，他们问不出别的，又给他量体温，这次弼时同志在腋下夹体温计时，将体温计的水银部分漏在外边，这下体温正常了，他们只好把他放了。弼时同志所表现出的坚毅的革命精神和镇静机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次险情。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但那时对我们这些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却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到了伯力以后，就由苏联红军热情接待，吃住都有人负责，我们如释重负，感到好像一下子换了一个天地，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我们聚集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路上的所见所闻，谈论着到红区以后的感受。在伯力住了几天，我们十几个人又分批继续前进。从伯力到黑河这一段路，分水旱两路，我和少奇乘船，弼时、罗觉他们乘火车。这一段航线也不太安全，因为船在黑龙江上行走，有时走的是中国水域，有时走的是俄国水域，经常发生鸣枪停船检查的事。每遇这种情况，少奇同志总是很冷静，从容不迫，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到了黑河，仍是红军接待我们，黑河红军的司令是一位俄国老太太。华侨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武装支队，打仗很勇敢，苏联红军很信任他们。在黑河没住几天，水旱两路人员集中后，我们又继续向莫斯科前进。

从黑河经赤塔去莫斯科，都是乘的火车。一路上我们目睹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奋斗的情景。连年的战争把苏联的国民经济弄得穷竭不堪，我们到苏联的时候，战争已接近尾声，然而战争的创伤比比皆是。沿途的建筑物弹痕累累，道路桥梁破烂不堪。工厂、矿山成为废墟，村庄到处是断墙残垣。粮食歉收，天灾人祸，各种生活必需品奇缺，沿途有不少冻尸饿殍，惨不忍睹。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俄国人民并没被吓倒，从上到下都过着艰苦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我们一路上所接触到的俄国人民、红军指战员，尽管生活艰苦，但情绪都很乐观，真是一副当家做主人的样子，使我们感慨不已。我们乘的是一辆载货的闷罐火车，没有餐车，也没有水和取暖设备。我们从黑河上车以前，每人从苏联红军那里领了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背在身上，饿了就啃上几口，渴了就喝几口凉水，那时在俄国能每顿吃上面包已是最高的待遇了。当然，我们谁也不敢多吃，因为不知路上要走多长时问，吃完了就要饿肚子。记得路过贝加尔湖的时候，我们吃过一顿烤鱼，那里的鱼很有名。我们学着俄国人的样子，自己架起木柴把鱼烤熟，吃起来果然味道鲜美，名不虚传。火车走得很慢，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来修铁路。那时候，沿途还有一些零散的白匪，碰到袭扰，还要打仗。就这样，在横跨俄国的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上，我们走了将近3个月，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大约已经是6月底了。P8－11

人到暮年，总爱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有时与一些老同志谈起，他们都鼓励我把这些往事写下来。我不善于写作，更不愿意写自己，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动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经常来找我了解一些情况，谈得多了，感到有必要把这些回忆起来的往事写下来，从一个侧面为党史、军史提供一些素材。

我的革命经历恰好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同步。六十多年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教育下奋斗了一生。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多年，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中渡过的。斗争中的风风雨雨，战场上的日日夜夜，无数革命先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和我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中，有不少是匆匆相聚，又匆匆离去，甚至连姓名都未来得及熟悉。这些无名英雄使我怀念，却又难以一一追述。回忆录中所提到的，仅是其中很少很少的几位。我只能通过对他们的回忆，来寄托我对这些战友的深切思念。如今，和我一起参加革命斗争的同志，健在的已是寥若晨星了。岁月的河流将无数珍贵的记忆冲刷得模糊了，许多重大事件也难以回忆得翔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我一直致力于人民海军的建设。人民海军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它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边战斗，边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三十年的海军建设是在坎坷曲折中前进的。无数同志为海军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现在，人民海军在前进中造就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已经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这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我坚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海军的建设一定会有一个飞速的发展，一定会建成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我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了我所经历过的事情，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绩也有失误。由于时过境迁，再加上认识上的局限性，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衷心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老同志的帮助，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以及一些地方和军队的档案资料部门提供了不少方便，王祖尧、张炜、漆剑影同志做了具体的文字整理工作，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谢意。

萧劲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