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部的江苏省吴江市，沿着北纬32度线跨越到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的西藏的阿里高原，徒步翻越六千米的雪山，深入喜马拉雅山中的楚鲁松杰未改乡，印军的碉堡就建在村头，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马上人生六十多天，再穿越新藏公路，浏览新疆，返回北京西客站……徐平博士世纪末对西部的问候，以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藏学研究者的丰富知识和阅历，展示出一个神奇野性的西部世界。

序

引言：世纪末的问候

第一章 东西部的跨越

到中国最西部走一趟

同一纬度上的东西两端

追着太阳西进

大竹卡的藏式餐馆

大自然的儿女

浪湖旁的村庄

烦着呢，别理我

应声温泉奇观

徒手捉鱼

有脾气的藏野驴

荒原上的疯女人

第二章 阿里的文化和传奇

会师狮泉河

闯荡阿里的女人

边镇市井

是姐姐，不是老婆

寻找英雄

神山显灵

普兰的绿色和边贸

孔雀河畔再唱《南泥湾》

沐浴西天瑶池

文人的满足

狮泉河的哥们姐们

第三章 喜马拉雅山中的未改乡

等待下乡

向楚鲁松杰出发

远古海底的游鱼

初识未改乡

边防军人

翻越六千米雪山

冰壳里的露宿客

楚鲁松杰宾馆

幸福的含义

乡村欢迎会

第四章 在中印边境线上

不知道泰戈尔的商人

红领巾飘扬在楚鲁松杰

枪口下的村庄

站直了，别趴下

再见，兄弟！

被神牺牲掉的人们

天下最好的药

期货交易，信誉第一

边境人家的苦恼

第五章 最偏远的乡村

第六章 新世纪的呼唤

尾声：关注西部

楚鲁松杰考察示意图

        同一纬度上的东西两端

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去阿里调查的准备，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传给我一个好消息。他最近要回江苏省吴江市老家一带考察，准备带我一同前去，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一直向先生提出的请求。一方面我希望到先生的博士论文调查点——吴江市的开玄弓村实地看一看，这里产生了先生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产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影响，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开玄弓犹如一块学术圣地，不去一趟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开玄弓所代表的东部发达农村类型，也是我这个搞西部农村研究的人很想参照了解的样本。

没想到，就在我就要去阿里的前夕，去开玄弓的宿愿竟然很快变成了现实。我查了一下地图，开玄弓村正好和西藏阿里的楚鲁松杰乡同处于北纬32。线上，差不多可以说一个在祖国的最东端，一个在祖国的最西端。在这一纬度上滑过中国大地的太阳，每天都从吴江市的开玄弓升起，到阿里的楚鲁松杰落下，真是有意思的巧合。我先去看一下中国发达农村情况，再到尚未进行民主改革、还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的喜马拉雅山民中去考察，1999，这一临近世纪末的一年，真可谓意义非凡。

跟先生的考察在愉快中度过。东部农村的景象确实令人感慨万千，东西部的差距也就在我的印象中从抽象变得十分具体。什么时候西部的农牧民也像东部农民一样，普遍住上了二层楼房，中国的现代化就可以说实现了。如果有一天，西部的一个村长(法定用语是村民委员会主任)，也像吴江市叶家港村的村长一样，对一年3万元的薪水还觉得太低，西部就真正地发达起来了。东西部的差距，还不仅仅在直观的人均收入相差多少“倍”上，而是实实在在的整体发展差距。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开玄弓村的景象，在西部村庄还相当多地存在着，即使他在1957年的《重访江村》中描写的农民孩子割羊草而不上学的现象，在西部农牧区依然还十分普遍。传统的农牧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孩子也得做力所能及的辅助性工作，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哪有心思送孩子去上学!既然开玄弓有从传统农业中走出来的一天，正如照耀开玄弓的太阳也会移到楚鲁松杰一样，我相信西部的发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古人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还是赶紧做我的西部发展研究，奔往我的阿里去吧。迅速做完手头的工作，将《活在喜马拉雅》一书杀青交到出版社，我该轻轻松松上路了。

1999年5月25日，我乘火车前往成都，之后换上了飞向拉萨的飞机。到达拉萨贡嘎机场，临下飞机时才看到几位熟友也在机上，竟然一路没有发现，这得怪飞往西藏的飞机越来越大。也许是因为过于疲劳，身体感觉有些不妙，像是患上感冒了，高山反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强烈，在一片亲热的欢呼声中也兴奋不起来。一住进拉萨的招待所，立即蒙头大睡。这是我常年进藏的经验，在高原千万不要撒欢。尤其是患上感冒，很容易引起肺水肿，我没有少听欢蹦乱跳的小伙子两三天就送命的故事，我可不想是下一个牺牲者，更何况我还要去阿里，那里的条件比拉萨要差得多。

到药店给自己买了些药，加大剂量服用，连着睡了两三天，情况有些好转，立即着手拉萨的工作。到有关部门接洽联系，希望了解到更多的未改乡的情况，知情人似乎不多。大多说上几句阿里艰苦，路上小心的客气话，若提到找车的事，就显得难为情了。阿里至今没有正常的公共交通系统，夏季偶尔发上几趟班车，也谈不上定时定点，因而在西藏各个地区中去阿里是最困难的。民间人士多搭乘货车，大干部开专车，小干部运气好时享受领导同一待遇，运气不好时也只有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所以，要想去阿里，先得四处打听，最近有没有哪个部门的哪位领导正好也要去阿里，如果有，就要动脑筋想办法，争取挤进不多的几个位置。5月底6月初正是春回高原的季节，人们似乎才刚刚从长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这个时候还不是各部门下基层的高峰期，我显然来早了，真如人们常说的“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和区党委的陈国平副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也尽力四处帮助联系，但去阿里的车仍旧没有着落。

我试着给多吉泽仁专员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专员正在拉萨，而且近两三天就要回阿里，我想这下可以跟着享受领导待遇了。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专员就客气地说车已经满员。不难理解，此时正是到内地休假、开会的干部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好不容易有台车，守候的人肯定不会少。好在专员把我介绍给阿里驻拉萨办事处，请办事处主任洛桑丹巴亲自负责解决我的交通问题。

洛桑丹巴办事效率很高，第二天下午就来了电话：“明早就有车去阿里，是货车，走不走?”我没有一点思想和物质准备，原以为很遥远的事情，一下子摆在面前，有些回不过神来，况且我的身体也还没有完全康复。沉思片刻，我说：“走!”“那好，明早7时在建设厅门前候车”，对方也很干脆，事情就这么定了。

之所以要走，一是担心等待下一辆车很可能会成为长期的疲劳战；二是我对坐大货车旅行情有独钟，即使是在有公共交通的地方，我也常常搭乘货车。货车高大威武，奔驰在辽阔的高原上很有气势，坐在上面有一种高原主人的感觉。而且长途货车司机大多性格豪放，见多识广，跟他们在一起，不仅能听到各种民间消息，还会学到不少知识。更何况长期在基层跟农牧民打交道。早已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冷不丁扎进领导堆里，自己难受不说，还可能搞得别人也不自在。

立即奔上大街，采购到阿里的物资。首先是购买药品，到西藏的边远基层地区，一旦有病有伤，大多数情况下得靠自己诊治，而且越是偏僻贫穷的地方，老百姓也越缺医少药，多带一些药品，能做不少善事。我专门请熟识的刘医生作顾问，尽可能把药品买得既全面又实用。二是购买胶卷、电池、磁带，这是下乡的必备物资，西藏的假货不少，拉萨情况稍微好点，但也必须十分小心，尽管慎之又慎，实践证明还是买了部分假货。三是得买双好鞋，下乡走路有双好鞋可以节省很多脚力。当然还有路上的食品饮料之类乱七杂八的东西。分量要轻，东西要全，还得价格便宜。购买下乡物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P6-10

现在，徐平先生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们难忘的“中国最西部”之行已经结束有近一年半的日子了。我说过。或写到过，西藏并不遥远，可是那些将个人的全副身心置于其中的时光却渐渐地远退而去，甚至回想起来让自己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窗外阳光正是明亮的样子。也没有风，温暖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徐平的这部田野笔记在我的书桌上静静地展开着。自己读上几页，就不由自主地望一眼窗外的阳光照在另一座高楼上。都市的噪音，房间里包封暖气木料的细微开裂声，自来水管的“咳嗽”，洗衣机的断续转动，都显出安宁。徐平的作品强迫着我回到往昔。自己的心时时发紧，还带着一点慌张，它叫我重温着那些远去的真实的幸福情形。大概是因为写作者的不同，视角自然是全新的样子，我看到了自己作为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场戏剧中的某个人物出现了，“他”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我们共同经历了那次难忘的旅程。我从北京经新疆赶到西藏阿里，徐平从北京经拉萨到阿里，然后我们汇合进入祖国的顶西部，最后又分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一九九九：藏行笔记》出版的时候要请徐平写序的原因，我觉得他是最有资格的人。同样，徐平的这本书，他也要求我来写序，我以为这件事情并不突兀。

身为费孝通先生弟子的徐平博士的这本书，和我那本也是全然不同，他虽然非常注重一般读者的接纳，但他从田野考察中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和科学的分析也不能回避，从中可以使每一个阅读者如同亲历了他的实际工作。我的写作和出版在先，徐平的这一部至少在生动的一面更多地弥补了我仓促中的遗漏；许多人、事件，我今天都是通过他的写作才回忆出来。那真是一次艰难的行走，对于徐平，我了解，还不仅仅局限于“行走”，他的工作让我来看，是那么枯燥。那么琐碎麻烦。在中国最最西部的一个渺小山村里，他独自坚持工作达两个月时间，这可不是说说的。我知道他营养状况极度不良，我知道他浑身上下都粘着跳蚤，知道他距离着我们认同的所谓“文明世界”有多么遥远。所以，我期待着他的下一部作品《喜玛拉雅最后的山民》，料想那会是一部科学的、深刻的著作。

关于西藏的当代纪实作品已出版了不少种类，但是无论以行走区域地点来划分。还是以科学精神来划分，更要以个人诸多的实际传奇经历而论，徐平的这一部都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涉及楚鲁松杰那个针尖大小的地方，我也曾看到过极个别的描写，可是若讲深入，非徐平莫属。我们骑马翻越了海拔几近六千米的雪山，然后徒步下山，接着每日骑马十几个小时的工夫，跋涉无数冰河，要走两三天才能到达第一个村庄。在楚鲁松杰，我只到了两个村落，而社会学家徐平却跑遍了所有的村落。

徐平同我相会在狮泉河，分手于楚鲁松杰的楚鲁村。那是夏天，大概是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我听到背后传来徐平的一声大叫：“兄弟，再见!”我猛然回头，众多的“最后山民”和徐平的红色羽绒服连同那个小村子就消失了。自己这才翻身上马，一切都隐蔽在马蹄下扬起的尘土里。

我再见到徐平，是在当年十月一日的北京。我们握手、拥抱，他急切地告诉我：“你在楚鲁松杰没有吃到肉，你走的当天下午我们就打了一只野羊，我还给你带回两块风干羊肉。”于是我到他家，嘴里咬着坚硬的干肉，品味着远方的生活。

                        龙 冬

                     200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