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书路上（韦泱淘书札记精选）》收录了作者韦泱的淘书札记50篇：《漫不经心淘旧书》、《抗战旧籍复又来》、《琴声伴我写琴书》等，内容包括书与人的逸闻、淘书的经过、旧书市场点点滴滴的兴衰往事、真实的旧书现状和淘书人的心态。作者的所见所闻，都在追寻旧书蕴含的人文脉络。

《淘书路上（韦泱淘书札记精选）》是一本中国式的“猎书客”自白。这是作者韦泱二十年淘书体验的升华。作者以淘书札记的形式，把每次淘书的经历细逑缕分，不但写所得版本的特色，写书与人的轶闻，还写出了淘书的经过，甚至淘书过程中的“捡漏”或“走眼”等，写出了对各类旧书的感悟心得，以及旧书市场点点滴滴的兴衰往事。

序

漫不经心淘旧书

虽说淘书亦淘人

耗时费力终有获

淘书常撩怀旧情

解惑或在书本中

印数事小关联大

羊年出门第一淘

早期画册难寻觅

非卖品类显珍贵

春风拂面好淘书

前言后记不嫌多

抗战旧籍复又来

一无所获亦释然

旧书摊前遇老外

百年故纸犹温存

“黄河”一曲祭星海

苏联名著何其多

旧梦重温多伦路

好歌靓曲《大家唱》

难得“捡漏”民国刊

杂书一堆成常态

津门淘书“众乐乐”

良知担当皆楷模

家庭生活显人性

《列宁》一书忆往事

《春潮》初识马宗融

历史痕迹暂收留

情有独钟美术字

无心淘书书一摞

琴声伴我写琴书

高温淘书情更高

何必纠缠民国版

旧刊影印当珍视

画传虽简意味深

书之命运亦多舛

小刊承载大信息

冷摊偶得藏书票

曾不起眼今得宠

千秋人物任评说

思想、艺术两纠结

秋光助我猎好书

“文献文学”好传统

书后故事耐寻味

“霜降”袭来书摊冷

秋雨绵绵入书梦

文人骨气今安在

何其相似昔与今

寒雨相袭心温暖

高开低走砍价乐

认真最数老巴金

后记

漫不经心淘旧书

与沪上老作家沈寂先生约好，周六上午去他家聊天。想到云洲古玩城正是必经之路，交易日也在周六，就决定提早出门，先去云洲地摊逛逛。其实，我对云洲颇有感情哪！十多年前，那里也是我淘书的“主战场”之一，书摊较多且交通方便，我几乎每周六清晨都会去光顾一番。后来，那里以古玩杂件为主，书摊渐少，我就不大去了，至今已久违了大半年光景。今日是农历一月的第三天，忽然想去那里看看市场在新年有无新变化。去后一看，果然还是原样，只寻到一处专卖旧书的地摊，其旧书多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物，没有民国版本的影子。但定心淘淘，仍有收获。

看到一册厚厚的16开旧杂志合订本，打开细阅，是《文字改革》杂志，封面印有“原名《拼音》”及“1957年8月号”两行字。翻开扉页看，有《告读者》，开头说：“本刊原名《拼音》，1956年8月创刊，到现在刚刚一年。”结尾处写道：“我们现在把《拼音》月刊从这一期改名为《文字改革》月刊，目的就是要使本刊内容范围扩大，除了保持《拼音》月刊原有的内容以外，还将容纳有关文字改革各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包括汉字整理和简化以及推广普通话等问题在内。”准确地说，这是一本改刊号。但从《文字改革》的刊物来说，也可以说是创刊号，其版权页上便标明为“总第一期”。

我一面翻阅，一面询价，这情态，真是“犯大忌”的“书呆子腔调”。摊主见我如此认真，以为那书一定是好书，抓过去翻翻，说“是创刊号吧”。我趁势让他看封面，说：“是8月号，怎么会是创刊号呢？”这一说，真把摊主给唬住了，他说：“那就15块吧。”12期上世纪50年代的合订本刊物，仅15元得之，岂不等于白捡了？！这也提醒我，淘书时不必翻看得太认真，至少要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或者总要说一说这本旧书的不足或缺陷。如此这样，摊主不敢漫天要价，就能把书价压下来。这亦是淘书的门槛和经验之谈。

游国恩（1899—1978）先生是文学史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63年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这是我对他的最初认知。《楚辞论文集》是他出版于1957年1月的一本专著，此书前有公私合营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版，后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我手头的是后一种。就凭这本书，说游国恩是楚辞专家，亦当之无愧。书中18篇论文，分上下卷，上卷9篇，曾以《读骚论微初集》为名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前游国恩还出版过《楚辞概论》。下卷9篇，则是从1943年至1953年间的文章选编。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谦逊低调，游国恩可说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从他的《跋》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写道：“我的研究道路是迂曲的，常常陷于苦思。我相信，只要一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苦思便不复存在了。我羡慕我的青年朋友，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你们的研究工作不会重复我的这种苦闷。反顾既往，我不免有些惘然，要讲贡献的话，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的纰缪。我所以愿意献出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只是希望在读者的帮助下，能够得到不断批评和改正，能够逐渐学习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而已。”

该谈谈诗歌了。今日淘得多种诗集，其中有诗坛前辈李瑛的《静静的哨所》，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于1963年3月，窄窄的小开本软精装，拿在手上甚感舒服。李瑛是著名部队诗人，这本集子很能体现他的“军旅诗”特点。今年他已90岁了，健在的诗人中，他可能是出版诗歌专著最多的一位，可见他的勤奋与多产。而且他至今笔耕不辍。我曾两次到李瑛北京的家中拜访谈诗，并在《文学报》上两次撰写发表过访问记。还有赵丽宏老师的《沉默的冬季》——这是他的处女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10月出版，初版印2100册。近三十年过去了，时下要找到一册，亦不容易。

今日淘得的十余册书刊中，还有一册是丁景唐的《学习鲁迅作品札记》。我曾在文庙见过丁老的签名本，售价高达几百元。我每周都会去看望他，俗人往俗里想，此书请他题签、钤章，这签名本的价格与今天淘书的花费相比较，是“只盈不亏”的。这一百多元的淘书小钱，算是“毛毛雨”啦！

（2015年1月3日）

P1－4

上海《东方早报》之《上海书评》专刊，每逢星期日出版，有一篇《文人访谈录》殿后，内容与照片均以藏书为主题。2013年，蒙编辑不弃，有一次对我进行了访谈。

访谈录发表之时，题目为《丢书记》。因为我在日寇于“八一三”侵占上海之后，回故乡溧阳，敌机又连日狂轰滥炸，我未能将藏书搬迁即逃往北郊，原住处与藏书均随轰炸化为乌有。1938年重回上海，当时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之旧书摊正值黄金时期，我又购买若干光华书局、现代书店、水沫书店初版本以及若干麦克美伦版袖珍本诗歌等，既喜悦之至，亦担心能否保存。果然，1941年初春，敌伪魔爪已深入租界，我不得不绕道香港去重庆，这一批书在上海寄存亲戚家，后不知下落。在重庆6年，到米亭子等旧书店搜得罕见译本多种以及《四部丛刊》单行本若干。抗战胜利后，我先行东返，藏书托同事随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东迁时运回。同事受我重托，亦未草率行事，但电影厂将这一批书压在船舱底，时间一长，受潮过甚，书已稀烂，或结成块状，令我痛心之至。

建国后，奉命参加戏改工作，我对之十分认真，乃大批购买参考书。不料，“文革”开始，我首当其冲。一小书柜被“造反派”贴上封条，反而得到保全，其余藏书以及著名作家书信均作为“四旧”而全部扫地出门，不知其下落。经过这多次惨痛经历，改革开放后，我不再购买任何书籍矣。故作者将访谈取名《丢书记》，亦符合实际情况，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书话家韦泱要我为其新作写几句话，我感慨万端。韦泱欣逢盛世，不可能再有似我辈之狼狈遭遇。淘书之乐乐无穷，如重温历史，如与古人对话，其情其趣，非局外人所能设想于万一。

老人往往足不出户，韦泱最近成为丁景唐和我之间的单线联络人，我感激之至。当然，与我结交多年之文人与韦泱相熟者，非仅丁景唐一人，还有一些，但共同语言不多，无联系之必要也。

韦泱所淘之书，已超越一般淘书者之范围，还包括某些签名册及登录簿之类，我认为其眼光远大，可谓淘书、藏书之“创新”。此类图书虽无明刊本，而称之为另类善本，亦未尚不可，因为确属海内孤本也，其史料价值未可限量，说不定若干年后，在某一事件中成为唯一令人信服之铁证也。历史之演变，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淘书者感到无书可淘，乃天大喜事。社会安定，人们在衣食无虞之余，才有可能淘书。藏书者生活安定，才有可能把玩藏品，或与二三好友对藏品进行探讨，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逃难之人往往首先考虑携带衣、食、住、行各方面之生活必需品，藏书至多只能选择有关职业之工具用书，其他书籍即使千辛万苦得来，也只能低价出让。我为逃轰炸等灾难，一切身外之物无法携带，回到旧居只见一片瓦砾，书已化为灰烬矣！

劝慰韦泱，切勿以无书可淘为憾事。我等当年淘书、失书之悲喜交响曲，实为噩梦一场，何乐之有？！

如今感到无书可淘，正可对已淘得之书仔细品味，写一点有学术内涵的书话出来。如唐搜写《晦庵书话》时，最早生活并不安定，写来比较浅显。新中国成立后，书话写得极少，学术内涵则较多了。但有得必有失，生逢其时，固是好事，民间仍有疾苦，则不太重视了。古人说“文章憎命达”，也有一定的道理。

此书提到了欧阳山的《苦斗》，我可以肯定许多人不知道“苦斗”苦到什么程度，我在这里补说一些“轶事”，使此事不致散逸。

欧阳山写完《三家巷》，广东人民出版社不满意。他是名家，便拿到北京出版了。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了第一次检讨。后来形势转变得较为开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家巷》的续编《苦斗》。“文革”开始，《三家巷》《苦斗》及其作者欧阳山都成为批判重点。欧阳山本人当然要检讨、交代，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作了非常复杂的“检讨之检讨”。当然，这次“检讨”被认为“不深刻”，书稿被一再修改加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欧阳山心情愉快，恢复写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主动进行了“检讨之检讨的再检讨”。我未读到原文，但可想象措词的困难和执笔者的复杂心情。

写这些不是忆苦，而是思甜。希望韦泱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如果可能，我建议其再去读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对今日国家的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会有深切的感受。因为，人在颠沛流离之中，根本不可能有淘书、藏书之乐的。

此为序。

几年前，我出版过一册小书《跟韦泱淘书去》，是我多年来淘书日记的一个选本。从广义上说，淘书日记亦属书话的一种。

那时，淘书的去处有很多选择，每次淘得一两册民国版书亦不算难事。旧书携归，我就端坐桌前，翻阅浏览一过，记下一些淘书简况，主要是旧书的版本情况及简要内容。拙著出版后，颇获同好者青睐，以至外地书友莅沪，会调侃着要“跟韦泱淘书去”，我就陪他们去文庙逛上一圈。

这些年来，淘书未曾间断，而旧书市场已呈颓势，且不可逆转，旧书店、旧书摊萎缩甚多。淘书况味，已大异其趣。而每次涉及淘书的日记，亦愈发简单无味，甚至成了干巴巴的几行书目。这样的情景，对一个酷爱旧书的人来说，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2015年年初，有报社编辑相询，新年有何写作打算？言下之意，是能否给报纸提供些合适稿件。这一问，倒给了我细想的机会，遂决定今年应该把淘书进行到底。淘书淘到年底，正好20年，既是一个行为上的纪念，亦可画下收官的句号。“金盆洗手”，并非出于自愿。一是旧书市场已无可意之书，淘书仅仅成了一种形式。二是年岁渐大，腰椎患病，不能否认这与经年的淘书有关联。这淘书的最后一年，我想花些时间写写淘书札记，选出若干，在报上开个《羊年淘书记》专栏，以文章的形式把每次淘书的经历细述缕分，不但写所得版本，还要写淘书过程中遇到的人与事，以及我对旧书市场、对各类旧书的感悟心得，甚至淘书过程中的“捡漏”或“走眼”等。有一说一，想啥说啥，以表达一个行将离开旧书市场的淘书人那种恋恋不舍的心境。

在这本书中，我无意“秀版本”，因为旧书市场已无好的版本可供我“秀”了。尽管在文中也会附上一些书影，但只是起插图作用。书友、书商们津津乐道的民国版本，已微乎其微，不可多得。有人说，没有民国版本的淘书文集，有何意义？是的，民国版本是我的最爱，但我的笔，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只能跟着市场走，真实地反映当下的旧书市场现状，从而亦显露出一个淘书人的无奈心态。

我的第一本书话集《人与书渐已老》，由沪上文化老人丁景唐先生作序。他曾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随时有可能掉脑袋的危险时刻亦不忘旧书嗜好。在他的各种身份中，我更倾慕“藏书家”的头衔。他寓中旧书甚多，哪种珍贵的民国版本不曾见过啊！

所幸的是，我的这部书话集《淘书路上——韦泱淘书札记精选》，由沪上另一位文化老人蒋星煜先生赐序。蒋老是国内外知名戏剧史学家，尤以精研《西厢记》著称。他对于《西厢记》版本的考证，早年写的《（黑奴吁天录）在中国》《焦循及其＜花部农谈＞》等，都是戏剧类书话的佳作。他不仅关心我的淘书，更对我的书话写作常予鼓励。可惜的是，蒋老未及见到此书出版，已于去年12月仙逝。

有意思的是，丁、蒋两位文坛前辈，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上海，就以文会友，互慕文名。建国初，又分别在华东宣传部文艺处和华东文化部戏改处工作。“文革”中，蒋星煜因《海瑞》而遭批斗，丁景唐因为其提供相关版本而受罚陪斗，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同庚的他俩一位长住医院，一位生前深居简出。他们各自有新著出版，就嘱我代为转赠，彼此在电话中都高兴地称我是他俩的“联络员”。

幸甚至哉！我唯有写出更好的书话作品，才能对他们的谆谆教诲聊作回报于万一。

韦泱

2016年5月于海上东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