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张锐锋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

读祝勇主编的《中国好文章》，体察中国社会百年沧桑与文明的进步。

本书精选“五四”以来的中国散文60多篇，涵盖了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等大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情，环环相扣地推动着白话散文在近100年的时光里不断前行。

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张锐锋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

正因如此，自五四白话文运动至今，中国的好文章层出不穷，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美。从这些好文章中，每个人都能看到时代行进的影子，看到自己心灵的轨迹，同时见证中国的写作者们不断创造的语言奇迹。

希望收到祝勇主编的《中国好文章》中的每篇文章、每段文字，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为它们是与我们的岁月、情感、记忆息息相关的。它们不仅仅是文章，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肉。

序

鲁迅(1881-1936)

希望

周作人(1885-1967)

苦雨

胡适(1891-1962)

差不多先生传

林语堂(1895-1976)

说北平

徐志摩(1896-1931)

我所知道的康桥

郁达夫(1896-1945)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朱自清(1898-1948)

给亡妇

郑振铎(1898-1958)

惜周作人

丰子恺(1898-1975)

口中剿匪记

俞平伯(1900-1990)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沈从文(1902-1988)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梁实秋(1903-1987)

中年

林徽因(1904-1955)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朱湘(1904-1933)

胡同

巴金(1904-2005)

怀念萧珊

丽尼(1909-1968)

鹰之歌

柯灵(1909-2000)

遥寄张爱玲

钱锺书(1910-1999)

论快乐

萧红(1911-1942)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季羡林(1911-2009)

在敦煌

张爱玲(1920-1995)

炎樱语录

黄永玉(1924-)

我的世纪大姐

余光中(1928-)

鬼雨

王充闾(1935-)

土囊吟

张洁(1937-)

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董桥(1942-)

中年是下午茶

周涛(1946-)

过河

肖复兴(1947-)

最后的海菲兹

张承志(1948-)

旱海里的鱼

路遥(1949-1992)

早晨从中午开始(节选)

史铁生(1951-2010)

我的梦想

贾平凹(1952-)

商州又录(节选)

王小波(1952-1997)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韩少功(1953-)

夜行者梦语

朱苏进(1953-)

最优美的最危险

陈丹青(1953-)

笑谈大先生

王安忆(1954-)

两个大都市

陈村(1954-)

弯人自述

于坚(1954-)

在一家老式理发店与行为艺术不期而遇

吴亮(1955-)

搭乘电车的女人

刘小枫(1956-)

记恋冬妮娅

鲍尔吉·原野(1958-)

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邻

宁肯(1959-)

藏歌

苇岸(1960-1999)

美丽的嘉荫

余华(1960-)

土地

张锐锋(1960-)

船头(节选)

庞培(1962-)

乌篷船

刘亮程(1962-)

先父

徐累(1963-)

褶折

张远山(1963-)

告别五千年

彭程(1963-)

在母语中生存

凸凹(1963-)

游思无轨

李书磊(1964-)

河边的爱情

李敬泽(1964-)

小春秋

格致(1964-)

利刃的语言

蒋蓝(1965-)

指缝里的白烟

周晓枫(1969-)

种粒

冯唐(1971-)

致石涛书

东君(1974-)

刀在黑暗中有其丰饶的光

塞壬(1974-)

下落不明的生活

李修文(1975-)

荆州：劫难与花朵

马小淘(1982-)

余幼好此奇服兮

说北平

北平好像是一个魁梧的老人，具有一种老成的品格。一个城市与人相似，各有不同的品格，有的卑污狭隘，好奇多疑；有的宽怀大量，豪爽达观。北平是豪爽的，北平是宽大的。他包容着新旧两派，但他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

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与着木屐的东北老妪并肩而行，北平却不理这回事。胡须苍白的画家，住在大学生公寓的对面，北平也不理这回事。新式汽车与洋车、驴车媲美，北平也不理这回事。

在高耸的北京饭店后面，一条小路上的人过着一千年来未变的生活，谁去理那回事？离协和医院一箭之地，有些旧式的古玩铺，古玩商人抽着水烟袋，仍然沿用旧法去营业，谁去理那回事？穿衣尽可随便，吃饭任择餐馆，随意乐其所好，畅情欣赏美善——谁来理你？

北平又像是一株古木老树，根脉深入地中，藉之得畅茂。在他的树阴下与枝躯上寄生的，有数百万的昆虫。这些昆虫如何能知道树的大小，如何生长根，在地下有多少深，还有在别枝上寄生的是什么昆虫？一个北平居民如何能形容老大的北平呢？

一个人总觉得他不了解北平。在那里已经住了十年以后，你偶然会在小路上发现一个驼背的老人，后悔没有早日遇见他；或是一个可爱的老画家，露着大肚子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用芭蕉扇摇风乘凉梦想他过去的日子；或是一个踢毽子的老人，他能把毽子放在头顶上一点一点的移动着，然后由背后掉下来时，平落在他的鞋底；或是一个刀手；或是一个儿童戏剧学校的太太；或是一个人力车夫变成满洲国的高贵人；或是一个前朝的县太爷。一个人怎敢说他了解北平呢？

北平是一个“珠玉之城”，一个人眼从未见过的珠玉之城。它是具有紫金的御色屋顶，以及宫殿亭园楼榭的珠玉之城。它为珠玉结成的古城；它有紫色的“西山”，青带似的“玉泉”，“中央公园”垂老的杉树，以及“天坛”、“先农坛”。城内有九个公园，三个御湖，名为中南北“三海”，现在任人游览。并且北平有蓝天洁月，雨夏凉秋，与高爽的冬日气候。

北平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它有宫殿、御园、百尺宽的大道、艺术博物院、专校、大学、医院、庙塔、艺商、与旧书摊林立的街道。北平像是一个饮食专家的乐园。它有数百年的饭馆，招牌被烟熏得破旧不堪，还有肩上搭着手巾的光头堂倌，他们的招待是十足和蔼的，因为他们在满清政府服侍过高官大吏，曾受了传统的特别训练。北平是贫富共居的地方，每个邻近的铺号都许一个贫老的人记账取货，街上贩卖的东西很便宜。你可以留连在那里的一个茶馆里，一整个下午不走。北平是采购者的天堂，广有中国古代的手艺品、书籍、图画、古玩、玉石、珐琅镶嵌、灯笼之类。那是一个到处能买货的地方，商贩也会带着货物走上门来；在清晨，门外路上货贩众多，叫卖声形成极美妙的调门儿。

北平是清静的，它是一个住家的城市，每家都有一个院落，每院都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株梧桐或石榴树；那里的果蔬新鲜；桃就是桃，柿就是柿。他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呼吸之地；农村幽静与城市舒适媲美。那里的街道排列恰当，清晨在花园中拔白菜的时候，抬头可以看到西山的雄姿——然而距离一家大百货商店，只有一箭之地。

北平有多样性——多样的人。他有法律与触犯法律的人，守法的警察与作奸犯科的警察，盗贼与保护盗贼的人，乞丐与乞丐之王。它有圣贤、罪人、回教徒、除妖的藏人、算命、拳手、和尚、妓女、中国与俄国的职业舞女、日本和朝鲜的走私者、画家、哲学家、诗人、收藏家、青年大学生、影迷。它有卑鄙的政客、年老息影的县官、新生活运动者、现充女佣的前清官吏的太太。

北平有五颜六色旧的与新的色彩。他有皇朝的色彩，古代历史的色彩，蒙古草原的色彩。驼商自张家口与南口来到北平，走进古代的城门。他有高大的城墙，城门顶上宽至四五十公尺。他有城楼与旗楼，他有庙宇、古老花园、寺塔：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以及每一座旗梁，都具有历史典故。

使北平成为理想的居住城市的原由，可列举下列三点来加以说明：

北京城虽始建于十二世纪，但它现在的式样是明朝永乐皇帝在十五世纪初建造的(永乐皇帝也重建过长城)。因之富有皇室的华贵。有一个南城，稍小于北城，自南城最南的门向内，有一条绵延五英里的中轴，它穿经依次相连的每一道城门，直抵皇宫正殿。

紫禁城位于北城的中心，周围绕有城壕与金色瓦顶的墙垣，背后是煤山，山上共有五座亭台，顶上盖有灿烂彩色的瓦。由煤山可以看到那条中轴，附近还有鼓楼。“三海”位于紫禁城的西面与西南面，那里是皇室的画舫遨游之地。

与中轴平行的是两条宽庄的大道，在东城是哈德门大街，在西城是宣武门大街，每条大街宽约六十英尺。在紫禁城前接连两街东西直通的大道，是宽逾百尺的天安门大街。在外城南门附近，位于中轴东西两端的，是天坛与先农坛。那里是皇帝祈年风调雨顺之处。

因为中国人对建筑美的观念，须兼顾雅适而不仅在高伟，宫殿屋顶所以都属于平阔一类的，也因为皇帝之外，无人许住楼房，所以到处都显得极其宽阔。

因是使北平显得如此舒适可爱的，成为居民的生活方式。居住在繁华街衢附近的人，也都能安详生活。那里的生活程度很低，生活也颇富意味。政府官员与阔人可以聚餐于大饭馆，而洋车夫用个铜板，也可以买到油盐酱醋，不论在什么地方，附近总会有一个杂货店与茶馆的。

P11-13

祝勇

一、从遗漏开始

“五四”以来的中国散文，曾经以各种不同的选本形式反复呈现，然而，九十多年间的中国散文图像，丰富、驳杂、支离破碎、没有固定的形状，因而无论哪一种选本，对它的陈述都无法做到完整、严格和准确，尤其当人们企图以某种先验性的知识框架对它做出规范，并对散文的规律性进行凝聚提炼时，一些更加杰出的作品便会从理论的缝隙中遗漏，作为个性化艺术的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拒绝着理念的征用和支配。那些被“遗漏”的作品，嘲笑着人们业已建立的文学常识。所以，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当我们自以为对百多年来的散文路径都了如指掌的时候，总会有被“遗漏”的部分浮出水面，挑战我们已经形成的阅读经验。就像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随着问询的深入，一些被遗漏的细节会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如果时间允许，这种“补充”会无限地持续下去，甚至会使事件的本来面目得以彻底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散文选本能够真正做到“权威”和穷尽，每一种选本充其量只是无数种证词中的一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完成着对散文史的诠释。本书不屑于做已有散文选本的翻版，在已有的经验之上，本书致力于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它固然不能使我们看到“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全貌，但至少可以呈现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和吃惊的侧影，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也是我自《一个人的排行榜》以来，一贯秉承的编辑原则。

二、第一个“三十年”

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在广东省文学院作过一场名为“中国散文九十年”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我将汉语白话散文史分成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9；第三个“三十年”：1979—2009。将文学史附着于政治史之上，这种分期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比如第二个“三十年”中的地下写作，如北岛、张郎郎等，与第三个“三十年”的文学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而且，严格地说，汉语白话文运动，不是诞生于五四运动，而是至少在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开始了。在这篇序文里，我之所以这样分期，仅仅出于言说方便而已，因为汉语白话散文分期的上限时间是模糊的，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像政治事件那样具有标志性。实际上，任何概念都是以流失其内涵的丰富性为前提的。

“五四”时期以“白话”为目标的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而不是以下里巴人为主体进行的，所以，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几乎是由一群相同的人完成的，是一套班子，两张招牌，这使散文史与思想史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也造成了许多研究者以思想史的视角解读文学史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说出(写下)的话，归根结底不可能是纯粹的“白话”，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学不可能真正成为口语式的普罗语言，而从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一种艺术化的书面写作，而中国现代散文，从它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带有极强的语言实践的特点。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散文考古中建立一条逻辑的线索，那么在我看来，最醒目的线索，不是它与思想史的合一，而是它的语言实践特征。

“五四”的文化革命画出了两个时代的界限，在那个以“新”命名的时代里，“新青年”们在一片虚空中建立崭新的文学理想，如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发刊词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1]这种“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精神，在文学中得到深刻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散文，没有不新的，所有的散文，都因其胆大妄为而成为那个时代里的“新散文”，这种“新”，不只是精神气质上的，更是艺术方法上的，也就是说，在摆脱八股文的程式化束缚之后，汉语文学的创造力在“五四”一代人手中得以释放。荷尔德林曾在一首名为《面包和酒》的诗中写道：

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五四”一代所面对的挑战，正是他们所精心打造的现代汉语散文能否承载那样一种“神的丰盈”，展现出本雅明所说的“语言的和谐”。梁启超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张锐锋进一步阐释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一代人改变了上一代人的语言性质，而是一代人总是强调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并集中地、高频率地使用着一些语词，并将这些语词根植到自己生活的理由之中。这些词语……实际上埋藏着这一时代的一些潜在的信仰。”

第一个“三十年”的散文写作，以非文言的形式保留了汉语文学的和谐之美，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在这种全新的语言信仰下，文学的创造性、文本的多义性、文体的可变性，都得以充分伸展。这一点，可以在第一卷所选的篇目中得以证明。其中，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萧红、沈从文……他们的实践方向及其营造的语言氛围各不相同，它们的价值正存在于各自的特异性中。

在这些文本中，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鲁迅的《野草》，第一个“三十年”的汉语散文，乃至整个20世纪汉语散文中，它占据着统领的地位，它的实践性、非规范性和稀少性，都无与伦比。我们把这样的作品称作“经典”，“经典”一词，既包含着对过去的追认，也包含了对它未来价值的肯定。《野草》篇幅短小，但它所营造的多义性和不可解性，在中国散文中是前所未有的。孙郁说，《野草》呈现了一个“黯然的、不可预测的所在，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困惑与失落，复归与放逐”。李欧梵认为：“那些‘含糊的措词’决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审查的伊索式语言。它们不仅揭示出他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他本人内心紧张的某种状态，显然是现实的政治和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内容。”而在我看来，面对《野草》，没有人能够发明一个解密的公式，但每一个人又都能寻找到与己相关的内涵，接受到来自过客、求乞者，或者死火的生命信息。任何给《野草》提供标准答案的企图，都将受到鲁迅本人的否定。正是这种神秘性，使《野草》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部卓尔不群的作品。这也正是我推崇《野草》，远远超过他那些写实性的散文(如《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件小事》等)的原因。

三、第二个“三十年”

然而，开天辟地的一代，在完成庄重的奠基礼的同时，也为自己预先挖好了陷阱。旧形式被推翻之后，新形式应运而生，重新成为文学创造力的限制性因素。从鲁迅的《朝花夕拾》，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到茅盾的《白杨礼赞》，无论如何算不得上乘之作，与它们日后赢得的显赫名声风马牛不相及。翻遍民国时期的散文集，固然不乏鲁迅《野草》、瞿秋白《多余的话》、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这样这样具有鲜明的语言实践色彩的作品，却有更多的散文落入抒情、状物的俗套中，失去了文本的创造力。唐宋散文和明清小品的写作观念(比如借物抒情，或恬静闲适)，借助白话散文重新找回了曾经失陷的根据地。

与第一个“三十年”相比，第二个“三十年”的散文，经历了一场猛烈的语言格式化运动，作为个性载体的散文语言，业已沦为政治话语的附庸，用郜元宝先生的话说，叫“逻辑伤害语言”，这些“法制化的句式，平板有限，形同鸡肋”，规规矩矩，谨小慎微，在政治的统一号令之下，散文语言的实践性荡然无存，而散文写作，也变得无所适从。对此，我在《反阅读》一书中有过专门谈论过语言问题：我的整个少年时代被大同所覆盖，它们包括“祖国”、“人民”、“江河”、“大地”这类名词，以及“勤劳”、“勇敢”、“忠诚”这类形容词，而“恐怖”、“伤感”、“卑微”、“无奈”这类词汇已经从我们的辞典中剔除。后者被命名为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感，它们与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方向完全相反……语言的中立地位已经被消除，它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语言”，这种经过了重新拣选、净化、组合、规划的语言，成为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意图的最可靠工具。如同一个被定好了调的乐器，无论什么人演奏，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谁，一经使用这种语言，都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定的话语框架内，不和谐音调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有的表述者都被置于真理的价值体系内，所有的语言都企图代表集体而不代表个人，代表必然而不代表偶然，仿佛每一位发言者都得到了历史的授权。

在那本书中，我还写道：对语言的改造实际是对语言的价值限定，它限制了语言自身的张力和弹性，取消了语言的多义性和多变性，使它们价值趋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价值几乎为零。青松、翠柏、高山、云海，它们的象征意义几乎相同，差不多可以相互取代。在价值浯言的作用下，世界呈现出一种简单的面貌，而意识也沦落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善／恶、美／丑、黑／白。

取消了语言的多义性和多变性，等于取消了语言实践的可能性，也等于把文学这一生机无限的世界变成一潭死水。这也是我们在第二个“三十年”中很难与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相遇，而只能与众多的冒牌散文狭路相逢的原因。这些冒牌散文，以假大空的面貌，出现在各种报纸副刊、文学刊物，乃至学生课本上，所有的描写，都用来证明一个先验性的主题，所有的“野草”，都经过了意识形态的修剪，变得整齐一致。在这样的美学要求下，一篇散文和一万篇散文都是一样的，这消解了散文存在的价值，使我们在很多年后回望它们的时候，除了一片茫漠，几乎什么也看不到。这是本丛书几乎没有收选这一时期散文作品的原因。

四、第三个“三十年”

于坚说：“写作就是对词的伤害和治疗。你不可能消灭一个词，但你可能治疗它，伤害它，伤害读者对它的知道。”“一个词总是来自历史的形而上中，而我们永远只能在生活的现场，在形而下中与它遭遇。”第三个“三十年”的文学，就是从这种近乎绝望的疗伤开始的。它最早开始于诗歌领域，开始于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主体的后现代诗歌运动，继而向小说和戏剧的方向蔓延。在期待的视线中，前两个“三十年”(特别是第二个“三十年”)中受到约束的散文，在第三个“三十年”，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势能。第一个“三十年”的健在者(如柯灵《遥寄张爱玲》、萧乾《文革杂记忆》、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黄永玉《我的世纪大姐》)、第二个“三十年”的幸存者(如王充间《土囊吟》、张洁《这时候你才算长大》等)，与第三个“三十年”的新生者形成合流，在20世纪最后十年拥挤的时间中彼此激荡，形成和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对汉语的拯救开始的。

捆绑在语言上面的绳索被解开了，汉语的弹性和光泽度逐渐得以恢复，使它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语言实践的基本材料。它的定向性解除之后，它的多义性就得以伸展，就可以与迷离复杂的现实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于是，张承志《清洁的精神》、韩少功《夜行者梦语》、张炜《融入野地》、欧阳江河《纸手铐》这类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应运而生。在散文的语言实践方面，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散文”，无疑走得更远。这批写作者，无不具有强烈的语言实践意识，从钟鸣《旁观者》、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张锐锋《世界的形象》、于坚《棕皮手记》、庞培《五种回忆》、祝勇《旧宫殿》、南帆《叩访感觉》、周晓枫《雕花马鞍》、蒋蓝《思想档案》、洁尘《华丽转身》、黑陶《泥与焰》，直到钟鸣新出版的《涂鸦手记》，林林总总的“新散文”个人集，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证明。比如张锐锋笔下的黄河渡船：

木船也是美的。人类最原始的创造物总是具有对自然的模拟成分。木船的外形酷似落叶，古老的造型中含有大自然的神秘激情。木船如同一段往事，既让人崇敬又让人感伤。落叶是感伤的。如果我们凝神于大自然的种种启悟。一切都会让人伤怀。正是这些木船，在黄河里行驶了几千年，使这纯属自然的黄河，得到了文化意义上的伟大生命。

在他的散文里，木船与树叶之间形成了某种隐秘的联系，五行中木与水的互动关系暗藏其中，使这段描述获得了无限广大的阐释空间，而这样的语言实践，在“新散文”中不胜枚举，而在前两个“三十年”的散文中是不多见的。同样的例子可以从格致的散文中找到，在《利刃的语言》中，卖瓜摊贩手中的刀，不仅仅是切割西瓜的工具，它可以随时用来戕害活人的肉体：

残留的西瓜的汁液，正从刀尖一滴一滴缓慢地滴到地上。它们是淡红色的，跟人体的血液极其相似。刀是月牙形的，刃口比刀背长出约一倍，在强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它距我只有二十厘米，只要二分之一秒，刀就能将这段距离变成零甚至负数……我害怕了，怕这把从他的手臂的顶端长出的刀是个任性的家伙。他的大脑指挥不了刀，反而被刀所控制。刀是嗜血的，它永远乐于在柔软的不堪一击的肉体上证明自己是一把锋利的刀。刀面对石头的时候是会低头并且绕行的。但我不是石头，恰好是一堆柔软的肉。刀已看见了我，并且露出了笑容，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我移动。它可能是厌烦了那堆西瓜。厌烦了西瓜发出的嘎嘎嘎嘎清脆的哭叫声。它想换一个略有些弹性的东西。西瓜的血毕竟没有腥味，而且是令它讨厌的甜味。刀是不甘堕落的，切割西瓜实在是无奈之举，一旦有机会，它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真正的血液亲和的机会的。①

买瓜者与卖瓜者，两个陌生人的面对，他们因一把刀而建立起来的对话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隐喻色彩，一个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场景，转变成对人的生存处境的诘问。刀的语义空间，在她的文字里被充分打开了。它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散文文本的变化，更是我们观察世界视角的变化，是世界观的变化。尽管“新散文”写作受到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中国散文在他们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是无法抹去的事实，从前的时代欠下的文学债务，他们都连本带利一起归还。肇始干“五四”的汉语散文语言实践，在几经迂回曲折之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之后突然呈现出加速度成长的态势。这是本丛书第三卷所要呈现的事实。五、迟到的抵达

尽管在他人看来，本丛书中的若干篇目，已经入选过诸多散文选本，人们耳熟能详，但我相信更多的篇目，对多数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更不用说因篇幅所限而未能选入的作品，如钟鸣《城堡的寓言》、于坚《火车记》、南帆《枪》、张锐锋《深的红》、彭学明《娘》、周晓枫《圣诞节的零点》、格致《转身》、塞壬《悲迓》等(有些篇目已选入《一个人的排行榜》)。多年以来，人们在谈论散文的时候，常常是从概念到概念，而很少有人触及文本本身，这使那些有关散文的夸夸其谈变得毫无意义，对于散文不平凡的履历，特别是当下的最新进展，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一般读者如此，甚至许多学者、文学评论家对此都一脸茫然。于是，这些实验室科学家对于散文的诸多高论，都是以脱离散文写作的生动现实为前提的。而这套丛书的出版目的，正是试图引导人们回到文本本身，触摸到散文生机无限的本体，倾听我们生命的回响。它们中许多作品，都被有意无意地从主流话语的巨大缝隙间遗漏了。我更愿做一个拾漏者——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朝花夕拾”。这或许是一种迟到的抵达，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目的地。因为它或可使我们的目光越过散文的表层而抵达它最真实的核心，让被遮蔽和歪曲的散文回复本真。据此，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声明：一个人对本书的内容缺乏了解的人，对汉语白话散文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

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散文选本。我确信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引人注目，乃至被选入中学语言课本的散文作品，绝大多数是平庸之作，而现行文化教育体制所号召的对这些样本的模仿，更是对散文创造力的巨大伤害。那些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内被漏掉的部分，恰恰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于是，本丛书便将拣选汉语白话散文最具活力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动能，环环相扣地推动着汉语白话散文在近一百年的时光里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