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白兰，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女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长期从事外语教育事业，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革命建设教育事业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笳编著的《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生平与作品选/外国文学文化论丛》是朱白兰生平与作品的结集，共四章，同时附录朱白兰翻译成德语的毛译东诗词两首和朱白兰年谱，对朱白兰的传奇人生、文学艺术成就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介绍，并撷选朱白兰的诗歌三十五首、唯一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四篇译介。

朱白兰，原名克拉拉·布鲁姆，出生于富裕犹太家庭，1937年与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戏剧运动先驱朱穰丞认识并相恋。朱穰丞失踪后，她辗转来华寻找恋人，后加入中国国籍，取名朱白兰，长期在高校教授外语。终其一生，朱白兰没有再见到朱穰丞，也不知道恋人因为莫须有的“间谍罪”已于1943年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

朱白兰主要从事诗歌、小说的创作和翻译，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为主题。其人及作品的研究、出版，国外正方兴未艾，但在国内尚属空白。林笳编著的《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生平与作品选/外国文学文化论丛》是朱白兰生平与作品的结集，对朱白兰的传奇人生、作品艺术进行了详细解读，并撷选朱白兰的诗歌35首、唯一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4篇（含节选）译介以飨读者。

第一章 从多瑙河到珠江畔——朱白兰的传奇人生

 一 翻开历史的一页

 二 山毛榉之乡的童年

 三 锡安之女的奋斗

 四 流亡莫斯科

 五 踏上寻梦之路

 六 从上海滩到珠江畔

 七 “我是中国人”

第二章 家园·战歌·中国情——朱白兰诗歌述评

第三章 朱白兰诗歌选译

 威尼斯十四行诗（两首）

 群众之歌

 阶级斗争

 服从谣

 萨达古拉的神奇拉比

 丰收的花环

 民族之歌

 鸦片

 赵妈

 梅花

 无声的告别

 切诺维茨的犹太区

 偏要对着干！

 李家祭祖

 地牢墙上的大字

 母亲

 诗人与战争（三个版本）

 保卫者

 寄往中国的信

 信念的旋律

 牛郎

 饥饿之歌

 我的倔强

 大师与愚者

 两位诗人

 金色的面纱

 致德国的年轻士兵

 出身

 来自希特勒德国占领下的犹太区（译作）

 愤怒的生活报告

 集市之歌

 致一位老人的情诗

 邻居的孩子

 纪念我的黑人朋友

 明镜——答一位德国作家

第四章 朱白兰小说选译

 牛郎织女（长篇小说）

 香港之歌（中篇小说集）

 香港之歌（1921/1922）

 三个正义的妾（1947/1949）

 13是个吉祥数字（1954/1955）

 命运的战胜者（节选）

附录一 朱白兰译毛泽东诗词两首

附录二 朱白兰年谱

后记

她有什么试探性的请求呢？归结起来有如下三点：能否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和丈夫相会；如果不行，能否得到他的一封信；如果见面或来信都不行，“我请求同志们让他知道我在何处，也让他知道我将忠于他直到我死去。同时我在诚实地工作着。在此，我恳切地请求同志们在我的丈夫一旦转来地上工作时，尽快让我知道”。

朱白兰到广州后就向组织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因为她觉得，在广州有两个人也许能够帮助她，一个是冯乃超（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另一个是洪遒（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秘书长）。他们两人都认识朱穰丞，朱白兰希望通过他们知道朱穰丞的去向。她的要求一点儿也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但是，无论是冯副校长还是洪秘书长，在寻找朱穰丞这件事情上都显得爱莫能助。幸运的是，在生活和工作上，学校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她住在康乐园西区的一栋独立小别墅里，面积不大但环境幽静，家具是学校提供的，虽不豪华但很实用，屋门外钉着光荣烈军属的红色牌子，从住处到外语系的教学楼是一条平坦的林荫道。家里有一位贴心保姆照顾生活，教室里面对的是勤奋谦逊的学生，同事中有从南京大学带来的高足，各级领导对她也十分尊重，虽然没有任命她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但安排她任系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委员。这一切都调动了朱白兰的教学积极性。此外，在经历了整风“反右”运动后，中国迎来了“大跃进”年代，为了繁荣文艺创作，文化宣传领导部门鼓励和组织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这也点燃了朱白兰的创作热情。在作家协会和有关单位的协助下，朱白兰通过采访，搜集了三元里抗英和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情况，并且修改在南京时已动笔的作品，很快完成了中篇小说集《香港之歌》，并且开始创作《命运的战胜者》。她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写道：“我个人认为，海员小说不仅写得很好，适宜发表，而且适合在工人的文艺晚会上朗读，甚至改编成戏剧。它尤其可以用于激发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和对中国工人的热爱。”1959年春夏，《香港之歌》如愿以偿在民主德国格赖芬出版社出版。经过一番周折，朱白兰甚至获准应邀前往民主德国，参加出版社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她得到邀请方的热情欢迎，被安排在柏林、魏玛、耶拿等多个城市参观访问，做报告，朗诵作品。这是朱白兰来华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回广州后，朱白兰将签了名的样书送给作协广东分会；同年9月，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次年，她的诗集《漫长的道路》在东柏林出版。

从《香港之歌》中可以看出，朱白兰的创作已经从小我转化为大我，更多地关注和描写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运。该书收入五篇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描写三元里农民抗英斗争的《燃烧的权利》，反映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香港之歌》，描写抗日战争期间民间工艺大师的命运的《剪纸大师的复仇》和描写中国妇女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身解放的《三个正义的妾》，最后一篇小说《13是个吉祥数字》则以朱白兰最为熟悉的教育战线作为背景，再现了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接收教会学校后高等学校中的复杂局面。饶有趣味的是，在《香港之歌》这部中篇小说集中，朱白兰运用了仿拟的修辞方式，在广东音乐的曲调《步步高》中填入革命的词句，作为海员罢工的战斗歌曲。熟悉广东音乐的人都知道，《步步高》不是进行曲，作为轻音乐，其旋律轻快而热烈，尤其适合在交谊舞会上用于跳快四。这首乐曲受到朱白兰的青睐并被用于作品中，可见她当时的心情是跟《步步高》一样欢快的。总的来看，小说集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主线，时间跨度涵盖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历史，题材涉及中国社会农、工、商、学各个领域。如此宏大的叙事，在我国文学创作政治化的背景下，再加上作者并非本土作家，而是“外乡人”。缺乏亲身体验，创作中多从政治理念出发，因此在事件的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上都不免带有概念化的倾向，但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

P40-42

后记

笔者作为一名德语教师，写过若干篇论文，也翻译过一些德语作品，如果说，那更多是出于学术兴趣和科研任务的要求，那么，撰写眼前的这本书则另有缘由。

说到缘由，还得从50年前谈起。

1963年，我考上了中山大学外语系，成为德语专业的一名新生。我感到骄傲，因为我学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伟大诗人歌德的母语，学成之后，可以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歌德的原著。开学不久，我就听说，德语专业有一个“外国女教师”，在高年级授课，名叫朱白兰。一年后，在外语系师生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员会上，她用德语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明镜》，当时并不能听懂，只约莫知道说的是修水库。当知道她是个诗人、作家，人生经历很不平凡后，我心中不免产生了好奇和敬畏。算辈分，我只能算是孙子辈，因为我的德语启蒙老师，属于她在中大培养的首批学生。经过两年的专业学习，我打下了德语基础，到了三年级，按理说，可以开始用德语对话了，但始终没有胆量跟她攀谈。在康乐园的校道上，见她迎面走来，约一米七的身高，头发灰白，深深的眼窝，走到跟前，我鼓足了勇气，最后也只是礼貌地点点头，互相说句再简单不过的问候语：“Guten Tag！”当时，我心想，升上四年级就能聆听朱老师的课了。这个愿望，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变成了泡影，大串联开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朱白兰的身影了。

“文革”中，家父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被勒令将住宅一楼的客厅腾空，堆放省文联清除出来的图书。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发现书堆中有一本布面精装的书，封面当中印着一朵菊花，下方一行漂亮的花体字：Das Lied von Hongkong。这不是德文吗？不错，是德文，意思是“香港之歌”。花的上方，印着DSHU BAI—LAN。翻开一看，扉页上用英文写着：“送给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署名朱白兰（Klara Blum）。哦，原来是朱老师的作品！难得的一本书，扔掉了多可惜，何不留着自己看？于是，这本书成了我的收藏。岁月如梭，我离开了学校，从广州到南海滩，从南海滩到了秦岭山下，这本书竟然没有遗失，但也没有翻阅，只是搁在箱底。

1975年，我有幸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当教师。朱白兰的影子在我脑海中又活起来了，压在箱底的书摆上了书架。在重拾德语的过程中，我开始关注她的消息和作品。她还健在吗？一打听，便遗憾地得知，她已经病逝多年。再也不可能向她当面请教了，《香港之歌》只能留着当纪念。

在接着的30多年里，先后读到报刊上的一些怀念朱白兰以及涉及她的文章，其中，有大学同窗Ding Yuhe（丁玉合，现定居德国）用德文撰写的《她继续活着——回忆我的老师克拉拉·布鲁姆》，发表在柏林德中友协的刊物 Das neue China 1982年第5期上。这大概是国外最早的一篇，国内几乎同时发表的有梁定祥的《从多瑙河到珠江边》（《花城》1982年第5期），接着有林天斗的《忆国际友人》（《解放日报》1990年2月6日）、姚芳藻的《失踪在莫斯科》（《上海滩》1990年第3期）、张佩芬的《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外国人”》（《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21日）、宗道一的《杨成绪：与德语女教师的情缘》（《大地》1999年第88期）、王文慈的《迟开的兰花——朱白兰及其作品》（《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等文章。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宗道一的文章结尾提到，杨成绪先生在采访结束时表示，以后一定要抽出时间找到那本《牛郎织女》，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以告慰长眠在九泉之下的朱白，兰教授。这引起了我的共鸣。另外，触动我的还有，在此期间有两位外籍人士向我们打听朱白兰，一位是夏瑞春（AdxianHsia），加拿大的日耳曼学教授，他利用来我校（广州外国语学院，当时未合并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了解朱白兰的情况，另一位是德国的托马斯·朗格先生（Tomas Iange），他在广外任DAAD教员，对朱白兰同样怀有浓厚的兴趣。两人后来都在国外发表了有关朱白兰的评论文章，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随着对朱白兰有更多了解，我对她的敬重与日俱增。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深深打动了我。《纪念白求恩》中不是有这样的名句吗：“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朱白兰的思想境界也许没有那么高，因为她带着寻找“丈夫”的私心踏上来华之路，但是，万里寻夫表现出来的忠贞，不也体现了一种美德吗？她像白求恩那样，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了自己的事业，不仅创作了多部中国题材的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语人才。这样的友人，是不应被中国人民遗忘的。50年代初，我国诗人袁水拍翻译出版的诗集《五十朵蕃红花》（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介绍了27位各国进步诗人的50首诗，其中收入朱白兰的诗《诗人与战争》，从那以后到目前为止，朱白兰只有极个别作品的汉译在中国发表。由于她用德语创作，作品在国外发表，国内除了德语界的圈内人，知者甚少，涉及她的文章也是屈指可数，研究工作仍属空白。有鉴于此，我暗暗下定决心：要让更多国人知道朱白兰的生平与作品，决不能让她被尘封了。

但是，要介绍朱白兰的生平与作品，谈何容易。首先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面地搜集资料，研读她的作品。朱白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了解她的人生经历，有助于理解她的作品，反过来，阅读她的作品，能加深对她生命价值的认识。翻译是必要的，这是在两种语言层面上交替解读的过程，是搭建桥梁，让更多人跨越语言鸿沟，进入朱白兰创作世界的前提。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近年来，随着中德文化交流的发展，国外对流亡文学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朱白兰由于其犹太女性身份、“二战”期间的流亡生活、传奇式的个人经历以及发表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在德语国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间团体举办介绍她的报告会，维也纳的一条街道用她的名字命名，诗歌和小说作品再次结集出版，德国、奥地利、加拿大的日耳曼学学者陆续发表研究文章和专著。我的同事林璐从瑞士带回了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Zhidong Yang的两本专著，一本是作者选编并注释的朱白兰作品选，另一本是作者研究朱白兰生平和创作的专著。说是最新研究成果，其实早在1996年已正式出版。Yang博士的研究成果为我开阔了视野，并且也促使我加快研究进度。在随后的搜集资料工作中，中山大学档案馆提供了帮助，使我有可能获得关于朱白兰的第一手材料。前两年，邓然同学以朱白兰为研究对象撰写硕士论文（该论文被法兰克福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她利用暑假去德国搜集参考文献，又带回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我开始整理最基本的相关信息，并着手编写朱白兰小传。但我立即遇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如何还原历史的真实。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深知，还原一个历史人物，不同于写小说，必须尊重历史，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必须客观全面。我发现，在现有的出版物中，特别是纪念文章，作者写作时或依据了不太确切的信息来源，或仅凭个人的记忆，这就难免会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就说朱白兰病逝的时间吧，目前通行的说法是1971年5月4日，但是，当年校革委会政工组递交给广东省教育战线革委会的《关于朱白兰教授病逝的报告》中就明确写道：1971年5月5日19时55分。时间精准到分钟，显然是依据医院的死亡报告书。关于朱白兰原来的国籍，也有不同的说法。关于她生平的某些片段，作者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轻描淡写，或有意无意回避，有的则主观推测，妄加判断。这就需要去伪存真。理论上，即使是朱白兰的个人信件和自述，由于是一面之词，也未必客观，需要调查取证。举个例子，她与朱穰丞的关系，朱白兰称朱穰丞为“丈夫”，但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其夫妻关系。她说是胡兰畦介绍她认识朱穰丞的，胡兰畦已经去世，如何查证？当年在上海，民政部门如何认定她是“军烈属”？这些问题，凭我个人的能力，是永远无法弄清楚的。而这在叙述朱白兰生平的时候又是无法回避的。弃而不写，并非科学态度。在无法取证的情况下，我在叙述朱白兰生平时只好注明，这出自她的自述。在此，也请读者明察和谅解。

朱白兰小传的初稿完成后，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朱白兰生前的部分同事和学生，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鼓励，章鹏高和黄海津两位老师还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我的大学同窗张文森，不仅提供了朱白兰的照片以及“文革”中的情况，还特地开车，陪我在维也纳寻找以Klara Blum命名的街道。今年正值中山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朱白兰小传被收入区鉷教授主编的《思华年——中山大学外语人的故事》。小传在编入本书时，笔者根据向学友了解的情况，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例如，根据祝静钿的回忆文章，补充了朱白兰在“文革”中的情况，根据蔡亲福提供的朱白兰1969年1月6日写的亲笔信，增写了朱白兰翻译毛泽东诗词所遵循的原则。另外，更正了奥地利马列主义党第一书记弗朗兹·施特罗布尔（Franz Strobl）的生卒日期，并根据朱白兰的人生足迹为小传添加了大标题“从多瑙河到珠江畔”。

本书的宗旨是介绍朱白兰的生平与作品。生平部分，总的来说，显得过于简略，但我已经尽力了。作品部分，选译了朱白兰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和小说，其中包括自传性长篇小说《牛郎织女》。我乐于翻译，这不仅是一项愉悦的语言转换的智力游戏，而且是认识社会、了解人生的过程，透过作品的字里行间，我窥视到了一位50年前就让我感到好奇和敬畏的女诗人的灵魂。我希望，通过这些代表性作品，读者也能对这位中国籍犹太裔德语女诗人的文学创作以及精神世界有更广泛的了解。需要说明的是，在诗歌的翻译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译性的问题，限于本人的能力，只能尽力传达原诗的基本意思。在阅读和翻译朱白兰诗歌的过程中，笔者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不是什么阐释，只是一点个人心得而已，权当跟读者进行交流。至于如何解读朱白兰的作品，这个权利理当属于读者。本书在附录中收入了两首朱白兰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这是因为，朱白兰虽然不懂汉语，但出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曾将中国文学作品，如古诗《木兰辞》、艾青的《向太阳》（节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唐代的传奇（德文书名为《龙王的女儿》）等翻译成德文。在晚年，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更是她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内容，她这方面的活动与贡献应当在本书中有所反映，同时，这也是为懂德语以及对翻译感兴趣的读者准备的，章鹏高老师生前曾经说过，朱白兰最值得研究的是她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

笔者在搜集资料和撰写本书过程中，受益于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和鼓励，在此，特向所有提供过帮助和关心本书出版的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书稿完成后，能得到顺利出版，应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栾栋教授对于本书的写作与出版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肯定和支持，没有中心的出版资助，书稿也许仍然待字闺中。

谨以此书献给培养了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以及我工作和生活了40年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以此告慰长眠在九泉之下的朱白兰教授。

林笳

2014年岁末

于白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