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个星期二。
我们已经去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病房探望过金塔纳。
我们已经回到家中。
我们已经讨论过是外出吃晚饭还是在家吃。
我说我待会儿给壁炉生火，我们可以在家吃饭。
我生好火，我开始准备晚饭，我问约翰要不要喝杯酒。
我给他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里，他正坐在炉火旁的椅子里读书，那是他惯常的座位。
他读的是戴维·弗罗姆金《欧洲最后的夏天：是谁发动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的试读本。
我做好晚饭，在客厅里摆好餐桌，只有我们两人在家吃饭时，我们都会坐在这处烤得到炉火的位置。我发现我一直在强调炉火，因为炉火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约翰和我在那里居住了二十五年，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用炉火给房子供暖。我们甚至在夏夜都会生火，不然雾气会进来。生火表示我们已经回到家中，我们画出了一个安全的范围，我们会平安度过夜晚。我点亮蜡烛。约翰在入座前让我再给他倒一杯。我倒好递给他。我们在桌边坐好。我集中注意力搅拌沙拉。
约翰说着话，然后他停住了。
在他停止说话的前几秒或前一分钟里，在某个时刻，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我说不是。我倒的威士忌跟第一杯一样。“那就好，”他说，“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觉得你不会让我混着喝。”在那几秒或一分钟里的另一个时刻，他谈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说它决定了二十世纪余下的整个时期的走向。
我不知道当他停止说话时，我们在讨论哪个话题，是苏格兰威士忌，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只记得自己抬头看时，他举着左手，人却耷拉着一动不动。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玩笑，试图让这一天的艰难显得尚且能够应付。
我记得自己说，别这样。
可他并没有回答，我最先想到的是他也许被食物噎住窒息了。我记得自己将他从椅背上架起来，要对他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我记得他重重地向前倾倒，先是撞上餐桌，然后仆倒在地板上。厨房的电话旁贴着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急救号码。我把这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不是因为预计到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贴这些号码，是怕万一楼里有其他人需要叫救护车。
其他什么人。
我拨通了其中一个号码。调度员问他还有没有呼吸。我说快来救人。医护人员抵达时，我试图告诉他们都发生了什么，可在我说完之前，他们已将约翰躺倒的那部分客厅变成了急救室。其中一位(他们一共三个人，也可能是四个，甚至一小时后我还是搞不清人数)在向医院报告约翰的心电图，他们好像已经在传输数据了。另一位正在拆注射器的包装(第一枚还是第二枚，反正后来还用了很多。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这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自己说他可能是窒息了。但医护人员检查了一下，立即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呼吸道是通畅的。他们现在要使用心脏除颤器，试图恢复约翰的心律。他们也许让约翰恢复了一拍正常的心跳(也许只是我一厢情愿，我们都沉默不语，约翰被震得剧烈跳动了一下)，然后心跳又没了，然后又震了一下。
“他还在颤动”，我记得拿着电话的那位医护人员这样说道。
“室颤，”第二天上午，当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楠塔基特打来电话时，他这么解释道，“他们说的应该是心室颤动。”
他们说的也许是“心室颤动”，也许不是。心房颤动并不会直接引发、也不会必定引发心跳骤停。但心室颤动却会导致这种后果。也许他们说的就是心室颤动吧。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里厘清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既然救护小组已经在客厅里了，那么按照逻辑，下一步就应该去医院。我突然意识到，救护小组会突然就决定去医院，而我还准备不足。我手头可能没有需要携带的东西。我可能会浪费时间，被他们丢在后头。我找出自己的手提包、一串钥匙，以及约翰的医生对他的病史所做的概述。当我回到客厅时，医护人员正在观察他们放在地板上的监视器。我看不到监视器的画面，只好注视着他们的面庞。我记得其中一位匆匆看了另外几人一眼。当他们决定要走时，一切发生得太过迅速。我跟着他们走向电梯，问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走。他们说得先把轮床送下去，我可以搭乘第二辆救护车。其中一位医护人员陪我一起等电梯上来。待他和我钻进第二辆救护车时，装着轮床的那辆救护车已经发动起来从大楼前门开走了。我们那栋楼跟纽约长老会医院(那个院区原先是纽约医院)隔了六个穿城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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