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阑珊编著的《帝国60年》介绍了，在这60年里，皇帝由一个“痞子”变成了一个敢于承担责任和深谋远虑的真正男人；

长安的未央宫里时不时出现女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和男人争夺帝位的无情阴谋；

无数带着理想的青年漂泊异乡，走入城市，却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洗礼；

功高震主的功勋之臣被清洗，资历深厚的贵族日渐没落，财大势大的诸侯日益不安分；

一个强大的邻居觊觎着中原的财富和美女，毫无理由地发动战争，烧杀抢掠……

同样在这60年里，一批“老谋深算”的精英用自己的“馊主意”让国家一天天稳定；

众多没有资历和经验的年轻人用热情为朝廷出谋划策，甚至不惜生命；

一位年轻的皇帝扔掉了爱情和“祖宗规矩”，“我行我素”地实践自己的帝国之梦；

这个曾经贫弱的国家，竟然创造出了令人震惊的财富和雄厚国力，走向了世界……

鹤阑珊编著的《帝国60年》是一部重现“汉唐旧梦”的史诗力作，全面描绘大汉开国60年风云际会的历史画卷，细说帝国宫廷、外交、财政、军事和人的心灵困局与转折。解读大汉王朝的少年成长史，这里有阴谋、内斗、血腥，更有坚韧、担当、忍辱负重与自强不息！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历史即是读人心。

第一章 边境太守之死

第二章 帝制时代的祖宗

第三章 吕后当权——一个女人的为政方略

第四章 贾谊——一个伟大王朝必需的忠烈

第五章 晁错之死

第六章 虽远必诛

第七章 武帝传奇

一

公元前142年，大汉帝国雁门太守冯敬在匈奴军队的进攻下壮烈殉国。冯敬的离世，使大汉王朝多年以来用尊贵的女人和庞大的资财以换取和平的愿望再一次被击碎。无论皇帝还是平民都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一政策是否还应该继续，抵御外侮是否应该被提上日程？

至少在冯敬刚刚入土为安后，没有人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景帝当时已重病在床，再有一年，他将和冯敬一样永远地离开人间。直到八年后，他的儿子武帝才用实际行动解答了这个困扰先辈多年的问题。开国之初确定并执行如一的“和亲”政策因武帝向匈奴开战不废而废。

一个隐而不现的规律是，奠定封建帝国基调并将影响力渗透到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开国帝王，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都或多或少地被他的后任继承并发扬光大。“和亲”政策从制定初衷而言绝对是一项优秀的政策，因为它符合了当时的形势，但却只经过四代帝王的“发扬”就宣告结束。在武帝龙驭上宾后，“和亲”政策虽再度归来，意义却已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武帝时的大汉帝国已经具备了改变这项政策的想法和能力，那么就是高祖皇帝在制定这项政策时有苦衷。

由冯敬之死上溯到60年前的公元前202年，高祖皇帝击败优秀的对手项羽而建立汉朝。两年后，在边境负责防御匈奴任务的韩王信突然叛国，凭借熟悉帝国地形的优势，与匈奴联合势如破竹一直进军到晋阳。局势危急，高祖皇帝只好御驾亲征。由于天气恶劣，加上指挥官高祖皇帝轻敌冒进，所带领的一支先头部队被匈奴诱困于平城白登山，而身为主力部队的步兵却没有及时赶到，等于提前退出了战场。

四面之围下，高祖皇帝感到了恐惧，亲征前的意气风发变成了绝望。这场战役在大汉帝国历史上被当作耻辱屡屡提及，却很少有人指责高祖的轻敌冒进。早在战端未开时，高祖皇帝十次派出使者到匈奴“视察”，十人回来的报告都是可以开战。只有一人在第十一次“视察”匈奴后认为不可战，此人叫刘敬。大汉王朝建立时，他以戍卒的身份向高祖皇帝建议建都长安而得到重用。

在白登，高祖皇帝对没有听从刘敬的意见而深深懊悔。随行的谋士陈平面不改色，这位帝国最有智慧的谋士仿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任何事起死回生。他请求高祖皇帝让自己只身赴敌方军营，并保证马到成功。

许多年后，匈奴故意露出一角让高祖等人飞驰而出的原因始终是个谜。所以，陈平只身赴匈奴军营面见匈奴单于的老婆所使用的计策也就成了“秘计”而不被天下人知。史书分析说，因韩王信另外两个与匈奴约定本该露面的叛将始终没有露面，匈奴担心两人会重新回归汉营，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放掉了高祖。这一分析即使属实，民间也始终相信是陈平与匈奴单于老婆的那次密谈解了白登之围。高祖抽身而退后，对刘敬的欣赏与对匈奴的惧恨与日俱增。

按刘敬的说法，匈奴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可以号召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三十万，大汉帝国初建，没有实力与这样的一个对手抗衡。武力对抗已经被毫无悬念地排除，那么用战国以来风行的“仁义之说”作为武器又如何呢？这是中原政权在武力不允许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的另一种策略。但刘敬认为，这种策略仍旧不可行。一个最清晰的证据是，当今的匈奴单于冒顿是杀父自立，并将自己的老母娶为妻子，并且这已成为匈奴的显风俗。受这种风俗影响的人根本不懂“礼义廉耻”为何物，教化之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段时间，每当高祖皇帝走过长乐宫的前殿，就陷人无名的沉思中。这座新建成的宫殿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欣喜与安慰，旗帜张扬、卫兵林立的长乐宫如同高祖的心情，每每在大臣们离开后就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即使是在开国之初，虽然经历了秦末、楚汉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大汉帝国的人口数锐减的情况下，仅从人口数上来看，匈奴仍然是弱方。当时的匈奴专家就说，匈奴人口数不过是大汉帝国一个大郡的人口数。不过，一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是看其在一场战争来临时可以动员的士兵数量，而不是全国人口的数量。匈奴虽然在大汉帝国建立初年不足一百万人口，但其每次战争动员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大汉帝国，尤为重要的是，大汉帝国即使可以动员起与匈奴相等的军队，战斗力上却不能抵匈奴骑兵的十之二三。

高祖皇帝在频繁的会议中，希望众大臣能拿出一个良策。但是没有人给他，激进分子认为该与匈奴开战，他们用击败了最凶狠的对手项羽这一证据证明帝国的军队所向披靡，战败只是暂时的。保守分子虽然认同刘敬“仁义之说”不可用的意见，但仍旧提出以“仁义”为武器对付匈奴。更有人提出，以万里长城作为抵御匈奴的屏障。高祖当即否定了这一愚蠢的意见。倘若真按此人的意见，那么在所有城楼都部署上足够的驻防军，并供应他们的粮草，即使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也不足以支撑一年。

最终，还是刘敬提出一套策略，这套策略最终被高祖采纳，近而成为大汉帝国六十年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政策。刘敬认为，武与文既然不能成为与匈奴打交道的武器，那么，只有先“稳”住匈奴再谈其他。他提出了三条。第一条，将皇家尊贵的女人(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妻；第二条，每年送给匈奴大量钱财和他们所缺少的物品；第三条，派遣大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匈奴去“谕以礼节”。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