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11卷）》收入徐惟诚自1957年至1989年撰写的杂文代表作。作者50多年来以“余心言”为主要笔名撰写了大量的杂文，有近50本杂文集问世。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政经文史、道德法律、世态人心。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或针砭时弊，或讴歌新风，或商讨问题，题材多样，涵纳广博，论述透辟，情理并重，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理论性、知识性和可读性。

《徐惟诚文集（第11卷）》收录徐惟诚1957年至1965年、1979年至1989年间发表的杂文代表作品199篇。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或针砭时弊，或讴歌新风，或商讨问题，或直击热点，深刻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

1957年（3篇）

 谈谈法律和舆论的关系

 在复杂的情况面前

 “没有想到”

1958年（9篇）

 话说“范进中举”

 胜于蓝

 只要方向对

 “贡献”四题

 续“贡献”六题

 红白喜事

 尊重普通劳动者

 太阳和黑点

 力气使在刀口上

1959年（13篇）

 杂谈”批评”

 碰鼻头转弯

 怕·敬·爱

 “登泰山而小天下”

 直立的鸡蛋——谈难和易

 “三八”论英雄

 “别人对我怎么看”

 “没有了我”的永生

 困难出英雄

 “踏破铁鞋”和“不费功夫”

 好心和好意

 六○六和西红柿

 “不到长城非好汉”

1960年（4篇）

 把落后工具送进博物馆

 青少年猛闯科学宫

 弟弟妹妹猛追哥哥姐姐

1961年（5篇）

 请就“帅位”

 知不足

 辨香臭——吃螺蛳的启发

 “谁知才上一层楼”

 “拔苗”之外

1962年（15篇）

 远瞩

 “过得去”？

 前后左右

 出语何必都惊人

 光明在前

 “赠君一法决狐疑”

 闻与审

 团结为重——且说李逵错怪宋江的故事

 传而习

 抓紧

 “哦！”

 认识自己

 “为人作嫁”新解

 “有求必应”的杂感

 陷阱——《美人计》观后

1963年（5篇）

 说“传”——“好八连”赞

 “书香世家”的变化

 天下兴亡的担子

 万川东流归大海

 六亿人民的欢呼

1964年（3篇）

 像“白开水”吗？

 唱歌要唱革命歌

 前进！进！

1965年（1篇）

 重于泰山的一死

1979年（8篇）

 目标——正前方

 现在还需要有愚公

 不能“一可类推”

 杜甫退礼

 相面术的死灰复燃

 居里夫人失学下乡记

 莫道衣锦便堪羡——从刘姥姥见平儿说起

 “科学是可以改变现状的”——电影《李四光》观后

1980年（25篇）

 迎新走笔

 说说“一个人有什么用”

 话说“从前……”

 韩信不该走

 话说雷锋参军

 徐阶骂海瑞

 “人啊，你当自助！”

 画圈圈

 唱唱服务业

 创业杂说

 白居易改诗

 积压公文罪

 刘姥姥为何走后门？

 峨眉寻春记

 诸葛亮论考察干部

 阎立本看画

 马周的建议

 有法有天

 该收起来的威风

 而立以后又一年

 民主在前进

 苏东坡贺人退休

 欢迎不服气

 韩愈为什么作《师说》

 不“唯书”“唯上”的判词

1981年（27篇）

 算账

 扬州一瞥

 滑稽和油滑

 “社会效果”小议

 早抓苗头

 “海大鱼”

 胳膊扭大腿

 茉莉花与爱情

 从龙潭湖到蒲黄榆桥畔

 青春是美丽的——《莫让年华付水流》观后

 从花谈起

 从直观到科学

 林肯家族的历史和西红柿的变迁

 福楼拜的摇头

 人的太阳和兽的月亮

 灭蛾杂感

 杯弓“棍”影

 “借刀杀人”考

 周昉改画

 丁是丁卯是卯

 黄山的云

 黄山的石

 黄山的路

 山高云重催茶香

 古人，来者和涕下

 过年

 鲧禹治水议

1982年（13篇）

 登黄山

 恭喜……

 天行健

 “出卖重伤风”之类

 河豚鱼与永某氏之鼠的教训

 就业和文明

 发展我们的自信力

 再谈自信力

 王熙凤“敛份子”

 说一个美国历史故事

 这是“吃亏”吗？

 陆游谈养猫

 水流干转归大海

1983年（7篇）

 学一学司机“考本子”

 克服了弱点，你就是一个强者

 巴山秀才的觉醒与进京

 可怜的打手和可怜的看客

 雪拥春城

 高处不见高

1984年（13篇）

 绿色的希望

 奔向成山头

 就从这里起步

 消费结构的变化与艰苦奋斗

 两个月工资买一辆汽车及其他

 人是目的与为人民服务

 别了，“阿混”——“我爱上了‘阿混’怎么办”讨论小结

 “真罚”

 生活，是不能欺骗的

 评“蝈蝈啃大腿”

 撞在枪口上

 在罗马见到的共产主义者

1985年（9篇）

 提倡用名片

 对谣言杀人的抗争——昆曲《三夫人》观后

 人总是要前进的——《高原的风》读后

 学会理解别人

 多看几眼

 有理也不能取闹

1986年（9篇）

 喜鹊和八哥的鼓噪

 用生命谱写的交响曲——《前方来信》读后

 再挖得深一点

 一个古代卖假货的故事

 谈所谓“求异思维”

 找一找自己的长处

 不能再“擂”了

 权力的考验

 “压抑感”试析

1987年（11篇）

 两个领域不能混淆

 “针锋相对”以外

 杂谈杂文——《美，需要呼唤》后记

 “元帅欲”质疑

 今天还需要提倡不怕牺牲的精神吗？

 对美国的现场观察——《美国万花筒》读后

 我是中国人

 “逆反心理”的克服

 要看得远一点

 “谁像你这样！”

 在比较中认识美

1988年（7篇）

 杂文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靠劳动吃饭

 爱你的企业

 拿到较高的工资以后

 介绍一次展览会

 校服和竞争意识

 气功致胜、红茶菌疗法、蔚蓝色文明等等

1989年（12篇）

 “弟弟的三姨”

 聂卫平遇“克星”

 对牛弹琴记

 跟着感觉走？

 “为人作嫁”三态

 关于艾滋病的议论

 我手写我心——《信不信由你》前言

 六十五年前的老谱

 杂文三愿——为《杂文报》五周年作

 这也是一面镜子——《外国人看中国》前言

 从感觉到理解——《对祖国前途的思考》序

 介绍一种诡辩手法

谈谈法律和舆论的关系

2月19日“社会大学”发表了几位读者的来信，对前些时候“信箱”关于结婚不宜过早的答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宣传迟一点结婚和婚姻法精神不符，早婚并不影响工作和学习，迟一点结婚对妇女生理有影响。后面两个问题自有事实和科学来说明，前面一个牵涉到看问题的方法，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大家一起研究。

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而“信箱”的答复是：“男的到三十岁左右，女的到二十五岁左右结婚，都是不能算太迟的。”这两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二十岁和三十岁，十八岁和二十五岁，这个差异就是矛盾。但是只要我们不停留在表面阶段，而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就可以发现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婚姻法正是为了“免除早婚之害”，才做了这种“最低婚龄”的规定，而这，“并不妨碍任何男女自愿提高婚龄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做提高婚龄的规定”（婚姻法及其有关文件），当然更不妨碍报纸、刊物宣传迟一点结婚的好处，而且这些宣传也都没有主张不准在二十五岁以前结婚。

法律和舆论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在我们的国家里，法律是人民——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镇压敌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人民利益的强制性的工具，而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则是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并对人民进行自我教育。法律和舆论都反映着人民的意志，法律受舆论的影响，舆论必须服从法律，这就是两者的关系。但是从作用的性质、范围和手段来说，两者又是有区别的。正因为法律是带强制性的，所以就必须照顾到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思想、习惯，做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规定，这样才可能在人民自觉的基础上得以迅速推行。而舆论则只是用道义的力量去影响人们，就可以不受这个最低限度的限制，提出和宣传更高的规范和要求。例如：我们并没有禁止随地吐痰的法律，也没有在公共车辆上必须让座给孕妇的法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宣传的办法去改变人们随地吐痰的习惯和提倡照顾、保护孕妇的风气。硬要把两个不同的范畴混同起来、对立起来，显然是不适当的。

说明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事物，那就是：非法的，合法的，值得提倡的。合法的并不完全等于值得提倡的。我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但是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浪费一些当然算不得是犯罪的行为。对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我们的态度是：反对和禁止非法的行为，允许合法的行为存在，用宣传教育等方法来鼓励和发扬值得提倡的行为。在婚姻的迟早问题上就是：反对不足婚姻法规定的最低婚龄的早婚，不干涉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宣传和提倡适当推迟一点结婚的好处。

我们不赞成用绝对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为既然是婚姻法规定的年龄就一定是结婚最适当的年龄，或者认为既然不宜过早结婚，那么所有早婚的人一定不幸福的看法，都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夸大了一面，否定了另一面，因而是片面的。

只见一般，不见个别，这是主观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我们不能用一个一般说来并不过迟的年龄去乱套，认为每一个青年都要到这个时候才能结婚。谁在什么时候结婚适宜，应该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只要他们是不违反婚姻法的规定，谁都不可以妄加干涉。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大力地宣传迟一点（不是太迟）结婚的好处。

（《文汇报》，1957年2月22日）

自序

这是我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作品的文集。

帮助我编辑的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按照文章的内容、体裁、对象做了分类。这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对于读者检索某一方面的内容也有好处。但是在作者自己看来，我写的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杂文。内容是庞杂的，遇到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大多数文章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字既来不及雕琢，论述也未能深人堂奥。有的文章写得长一点儿，涉及一些基本理论，但明眼人也可看出实际上功底是不够的，论述也往往离不开杂文的风格。究其原因，既有我对杂文的偏好，更和我的工作经历以及学识不足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曾三次考入高等学校，但都因为党的地下工作没能认真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连年打报告要求回学校读书，都未获批准。到1956年以后才死了这条心，下决心自学。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时间。这一条好办，主要是同自己做斗争。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快一点儿，把休息和娱乐减少一点儿，一分一秒不放过，时间就挤出来了。另外一条是客观的需要。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处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又长期从事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注意力被迫不断地转移。于是对许多问题的学习、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最后成了对多门学科都略知皮毛的“万金油”。

我写作的时间多半在晚上10时到次日凌晨1时，行笔匆匆，又由于客观需要急于发表，来不及从容地谋篇布局，更顾不上精雕细刻。我也知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但实在是力所不及，只能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和盘托出、粗头淡服、素面朝天，也就谈不上什么文采了。

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同青少年思想修养有关。这是因为我早年曾经长期做共青团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正式分配从事少先对的工作。所以写了一大批面向少年的作品，除了因为在认识上我感到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不能不努力去培育，还有一点儿偶然的因素。1959年我的朋友林剑修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社长。我们曾在一起交换对当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的看法。我认为对少年儿童不宜说教，但是不是不能说理。可是后面这一类书太少。他说组稿有困难。还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给小红的信》就是被他“将军”将出来的。

《给小红的信》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多次重印，印了几十万册。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一条大罪状——“用黑修养毒害少年”。我反正已被打倒，罪状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可是还成立了一个批判此书的全国联络站，许多小学教员因向学生推荐此书也挨批。株连了这么多人，我这个“罪魁祸首”却束手无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渐渐听说，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回忆．把书中的内容油印发给学生；有的教师把图书馆查封的书偷偷拿出来给孩子看。这些事使我很感动，总觉得欠孩子们一些什么，得为他们再做点儿事。1979年写了《祝你学习好》，以后又为《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信箱陆续答复了一批孩子的来信。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要每年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实际上虽然写了一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一方面是挤不出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是少儿读物出版的形势越来越好，新书越来越多，我自己写书的愿望就不那么迫切了。1996年以后我转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下决心要为中国儿童编一套最好的、能启发孩子求知欲的百科全书，即《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这套书后来发展为面向少年儿童的系列百科全书，花的精力远胜于自己写若干本书。但这些都是集体的成果，与此文集无关。

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的转移，我写的东西涉及的内容也陆续有些变化。涉及比较多的，大体上有党的宣传工作、新闻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家庭教育、文化扶贫、学校品德教育、党员修养、青少年修养这样一些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大都和伦理道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也就自然地参加了中国伦理学会的一些活动。上海的周原冰同志、北京的罗国杰同志，于我都是亦师亦友，曾经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我自己偶有所得，也大胆地提出来向学界的同仁请教。这就是文集中一部分涉及伦理学的文章的来历。

收入本文集的作品，说来说去大体上都离不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但是作者说得较多的又往往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只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今的中国又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也不断产生许多前所未见的、要求人们解决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思想困惑无不与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也只能联系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去寻找答案。作者的一些作品只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记录。历史在发展，探索更须继续，这些记录当然不免有许多局限一但是作为认识的一种过程，这次收入文集时，除了个别文字，都一仍其旧。这样做，可能比较有利于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遇到的问题以及作者的实际认识。

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我是做思想工作的。我写的东西大体上都不同程度地与思想、观念以及在各种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有关。但这不能说明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别人的都不对。事实上，无论是我所论及的话题、评点的观念是非、探讨的思想工作规律，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一叶一花，都取自五彩的世界。撷取的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我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希望我还能继续学习，能比过去再有一点儿新的进步。

感谢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把我几十年中拉拉杂杂的作品的主要部分收集整理出来。也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为这部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是为序。

徐惟诚

201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