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都在‘窥探’梵高私生活时,贝利将《向日葵》与梵·高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当我们在博物馆、画册上欣赏着梵·高的《向日葵》时,你想过你看到的这些作品可能是赝品吗?你想过你确实了解梵高的生活吗?你想过《麦田里的乌鸦》真的是梵·高最后一幅作品吗?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向日葵”息息相关。的确,梵高笔下的向日葵是艳丽的,但任何一种油画色彩在漫长的时间中都会褪色,可它们尽管辗转于几代画商之手,历经流徙、战火、欺骗,却仍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并成为千百倍增值的作品。这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延续梵高生命的《向日葵》终究该何去何从?马丁·贝利著韩子仲编译的《我心如葵(梵·高的画语人生)/影响力艺术丛书》从梵高生前留下的一些信件中按图索骥,从另一个你闻所未闻的侧面讲述了梵·高七幅《向日葵》背后的创作历程及它们的后世故事。
马丁·贝利著韩子仲编译的《我心如葵(梵·高的画语人生)/影响力艺术丛书》共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着重描写了艺术家的一生,贝利是如此注意细节的描写,就像梵?高作品《阿尔勒的黄房子》所呈现的那样。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梵高死后那些《向日葵》的命运。包括在深蓝色背景下的《六朵向日葵》,可惜它在二战期间,被一场大火焚毁。如今很多人都会来借阅此书,他们喜欢《向日葵》,欣赏梵高,更钦佩这样一种对艺术无悔执着的精神。
《风车磨坊》完全迥异于梵。高早期在荷兰画的风景画。在他暂居巴黎的6个月期间,他调色板上的颜色完全被改变了。黑色,清冷的色调,以及在他早期的荷兰风景画中占统治地位的灰色和棕色全都不见了·这些色彩是典型的荷兰海牙画派(Hague School)的风格,从19世纪的60年代起这种用色偏好在荷兰画坛是非常流行的。然而在《风车磨坊》中,山坡上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非常活跃,这明显受到了法国当代画家的影响。
就是在巴黎的这段时间,梵·高开始接触到一些前卫艺术家,这部分得益于他弟弟的关系,当时提奥在布索特&法拉东(Boussod & Valadon)画廊工作。提奥分管开在蒙马特大街和市区的画廊,主要出售一些19世纪的油画,偶尔也有一些印象派的作品。这家画廊在以经营现代绘画为主的画廊中是很有名气的,而当时的巴黎又是整个世界的艺术中心。
梵·高年轻时的第一份工作也同样是在这家画廊,当时画廊的名字叫作古皮尔(Goupil)。1869年,梵·高16岁,他在古皮尔开在海牙的一家画廊里当助手,后来画廊迁到了伦敦,最后又回到巴黎。但是,梵·高显然并不适合从事艺术品交易的工作。过于坦率而又缺乏技巧的处事风格使他无法抓住顾客,最后他在1876年的1月被解雇了。
从那以后,梵·高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他曾短暂地在英国的拉姆斯盖特(Ramsgate)和艾尔沃斯(Isleworth)当过教师,后来他又回到荷兰的多德莱赫特(Dordrecht)做过书商。此前他还曾在阿姆斯特丹学习过拉丁语和希腊语。梵·高开始变得虔信基督教,他甚至跑到比利时南部一个偏远的矿区博林那杰(Borinage)当传教士。然而,最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工作是适合他的,梵·高曾经抱怨过他的家族成员,他们似乎在建议他应该去当一名会计、木匠或者是面包师什么的。’
梵·高在27岁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放弃了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开始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1880年,他前往布鲁塞尔(Brussels),迈出了自学绘画的第一步,并且还在当地美术学院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数周的绘画训练班。第二年,梵·高在荷兰南部的埃藤(Etten)乡村和他父母短暂地住了些日子,随后就动身前往海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奥开始在经济上资助哥哥,定期会给他寄一些钱,让他去专心学习成为一名画家所需要的绘画技术。文森特在海牙待了两年,在素描和油画的绘画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梵·高在那里和一个以前做过妓女的人一一辛·霍尼克(Sien Hoornik)同居,她曾经当过梵·高的模特。 梵·高最终还是厌倦了和辛·霍尼克以及她两个孩子的生活,1883年9月,他离开海牙来到了德伦特(Drenthe),一个荷兰北部的偏远地区,梵·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描绘那里的田园生活。然后梵·高又回到了父母身边,此时他们已经搬到了纽南(·Nuenen)的乡村。梵。高在纽南专注于描绘农民的生活,《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的一幅重要的早期作品。然而梵·高和他的家庭频繁发生冲突,关系曰渐恶化。1885年11月,梵。高离家前往安特卫普(Antwerp),他在那里住了3个月,并且在美术学院短暂地学习过。
之后,梵·高做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去巴黎,他的艺术生涯在那里发生了改变。那一年梵·高32岁,提奥28岁。当他于1886年2月28曰到达巴黎后,很快他就报名参加了由费尔南多·科尔蒙(Fernand Cormon)在蒙马特山下开办的一所美术学校。在梵·高的同学中有两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和艾米利·贝尔纳(EmileBernard)。尽管贝尔纳小梵·高15岁,但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梵。高在科尔蒙的学习也是短暂的,只维持了3个月,离开的原因一如以往,他发现正统的学院学习是令人沮丧的。
巴黎后来被证明是梵·高绘画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梵·高在来巴黎之前几乎没有听说过印象派,但是早在12年前,印象派的第一次画展就已经举办过了。在梵·高来巴黎的前一年,他曾写信给提奥:“有一个团体一一我想一一大概叫印象派。但我对此不太了解。”然而,到巴黎后不久,情况发生了改变,梵·高看到了他们第八次的画展(这也是最后一次),这次展览于5月15日开幕。在画展上梵·高认识了这些激进的画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修拉(Georges Seurat)、西涅克(PaulSignac),最重要的是高更。通过他弟弟的引见,梵。高还碰到了最为重要的两位印象派领袖,莫奈(Claude Monet)和德加(Edgar Degas),他们的作品也正是由布索特&法拉东画廊代理的。也就是在那一年后,梵·高写信给他在安特卫普认识的英国画家霍累斯·李维斯(Horace Livens)。
P26-28
去年,我在伦敦参加新年晚会和一位来宾聊起了梵·高。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随即还说到他的一位朋友发现了一封艺术家的书信。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对居住在巴黎的夫妻,他们偶然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古董店里淘到了一本梵·高的旧书。这对夫妻把这本书买下后,没来得及细看就把它丢在了书架上,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们才想起它,把这本已落满灰尘的书从书架里翻了出来·
一张对折的纸片从书中滑落出来。纸上的字迹有些褪色很小,但还是依稀可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亲爱的朋友保尔·高更(Paul Gauguin)”,结尾的签名清楚地写着“Vincent”(文森特)。虽然这对夫妻觉得这张纸片或许是有些来历的,但他们还是把它重新夹回了书里。没过多久,这位在晚会上结识的朋友在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途中路过巴黎,于是这对夫妻就托他把这张纸片带去了梵。高美术馆。我的这位朋友从梵·高美术馆馆长汉·范·克里姆彭(Atan van Crimpen)处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封信是真迹且信中的三分之二内容曾在1906年保尔。高更的自传中出版过。尽管研究梵·高生平和作品的资料非常多,但这封信却提供了很多新的内容。
梵。高的书信为我们展现了这位艺术家创造性的生命历程,在这方面它们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家的信件,这些书信为研究梵·高的生活和艺术经历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视角。在梵·高现存的820封信件中,大部分是他写给弟弟提奥(Theo)的,剩下的则是给其他家庭成员和一些艺术家朋友的。在梵·高死后,他们都把这些信件视如珍宝。这封我在新年晚会上结识的朋友带到阿姆斯特丹的信是为数不多的失而复得的信件之一。
尽管没有注明日期,我们还是知道这封信写于1889年1月2l日,刚好是在梵·高割下自己耳朵后的一个月。这起恐怖事件直接导致了高更从法国南部阿尔勒(Arles)不辞而别一一这里也是两位艺术家一起工作过的地方。这封信记录了梵·高对两个月来他们一起在黄房子(Yellow,louse)生活和作画的感受,这里曾是他们的家和画室,也是一段充满激情的日子。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梵·高寄给高更的最后一封信。
1983年春天,这封重新发现的信件被完整出版了,并在当年年底的巴黎拍卖会上,以高达240000法郎的竞价出售,当然现在的价格肯定会更高。2012年,梵·高在阿尔勒的另外一些信件(其中一部分内容是高更后来添加上去的)以445000欧元成交。
最终,我朋友重新发现的这封信被阿尔勒的拉图博物馆(Mus6eR4attu)买走,这座博物馆距离曾经的黄房子也就几百米,真算是物归原主了。在梵·高死后的很多年内,他所有的油画和素描都存放在这座城市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现在这张留有梵·高笔迹的纸片竟成为我们能够看到的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唯一痕迹。
这本书的名字就取自这封写于1889年信中的一句话。尽管这封信中的大部分内容很早已被出版过,但令人费解的是信中一个很重要的片段竟然被莫名地遗漏了(图1)。高更曾问过梵·高是否愿意用“黄色背景的向日葵”和他自己的一幅油画交换。梵·高,这位热衷于描绘静物的画家,非常激动地对高更说,他比较了自己的向日葵和另外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国画家的作品,他们也都是以描绘花卉著称的。
梵·高继续告诉高更: “我认为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一如果说乔治·简妮(Georges leannin)擅长画芍药花,恩斯特·科斯特(Ernest Quost)专长画蜀葵,那么我,比起这两位来说,是真正属于向日葵的。”第二天,梵·高在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当写给提奥的这封信被首次翻译成英文时,这句话被翻译得更加富有文采: “我心如葵。”
梵·高和提奥都是乔治·简妮和恩斯特,科斯特的朋友,他们都住在蒙马特(Montmartre)附近。提奥甚至还把他们的画挂在自己的家里,包括简妮《花瓶里的芍药花》(Vase of Flowers)(图2)和科斯特《花园里的蜀葵》(Gardenwith Hollyhocks)(图3)。尽管这两位画家在当时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他绘了它们。第二年,他首次创作了以向日葵为主题的静物画,一共4幅,描绘了那些被采摘下来摆放在桌面上的向日葵。
1888年,梵·高动身前往普罗旺斯,他来到了阿尔勒。那年夏天,他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4幅向日葵静物画,它们分别是插在一个很简陋的陶罐里的3朵、6朵、14朵、15朵向日葵。最后两幅,青绿色和黄色背景的大朵的向日葵就是最著名的向日葵油画一一但前面两幅,《三朵向日葵》(ThreeSunflowers)和《六朵向日葵》(Six Sunflowers),几乎是鲜为人知的。其中一幅在1920年从欧洲来到了日本,后来毁于二战。另一幅一直被私人秘藏,它最后一次短暂的露面还要追溯到1948年。
《三朵向日葵》(图21)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印制成彩色图片,此后也仅仅只是在少量的图书中被提及出版过。这是一幅非常粗犷的作品,色彩极为鲜亮。橙黄色的向日葵在明快的青绿色背景的衬托下格外醒目。至于那张《六朵向日葵》(图22),我们是在1921年东京出版的一套画册中发现的,这是当时极为罕见的彩色印刷品。这张印刷品直到今天仍能向我们展现出画中橙黄色的向日葵和浓郁的群青色背景所产生的强烈对比,这是以前那些灰暗的印刷品很难还原的。这些《三朵向日葵》和《六朵向日葵》的图片让我们看到了梵·高向日葵系列完整的演变过程。
梵。高把《十四朵向日葵》和《十五朵向日葵》挂在黃房子客房的墙壁上,迎候他朋友高更的到来。从那时起,向日葵的故事就一直纠缠在梵·高和他这位艺术家伙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高更是在秋天来到这里的。1889年初,根据高更的回忆,梵。高复制了3幅向日葵油画。这样,梵。高一共在阿尔勒完成了7幅向日葵油画。在本书的最后部分,第202页一205页,我们专门为这些作品制作了便于读者检索的图表,并注明了它们后来的所有者。
通过向日葵作品系列,我们能深入了解到梵·高的创作过程·同时,它们也代表了梵·高艺术创作的巅峰时刻。就像高更曾经写到的,一个艺术家应该能够通过他的作品而被人们所了解:“哪怕他就是躲在那些向日葵的背后,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
本书的下部讲述了这7幅创作于1888年一1889年间的向日葵之后的命运。梵·高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卖出过其中的任何一幅,但在他死后短短的几年中,这些作品成了那些具有前卫意识的收藏家眼中的香饽饽·最美的两张(它们曾在黃房子的高更卧室里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分别被慕尼黑和伦敦的美术馆收藏,其他的则分别收藏在东京、洛桑、芦屋市(Ashiya)、费城和阿姆斯特丹。每一幅向日葵都有着一段跌宕起伏的历险故事。慕尼黑收藏的这幅向日葵险些被纳粹卖掉,最后又被转移到了阿尔卑斯山间的一座童话般的城堡内,这样才得以躲过二战的劫难。伦敦的这幅被转移到了大湖区(Lake District)的一座城堡內,一位保管员曾经用奶酪搽和家用熨斗来修复过它。洛桑向日葵的所有者是一位神秘的私人收藏家,多年来公众始终无法一睹它的真容。日本兵库县芦屋市的向日葵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被焚毁。东京向日葵在1987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一幅油画,现在它被挂在一栋摩天大楼的顶层内。费城的向日葵归一位艺术家所有,他一直把这幅画挂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的向日葵是至今唯一一幅仍属于梵·高家族的阿尔勒向日葵,现在它成了这座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尽管有关梵·高生平和作品的著作已经非常之多,但讲述这些名画后来发生的故事的书却鲜有出版。通过向日葵系列我们能够看到艺术家的名望(当然还有价格)是如何得到逐步提升的。在这个过程中,3幅向日葵系列油画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它们分别是由慕尼黑、伦敦和东京收藏的。本书通过最新的研究,包括极为罕见的早期照片,让我们有可能去追踪阿尔勒的这些静物画是如何成为梵·高最具代表性的符号的。所有了幅向日葵都有它们各自非凡的故事。
“这是一本美丽的图书,它包含着丰富的学术见解和大量的精彩图片。”
——《代顿每日新闻》(DaytonDailyNews)
“贝利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读者阐述了梵高不平凡的一生和他伟大的艺术,这对梵高迷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财富。”
——《阿肯色州民主党公报》ArkansasDemocrat-Gazette
“贝利写了很多关于梵高的书籍,而这本《我心如葵》却是*精彩的。当我们都在‘窥探’梵高私生活的同时,他却将《向日葵》与梵高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本书共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着重于描写艺术家的一生,贝利是如此注意细节的描写,就像梵高作品《阿尔勒的黄房子》所呈现的那样。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梵高死后那些《向日葵》的命运。包括那幅在深蓝色背景下的《六朵向日葵》,可惜它在二战期间,被一场大火焚毁。如今很多人都会来借阅此书,他们喜欢《向日葵》,欣赏梵高,更钦佩这样一种为艺术无悔执着的精神。”
——《图书馆杂志》(Library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