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庵和荸荠庵
沈从文像一场雨，一场春天的雨，一场从天而降的雨水，绵绵密密地下着，从头到脚将汪曾祺淋得透湿。他哆哆嗦嗦的，似乎感冒了，生了一场病——一场叫文学的病，一生未愈。
人的命运很奇怪，你偶然看到一本书，一目十行地翻了一遍；或者，某天在旅途萍水相逢一个人，一番有口无心的交谈，你的命运或许就完全改变了，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说改变命运也许不准确，因为他的命运本来就该这样走的，冥冥中发生的一切全是命中注定——看到这本书，或遇上这个人，这就是命中注定。所有的人全都是棋子，被命运之手无情操弄，一直到他过完此生偶然回眸时，才会看到他一生最完整的生命轨迹。
汪曾祺最初相遇“沈从文”，是在离高邮不远的一个叫荸荠庵的地方。说荸荠庵可能过于书面化，它后来被汪曾祺写入小说，这篇小说叫《受戒》——写一个叫小英子的小姑娘和一个叫小明子的小和尚的青涩初恋。汪曾祺在文末写道：“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透明的露珠一样的梦境，就发生在荸荠庵——它真实的名字叫菩提庵，汪曾祺在《受戒》中如此描述它：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汪老写庵赵庄写荸荠庵，看似廖廖几笔不着笔墨，但是这个村庄对于他的意义却异乎寻常地重要，换句话说，庵赵庄对他是有恩的。也可以这样说，庵赵庄的荸荠庵在他生命里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一页，小得像荸荠一样的庵堂不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收容了他，更因为这里的物事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让他写出了著名小说《受戒》，也让他在这里相逢到沈从文——当然，这里的沈从文只保留在纸上，汪曾祺还不曾和他见过面。那时候，他只是个懵懂少年，青涩的瘦弱的少年，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本来打算一路读下去，但是很快风云突变，日本人占领了江阴，整个江北危在旦夕，包括他的家乡高邮。眼看着高邮保不住了，祖父和父亲带着他“跑反”，一家人就来到这个离高邮很远的乡村——荸荠庵，并且一住就是半年。并且在这里，母亲还给他生了一个弟弟。
汪曾祺在《受戒》里这样描写荸荠庵：“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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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斜阳里，最后一抹余晖
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一代文化人，常常被人们称为“最后的士大夫”，是最后的一代，也是最后的几位——寥落的、寂寞的，像黎明寒星；又如同初冬落日，已经沉没在地平线下，暮色苍茫的西天，却残留着最后一抹余晖。
他们是典型的中国文人，旧式文人，固守着一份君子的愚直和文人的澹泊，坚守着一份孕育于农耕的虔诚与传统的纯真，是士大夫的传统，链接于遥远而又遥远的文脉。在漫长的专制时代，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它是不断的，就如同人的血脉不可断裂，生命靠它维系，文化、文明靠它承传。或者说，它就是文化与文明的本身。可是，新的时代注定要来临，那种走马灯式的花红热闹不属于他们，那种推杯换盏的茶酒吃请也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打心底排斥。自然，这样的人珍稀动物般濒临绝境，红极一时的热门人士不会瞧得上，他们正得宠，奔着自己的锦绣前程。而一般的市民也不理解这些人，自己的柴米油盐已够操心烦神，谁有空在意那些既梗且愚的夫子？这最后的一代就这么慢慢消亡——就如同沈从文笔下那一条条蓝带子一样的清清流水，就如同汪曾祺笔下的那一片芦花飘飞的汤汤大淖。他们本来就如同一条条小鲤鱼，活泼游荡于水清草绿的春江里，如同黄梅戏里唱词：“小小鲤鱼红红腮，上江游到下江来，上江吃的金丝草，下江吃的水青苔——”可是，大淖渐渐就干了，青江慢慢就枯了，这些小鲤鱼都成了涸泽之鱼，哪里能活下去？鱼和水的关系就是人与时代的关系，时代全变了，人自然也得随之演变。这么说其实不对，新的人群出现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嬗变，时代除了鲜活的人物，它就是空壳。你看看这个时代的当红角色，他们身上哪里能觅到一丁点士大夫的影子？
这才是沈从文与汪曾祺的价值所在，这才是人们喜爱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原因，也是我写这本《最后的士大夫》的理由。顾城说：“每次去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的眼睛。”那纯真的、孩子式的透明眼神，是没有被灰尘遮蔽的心灵的投射，这就是灵气，来自于山川草木，也来自于日月星辰，灵气最终衍化为文墨之气，感化众生。沈从文得灵气之先，他传染给了弟子汪曾祺。他们一个是另一个影子，一个是另一个母本，一个是另一个原版，一个是另一个底片——风气就这样在氧气稀薄之地单个承传，而他们的源头，分明是流水丰沛的大江大河，沈从文的源头是先祖周文王，而汪曾祺的源头则是文风浩荡的古徽州。满盈的流水就这么浅了细了，眼看着就要断了。但是，即便是斜阳，即便是余晖的最后一抹，因为它曾经如此绚烂，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作彩霞来看。彩霞满天，虽然注定会要消失，但它毕竟千真万确存在过。
沈从文与汪曾祺，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通过对他们人生之路师生之情的梳理，将他们所在时期的文化世情娓娓道来。陶方宣所著的《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与汪曾祺）》，从两个师生作家的人生起伏、跌宕命运着手，描写了这样两位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不同的人生际遇和文学追求。文笔灵动，视野宏大，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醒。
陶方宣所著的《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与汪曾祺）》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坛风格相近、交往频繁、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师的人生描蓦和交往梳理，力求把故事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从一个独特的人文角度，透视出文学与人生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催人深思，给人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