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常识》辑录作者灵子与周有光、徐友渔、许纪霖、刘再复、马勇、许章润、何兆武、熊景明、齐邦媛、朱天心、唐诺、莫言、阎连科、刘亮程、韩松、梁鸿等20余位学者和作家的访谈，话题涉及中国文人精神、学术伦理、作家创作思想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展现他们的人文关怀和思考，亦可视为一份独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素描。

《忧郁的常识》这部集子中的二十篇访谈，选自灵子近六年里的职务作品。

在这本《忧郁的常识》中，灵子与许章润讨论民国，与周有光讨论“两头真”，与高华讨论“革命话语”，与徐友渔讨论“文革”，与马勇讨论晚清……面对如雷贯耳、学富五车的受访者，灵子的话题非常广泛，问题也提得非常尖锐。我是想说，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可以想象，灵子得做多少功课！没有足够的视野与大量的阅读，没有每一次采访之前的精心准备，要完成这些重量级人物的访谈几乎是不可能的。

序言

作为一种文体的访谈(徐晓)

周有光：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

何兆武：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

齐邦媛：我用诗的真理写他们

灰娃：领教毒箭的分量

马勇：一个王朝的隐退

许章润：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杨奎松：直面中国革命

熊景明：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许纪霖：我们这一代“真诚的虚伪”

徐友渔：作为知识分子，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余世存：知识分子要对这个社会的犬儒负责任

潘鸣啸：知青一代的独特风格

莫言：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应忏悔

阎连科：我站在两个完全分裂的世界之间

刘亮程：我们改变不了人心现状，能改变的只是生活

韩松：科幻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世界

陈冠中：“盛世”不是预言，我写的是今天

朱天心：纯文学的恐龙在这里

唐诺：只有文学无法躲闪

后记

“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阅读和背诵这首济慈的《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上世纪抗日战争期间战火纷飞之际，女学生齐邦媛便是在老师朱光潜的带领下，吟诵着这首沉郁的诗歌，迎向战争带来的流离和悲怆。

六十多年后，年逾八十的齐邦媛又将这心情一笔一划写入回忆录《巨流河》，引领读者回首埋藏着巨大悲伤的二十世纪。

在这本人生大书里，齐邦媛娓娓道出家族成员的悲欢人生，又挥笔描摹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父亲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理想抱负，与精神上最为默契的挚友的生离死别，一代人毕业后对家国前程的茫然失措，战争带来的创痛与胜利后的虚空，大陆与台湾的微妙互动……

无怪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说：“《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时代总体情绪的投射。”

2010年，《巨流河》简体中文版在大陆面世，好评如潮，年底更不缺席各项好书评选。但八十七岁的齐邦媛先生很少出席公众活动，且新年身染小恙，不便面访。我于去年12月发采访提纲至台北，时隔两个多月，终于收到回复。手写十页纸，密密麻麻。

笔答外，另有一信让人莞尔。“你一定吓了一跳，收到这样的手写访问稿。我收到三联出版社转来你的三十四个问题时也吓了一跳，数了两次确是三十四题呢。它们在我心中竟然盘旋不去……我在一切年节喧嚣之间一点点回答，思考回答，终于答了三十二题，可以交卷了。我一生教书总是考别人，如今自己回答试题，很似报应……

谢谢你对《巨流河》一书的关切，更谢谢你花了时间问了我那些很中肯、令我愿回答的好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喜爱文化，能如此好好地做文化记者工作，是我那一代女子年轻时所想不到的。人生真有命是否逢辰的reality！”

巨流河，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是辽宁百姓的母亲河，亦是齐邦媛自幼离开但魂牵梦绕的故乡。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年轻时留学海外，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将军，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郭松龄将军不愿参加军阀内战，但筹划已久的兵变失败，以致身亡，跟随他倒戈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为了避人耳目，齐世英常常改姓，儿女也得跟随。小时候的齐邦媛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

年幼时齐邦媛身体瘦弱，常常生病，在学校参加抗日游行时连鼓也背不动，老师只得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大鼓，她在旁边只管敲。

所幸即便战乱纷频，齐邦媛仍得以接受完整的教育。搬往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校长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的号召下坚持西方教育原则；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汇集朱光潜、吴宓、陈西滢、凌叔华等一流学者。齐邦媛在此期间感受到文学的力量，隐然开启此后一生致力的事业。

与求学并行的，是与自幼相识的张大飞的鸿来雁往。这位负有家仇国恨的爱国青年，在抗战期间加入美国飞虎队，每周浅蓝色的航空信封给齐邦媛以莫大的安慰。齐邦媛高二那年，张大飞来看她，走了一半突然站住：“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也是唯一一次。

抗战胜利的前几个月，张大飞坠机牺牲，此生再未能相见。八月十五日夜，重庆满城欢庆，齐邦媛想起为战争牺牲的张大飞们，大哭回家：“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

战后的气氛全然变了。原来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已经涣散，而政治空气笼罩到所有课外活动，一切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为“前进”程度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齐邦媛不愿参加任何政治阵营，只躲在一隅读自己的书。她始终记得吴宓先生在他的毕业论文上写的批注：“佛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那是教她爱心宽广，早懂悲悯二字，因“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大学毕业，恰有机会请她去台湾大学做助教，她正对工作和国家均感到迷茫，便带了自我流放之意要去看看。去时买的是双程票，谁知此生便落在台湾。

齐邦媛在台湾教书几十年，先后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直至退休。同时她将精力投注于文学交流，将西方文学引进到台湾，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白先勇称赞她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而她对自己的评介只是平静：“如果说我的优点，就是可以集中精神做事，也能静静地思索、坚持。因此选择单纯的生活。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却没有侵略性的缺点，留得读书思想的青山在。”P23-25

认识灵子，正是因为此书中的一篇访谈。

三年前，看到许多网站都转载的热帖，周有光长达上万字的访谈《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对于年过百岁的老人，特别像周先生这样的大家，在现实中国，真是摊开双手都数得过来的稀缺，这样的受访者，真到了采访一次少一次的光景。因此，我注意到了这个采访人。

三年前的灵子，是一家周刊的文化记者。那时除了职务要求的选题之外，业余时间她就与几个年轻学者做一个叫《独立阅读》的电子读书刊物。他们业余读书写作，意在交流读书心得，激励自己，也影响他人。灵子是其中的小字辈，这个“八。后”的本科女生，却也成为了撰稿人和轮职编辑。

灵子的不简单在于，她居然采访到了这么多人物——从百岁老人周有光，到九十岁的历史学者何兆武；从台湾《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到香港《盛世2013》的作者陈冠中；从大陆最具实力的小说家莫言，到台湾的才女朱天心……灵子还独占了一个“最后”——她最后一个采访了历史学者高华。2011年春天，当我得知她早有采访高华的心愿时，便与本书的受访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帮她实现了这个计划。她在南京分两次采访病中的高华，在稿子发表两个月之后，便传来高华辞世的消息。

对于受访者的选择，透露出灵子的态度：不管是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不管是学者还是作家，她所选的受访者，总是既有历史视角下的人文关怀，又有现实视角下的社会关照。

做访谈并不是一件容易干的活儿。对一些作家来说，文事访谈之所以吸引他们，原因不止在于其间可以公示一些作品中末涉及到的信息，更在于谈话的对手善于以想象力激发出行云流水般的对话。访者的贡献正在于，善于将作者与作品放在文化、心理、社会政治的水流之中，而不是使访谈变成一幕不受约束的单口独白。这就需要访者自身有足够的鉴赏力和领悟力，并且能够把握受访者性格及心理特点。

一篇好的访谈要有谈话的力度。作家访谈时往往划出一道界线，不让自己的生活或写作事业上的隐私受到触犯，这便是访谈最大的风险所在。如果访者的功夫不到，便可能内容空泛。但如果访者懂得问题要具有一种公共性、公开性，不让受谈者感觉到受了冒犯，让对方信任你、尊重你，觉得值得与你谈，便可以诞生一篇好的访谈。否则，一如苏格拉底之会见门诺，话不设机，难以收场。

在这本访谈录中，灵子与许章润讨论民国，与周有光讨论“两头真”，与高华讨论“革命话语”，与徐友渔讨论“文革”，与马勇讨论晚清……面对如雷贯耳、学富五车的受访者，灵子的话题非常广泛，问题也提得非常尖锐。我是想说，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可以想象，灵子得做多少功课！没有足够的视野与大量的阅读，没有每一次采访之前的精心准备，要完成这些重量级人物的访谈几乎是不可能的。

访谈之为一种文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采访，并不是当事双方片刻倾谈之际“有闻必录”的纪实。将唇舌之间细碎的言外意、弦外音梳理成文，才算功德圆满。访者取舍的功夫，决定一篇访谈的质量与力量；访者的思路与文脉，亦决定一篇访谈是否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由此可见，做好访谈，并不完全取绝于是否有可以见到名人大师的人脉，更在于访者对受访者的整体把握，以及对于社会、文化的整体认知。正因为访谈有如此多的讲究与门道，我更认为，如此年轻的灵子，几年下来，能做出如此阵容的访谈，并成就了这本书，足够让我钦佩。

由此，更让人感叹，年轻人要想成熟起来，哪怕只是为了积累足够资本与人脉，都应该踏实下来，像灵子这样下苦功夫。更何况，在阅读浩繁资料的过程中，在与受访者面对面的谈话中，将得到多少平时与常人求之不得的营养与阅历？依然年轻、依然单纯的灵子，正是在这一过中成长起来，内向中添了些许稳重，拘谨脱变为从容。

因为一篇访谈，两年以前，灵子成为我在财新传媒的同事，《新世纪》周刊文化版的搭档。本书中灰娃、高华、熊景明、徐友渔、潘鸣啸的访谈便发表于财新《中国改革》月刊上。

在此，我向我忘年的朋友平生第一本书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

2013年1月27日

这部集子中的二十篇访谈，选自我近六年里的职务作品。先后作为《嘹望东方周刊》、财新传媒的记者，做过的访谈远不止这些，哪些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结集出版，以何标准选择，以何思路编辑，曾经让我颇为犹豫。但真正筛选时，我很快意识到，这不取决于被访者的名声大小，而在于，他们的回答是否真诚，读者是否可以在对话中读到真知灼见，是否能不枉费十几分钟的专心阅读，从中获得某些启发。

于是有了现在的编目。这二十位思想者、学者、作家都曾以不同内容、从不同角度带给我某种震动与感悟，我希望能借这部集子的出版，与读者分享。

分享有益的思考，一直是我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之一。尽管这未必是新闻业的主要使命，但就我个人而言，长年累月挖掘新闻事件的信息，或者描摹某个新闻人物的生活，有时会给我一种职业的虚无感——太多人在做类似的事，这些雷同的、琐碎的信息真的都有价值吗？多一点少一点，真的有区别吗？

作为文化领域的记者，不可避免会因为某部新书发布、某部电影上线，一窝蜂涌向创作者。宣传期的连番轰炸令被访者疲惫不堪，对每个媒体说的话相差无几，或者思路根本陷入混沌，以至于报道出来之后，随便看看哪篇(我指的是用心的那些)都非常相似，差别无外乎这篇描写了受访者的童年，那篇描写了受访者的午饭。这种时候，我更怀念从容、静心的访谈，问答双方都撇除焦虑的状态，就一两个问题深入探讨，真正言之有物，真正表达观点。——这听上去标准很低，但坦白说，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也不多见。

访谈这种形式并不为所有人认可，有人觉得没必要花时间看一个人口水，而从记者角度看，这种方式也显得有些“偷懒”。任何一个认真的访谈自然都需要事先做大量的案头工作，读完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的全部作品，消化，归纳，有效提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毕竟成文时，它不像其他新闻报道那样对文笔有更高的要求。我也曾有类似想法，甚至一度非常排斥访谈的形式。然而每一次游移之后，还是被采访的切实感受说服了。许多受访者逻辑严密，思维深入，相较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或心路历程，我更愿意分享这些有益、有效的思考，而这些，是难以在第三人称的描摹中一一尽现的。

我迫切地希望知道这些受访者的想法，无论对于公共问题、专业问题还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的困惑。我希望了解，这些长期思考的人们如何应对日趋复杂和恶化的社会环境，又如何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转化为一种有助于社会向前的力量，他们如何解决自己可能什么都做不了的焦虑感，又如何面对专业和公共事务之间的艰难选择。更内心一点的想法或许是，我希望从他们的应答之中，得到并分享个体认知这个世界的参考，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做什么。

穆旦曾有这样一首诗：……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这首诗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却也适用于当下，其中社会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的焦虑感与紧迫感何其相似。这部集子的内容也源于这些直接的感受，无论是与周有光先生谈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与许章润先生谈民国法律学人的作为、与高华先生谈革命话语的论述，还是与陈冠中先生谈对“盛世中国”的观察，都围绕着同样的命题。而在问题与现象之后，这些访谈也几乎都有同样的追问：“你怎么看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中的作用？怎么理解知识分子的使命？”因为他们的思考与作为，可能为每一个同代人所仰仗。书名“忧郁的常识”，则多少有些我个人的悲观情绪。许多论述并非受访者首次发表，有的堪列常识范畴，但我们对此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论已接受多少警醒，遇到前路的陷阱，照旧毫无意外地跌入。偌多真知灼见，鲜有能真正作用于现实者。按此想来，不免忧郁，继而更希望自己能尽足一份力气分享。

在此感谢所有受访者，他们深刻的思考与认真的态度令我受益匪浅；感谢曾指导我的每一位编辑，张修智、程瑛、牛二波、徐晓、杨哲宇，没有他们，我难以进步至今，尤其感谢徐晓老师百忙之中为我写序；感谢《独立阅读》刘柠、汪伟、成庆、王晓渔等诸位同仁，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最大的幸运；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我的第一本书献给他们。

灵子

2013年2月3日于北京芍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