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编的《红色英雄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遗迹概览)》介绍：在长征途中留下的文物遗址、遗迹是长征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为展示长征恢弘史实，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国家文物局利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登录的相关数据，遴选出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遗址、遗迹，特别是重要会议、战役等历史事件的相关遗迹178处，辅以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类型的遗迹、遗存等，力图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长征遗迹整体风貌，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国家文物局编的《红色英雄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遗迹概览）》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登录的相关数据，依据四条长征线路，遴选出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遗址、遗迹，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多视角、图文并茂地展现长征事实和风貌，弘扬长征精神。

第一部分 长征序曲

 一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

 二 长征起始

第二部分 艰辛历程

 一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遗迹

 二 红二方面军长征

 红二方面军长征遗迹

 三 红四方面军长征

 红四方面军长征遗迹

 四红二十五军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遗迹

第三部分 胜利会师

 一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二 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胜利会师相关遗迹

后记

二长征起始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他们否定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决策权甚至发言权，在政治上推行一套错误的纲领，在军事上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战略，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红军开始遭受严重挫折，革命根据地开始由大变小，甚至丧失。

1933年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往中央苏区，使“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贯彻和扩大。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李德只有在欧洲进行正规战的经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深受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支持和信赖，被授予中央红军的总指挥权。

1933年9月，蒋介石集结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周边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分编为北路、南路和西路军，辅以东翼福建的十九路军，四面推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推行“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不断耗尽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聚而歼之。

此时，中央红军已发展至8万余人，如能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博古、李德却大力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采取分兵把口、阵地战、正规战等形式，想要御敌于革命根据地之外，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1934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失守。7月，国民党军集中31个师，从六个方向全面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全线抵御”、“六路分兵”，坚持中央红军主力及地方武装在中央苏区内继续战斗的错误方针，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区域。26日，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心区发动全面攻击。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并拟于14日对瑞金发动总攻。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基本失败。

（二）长征的决策和准备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可能已极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报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答复，表示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一直举棋不定，没有适时做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直到9月初，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时，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中共中央当时的负责人在部署和准备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整个前期准备工作非常仓促。

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而早自10月7日起，红军各野战部队已先后奉命将防御阵地移交地方独立团，向集结地域集中。

在此之前，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自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遣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和红三军会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而红七军团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于1935年1月被困浙赣交界之怀玉山，只有少数人突围，最终失败。P5－6

从这里读懂和感悟中国共产党

长征是一座丰富的物质宝库和精神宝库。长征途中留下的文物遗址遗迹等，是长征历史的客观见证，也是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文物信息中心和文物出版社，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数据编辑出版《红色英雄路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遗迹概览》一书。该书共选取200余处具有重要历史、军事价值的长征遗迹，重点介绍了长征期间的重要会议、重大战斗和相关事件，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了长征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雄奇历史，为我们走近和了解长征提供了生动教材。

长征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创造人间奇迹的先锋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南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1年，行程25000余里；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桑植出发，1936年10月22日在宁夏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余里；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年7个月，行程10000余里；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西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历时9个月，行程近10000里。四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合计约206000人，总行程约65000里，共行军368天，遭遇战斗600余次，长征结束时共保留下来5’7000余人。长征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影响之广，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胆识、超人毅力和巨大牺牲也是绝无仅有的。

长征是在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和千难万险的生存环境中进行的战略转移。沿途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敌我兵力相当悬殊。红军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外，始终处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追击、堵截与合围之中，始终处于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之下。

长征跨越了中国14个省份，翻越了18座巨大的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长征渡过了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激流。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红军物资条件极度艰苦，天当房、地作床，吃草根、啃树皮，日晒雨淋，风餐露宿，以篝火御寒。物质的匮乏、环境的恶劣、困难的艰巨，时刻挑战着红军将士的生命极限。即使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红军平均每天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每天有一场遭遇战，平均3天发生一次激烈大战，平均每行进1公里有3名以上红军指战员献出宝贵生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的理想信念使红军将士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和顽强的战斗力，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革命理想主义、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在贵州传教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曾跟随红六军团在长征中走了18个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为了自己从事的革命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潋隋。从血染湘江、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从四渡赤水、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到攻占娄山关、巧渡金沙江，从会理会议、彝海结盟到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从懋功会师、两河口会议、北上南下之争、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到征服草地、打赢包座战役、中共中央先行北上、俄界会议，从突破腊子口到榜罗镇会议、到达吴起镇、东征西征……翻阅本书中关于这一个个会议遗址和战斗遗址的资料，仿佛置身于讨论激烈的会议现场、见证着不同意见的争论，仿佛投身炮火纷飞的战斗战役、感受着“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传奇故事。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叹：长征中每一个胜利的取得无不是智慧和鲜血的结晶，无不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集中体现，正是这些一个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坚强和成熟。

日本学者冈本隆三认为：“闻名于世的长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的成功是20世纪的一大奇迹。”斯诺认为：“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前2世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假日远行。”毛泽东豪迈地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长征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凝聚各方面力量、改变民族面貌的先锋队。

近代以来，为改变中国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无数仁人志士和进步力量艰辛探索、不懈斗争，但都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事业从根本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给中华民族复兴带来了希望。长征是改变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标志性事件。

美国作家威廉·莫尔伍德说：“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

因为长征，最终烈火见真金，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众望所归的伟大领袖。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后来又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政治野心，实现了红军的大会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的危险。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党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领导集体，中国革命的局面便焕然一新。

因为长征，练就了革命“火种”，成长了党和军队的“栋梁”。红军将士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得到锤炼，大家风雨同舟，生死相依，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凝结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革命集体。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长征中保留下来的同志，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战争经验更加丰富，成为中国革命的“火种”，成为党和军队的栋梁之材，在抗战开始后撒向大江南北，遍布敌后战场。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我军已发展到127万人，我党发展到12l万人。发展速度之快得益于长征这一“播种机”。

因为长征，红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穿越了苗、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与广大群众的鱼水情结和血肉关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南于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帮助穷苦大众翻身解放，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可靠的兵源和物质保证。据统计，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补充约2万人兵源，这样的支持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障。

因为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动员唤醒了中华民族压抑已久的巨大潜能，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升华到新的高度，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得到空前提高。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民正是从中国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未来。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形成巨大的磁场，构成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同心圆。受长征胜利的感召，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各种爱国力量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民众基础。

集中到一点，因为长征，中国共产党锻炼得更加坚强，独立领导和掌握了一支不可战胜的新型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中华民族这个沉睡的民族进一步“觉醒”了。

长征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谱写人类精神史诗的先锋队。

在当年长征的队伍中，有一批外国友人与中国红军并肩征战，如来自朝鲜被誉为红军炮兵之父的武亭、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来自越南的李班和洪水，便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长征得到过众多外国友人和学者的深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日本学者冈本隆j的《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英国专家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英国专家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这些作者虽然立场各异，但都对长征做出高度评价，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倍加赞叹，并在全世界引发经久不衰的“长征热”，引来国内外不少热血人士重走长征路。

为什么发生在中国的长征会受到世界的广泛瞩目、引发人们的深度思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占据了真理和道义制高点，谱写了一曲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领导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追求人类理想的英雄史诗，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思想熔炉。正是在这个举世无双的伟大实践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形成了坚定理想、听党指挥、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热爱人民、不怕牺牲、舍己为人、顾全大局的精神特质，进而凝聚成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精神丰碑。在长征路上，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像军需处长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自己被严寒冻死，像红军战士在寒冷的冬天宁愿夜宿野外也不随便进入民房，像年轻的战友为了给大伙试吃野草中毒身亡，等等，都是是对长征精神的最佳诠释。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评价说：“红军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20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可以说，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意识形态界线的人类精神史诗，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因此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议、崇敬和向往。

当今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充分展示人类雄心和智慧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创举。这个新长征，借用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要穿越“历史三峡”最惊险之处。这个“最惊险之处”看似天高江阔，实则风高浪急、扑朔迷离，所有的风险、矛盾、艰辛，都需要在这里化解乃至消除，只有真正走出“历史三峡”，才能“直挂云帆济沧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党要成功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必须继承和光大长征精神。长征证明“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伟大的长征精神是激励我们走向世界、开辟未来的强大动力。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前的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围追堵截下，战胜了雪山、草地、大河、峻岭等各种艰难险阻，经过长途跋涉，转战十余省后，先后到达陕北，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征途中留下的文物遗址、遗迹是长征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为展示长征恢弘史实，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国家文物局利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登录的相关数据，遴选出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遗址、遗迹，特别是重要会议、战役等历史事件的相关遗迹178处，辅以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类型的遗迹、遗存等，力图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长征遗迹整体风貌，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红军长征史》等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撰稿人为吴东风、郑建民、姚兆，安康、蒲昱晓、刘红、赵晶晶、李广华等参与了编撰工作。在此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