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集》是谢泳受邀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书三年间的随笔、杂文的积存。

这本新著集纳了谢泳近年来在近现代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五四周期率”与社会进步》、《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储安平与季羡林》、《关于谢韬先生的一条史料》、《“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还收录了一些围绕当下文化热点的杂文时评，如《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山西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等。作者以一贯的平实，透着温和的笔触，细读晚近中国的第一手辑佚材料。

本书是“学人随笔”丛书之《厦门集》收录了谢泳最新结集的学术随笔。包括《关于西南联大研究》《储安平死因小考》《关于谢韬先生的一条史料》《语文教学要向传统回归》《金庸研究的新视角》《山西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等。

“五四周期率”与社会进步

关于西南联大研究

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

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

怎样理解舒芜

储安平与季羡林

储安平死因小考

学术著作的个人风格

灾难后的学术工作

灾难中的希望

还是费穆拍得好

关于谢韬先生的一条史料

关于议论性散文

胡适

胡适与两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

胡适故居

语文教学要向传统回归

如今做父母真累

金庸研究的新视角

《文学杂志》与清华学派

能时时反省的社会才可保持活力

“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

读《苍洱之间》

思想史的侧面

给陈远的一封信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培养学生的趣味

山西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

私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

刘宜庆《红尘往事》序

读陈明远《文化名人的个性》

钱锺书与曹禺

钱锺书与徐志摩

Condom中国传播小史

自己的经历

后记

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画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

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

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作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他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对舒芜个人品格作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

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1997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有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曾把这篇短文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1997年12月2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

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发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珂德，他们是双胞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珂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同胞几个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珂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她的女婿，更给她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关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50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为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珀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

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作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作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

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珂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道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P24-28

2007年4月，周宁兄约我到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书，5月决定，8月即移家厦门，转眼即是3年。因为主要精力用于教书，写作较少。其间虽然也印过两本小册子，但多是在山西太原时的零散文章的集合。

人到中年，对写作的兴趣有所减弱，但因为职业的关系，平时总还有些笔墨生活，时间久了多少也有些积存。厦门宋智明兄，平时读书甚多，我们常在书店偶然相遇，后时相过从，他是我来厦门不久即有交流的朋友。感谢他的热情，催促我编辑此集并积极玉成出版。

手工时代，每有文章刊出，多数留有一份剪报，编书时有所依凭，虽慢却快；网络时代，随写随弃，早就没有保留剪报的习惯了，编书时反而感觉为难，这些文章写于何时刊于何处，一般都不确切了。好在网络时代，如果细究，总不难找到具体出处，所以虽是曾刊出过的文章，但也不注明曾刊于何时何处了，希望读者理解。

书编讫，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书名，即依旧例，称为《厦门集》，纪念这3年愉快的时光。

2010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