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群里，党宪宗现象值得关注。他十多年来深入社会最低层，蘸着血和泪写出了震惊全国的沉重三部曲，不是让读者伤感，而是让读者思考！

党宪宗把他深情的笔直接指向社会底层的有异于有钱人、城里人的“陪读”，叫我们看到陪读人的辛酸、艰难和血泪，看到了现代中国教育的另一面。教育乃立国之本，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基础上，在什么文化历史背景中“立”？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得责无旁贷地关心。《沉重的陪读》催人落泪，逼人警醒，发人深思!

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送到镇上、县城、省城甚至国外接受教育……

为了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陪读”这个词便应运而生，新的“孟母三迁”日益众多，以至于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陪读的父母也逐渐成为“陪读一族”，形成了一群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艰难群体。由此也衍生出了各种社会问题。

作者党宪宗经过几年采访观察，创作纪实文学《沉重的陪读》，真实反映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

一个母亲和傻儿子陪读生活中的血和泪

一个特殊的陪读者

腊梅坚定地说：孩子就是我的希望

婆婆总是说：陪孩子读书是天大的事

张英霞说：不能怪女儿，一切都是我的错!

马家树不断地问我：这是谁之过?

他们深深懂得：官做得再大，儿女不成器，

是人生最大的失败。

一个山村农妇陪四个娃娃读书的血和泪

三个母亲因陪读而离婚的故事

三个留守老人陪孙子读书的心酸故事

后记

一个母亲和傻儿子陪读生活中的血和泪

杨冬花今年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尽管满头白发覆盖着一个干红枣脸蛋，说起话来像个男人，一字一板，走路腰板挺得直直的，步子迈得不大却很沉稳，陷下去的双眼被一层雾障罩着，浑黄的眼球总是直直平视着前方，神态却有一种不甘屈服、甚至一种拼命和挑战的样子。和杨冬花熟悉的人不管怎样评说杨冬花，杨冬花总是淡淡的一句话：我是让苦难泡出来的。

我通过房主老乔联系上杨冬花，想和她拉拉家常，她总是说自己忙，顾不上。_天中午，天下着大雨，老乔给我打来电话说：杨冬花今天在家，我已经给她说好了，你赶快来。我顺手拿了一把伞，来到杨冬花租住的地方。她在家里揉面，准备给孩子蒸馍。看见我走进房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边搓着手上的面一边说：外边雨下得这么大，你不在家里喝茶看电视，跑到我这烂屋子有什么好问的?一句话戗得我张着嘴，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杨冬花没有理会我的尴尬，两只手在小案板上机械地揉面、机械地揪馍，身不动，头不摇，脚不移步。我在背后看着杨冬花熟练麻利的动作，心里想这哪像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妇。人们常说，苦难能磨炼出一个人的坚强性格，尤其是农村的老人，活到老，干到老，七十八十不卸套；风里来，雨里去，身体越干越是好。不到五六分钟，杨冬花把揉好的十几个馍放在两个芦苇做的箅子上，取下蜂窝煤炉子上的小铁锅，换了一块煤，把小铁锅又放到炉子上，转过身打燃电磁灶准备煮稀饭，似乎没有和我说话的意思。我耐心再等了一会儿，杨冬花看都没看我一眼，照样做她的活。想了想，我只能找了一句无聊的话说：你做饭的灶具很齐全，土洋一起用。杨冬花头也不抬扔给我一句话：就是这种洋玩意儿把那不要脸的东西“洋”跑了。杨冬花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我骂蒙了，我来之前房主给我说过她二女儿的情况，我知道杨冬花是骂二女儿桂香，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她骂过后又沉默不说话了，做她的活。经过一会儿沉默的对抗，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是来采访的，不是坐冷板凳的。无奈，我只得放下架子，试探着问：你陪着几个孙子上学?这句话分明我是故意找话问的，杨冬花劈头盖脸没好气地说：什么孙子不孙子，两个都是外孙子，我前辈子不知造了什么孽!我好不容易接住话茬，顺便说了一句：外孙子内孙子都一样啊。杨冬花瞪了我一眼说：什么一样不一样，外孙子是条狗，吃了顺门走。我高兴了，说话的机会到了，故意顶了她一句：你在家里不享清福，跑到县城管外孙子，受这洋罪。享福?杨冬花顺手抹了一下眼睛说：享豆腐也没钱买，一辈子命苦，从头苦到脚后跟了。杨冬花说话的语调有些哽咽。我后悔自己刚才说的话，一时手足无措。谁知就是这一句话引起杨冬花没完没了的诉说……

杨冬花的娘家住在百合镇下沟河村，十八岁嫁到塬上后沟寨。丈夫大她五岁，两口子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睡在炕上相亲相爱，不到六年生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因孩子多生过气、拌过嘴。那个年代孩子再多也不担忧长不大，更不考虑孩子将来上学考大学的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有吃有穿就是天堂了。谁知老天爷不睁眼，黄连锅里下砒霜，也可能三十六岁是人生一个大门槛，杨冬花的丈夫那年刚好三十六岁，下沟挖柴摔死了。

三十一岁的杨冬花带着三个一个比一个高半头的儿女怎样生活啊!不用说，人们也能知道那种艰难劲了。谁知祸不单行，丈夫死后的第三年，儿子继成暑假下沟挖药，一脚踩到空里，从五六丈高的悬崖上滚下去了。这天也是该出事，杨冬花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早晨起来，眼皮跳个不停，心里总是慌慌的，不是切菜忘了淘菜，就是擀面忘了用面醭，恍恍惚惚地把饭做熟了。往常十一点左右儿子就回来了，今天已经十二点了还是等不见儿子回来。杨冬花家住在巷道西头第二家，这个巷里只住着十几户人家。杨冬花不知道往巷头跑了多少次，还是等不见儿子回家。杨冬花站在沟沿上，竭尽嗓门喊着成娃——成娃——徐家沟的荒崖沟岔先后响起了回音，就是没有儿子的声音。P1-3

“沉重”系列第三部《沉重的陪读》已经脱稿，即将出版。此书和前两本“沉重”不同，“母爱”和“回报”书中的人和故事都发生在我的身边。“陪读”中有些素材是到外省贫困山区采访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小乡镇，仍然保留着14所小学。哪怕一个学校只剩一个学生、一个老师，清晨照样升国旗，上下课的铃声照常响在寂静的校园里。王沟村一个老教师和老伴陪一个弱智儿童在校读书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们平原地区有的乡镇只剩了一所中心小学，有的乡镇也只有两三所小学，没有撤并，所剩学生寥寥无几，在校的老师也不能安心教学，两千人以上的村子没有学校是屡见不鲜的事。我的家乡是国家贫困县，每年高考都名列全市前茅，比经济发达的邻县都考得好。由此类推，越是贫穷落后的农村，人们对孩子上学的期望值越高，贫穷的农民有一个共同的朴素的观点：让孩子走出山区，让孩子走出农村，让孩子走出贫穷，只有走读书这条路。

2003年我到农村采访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难时，看到农村一幢幢希望小学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宽敞明亮的校舍给农民送来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他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含着激动的眼泪，把一幅幅“造福一方”的牌匾送给希望小学的投资者。那时穷怕了的农民死活都要供儿女上大学，尽管他们高喊着学费重于山，却毅然挺起农民特有的坚韧脊梁和永远压不垮的双肩，扛起大山，送孩子到神圣的殿堂读书。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到了农村，处处都能听到“死活都要供孩子上大学”“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女上大学”“儿子上不了大学，我死不瞑目”“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娃再当农民，像我一辈子受苦受累……”一类的话。一幅幅为儿女筹借学费的感人画面，感人至深，撕人肺腑。

过了十年，我下乡采访时，一座座希望小学的大门吊着生锈的铁锁，杂草丛生。昔日村上最富有生气的神圣殿堂在村民心目中已经倒塌，变得百般萧条，死气沉沉，有的学校成了养猪场、养鸡场。不到两三年，农村的小学百分之七八十先后都撤了，好多希望小学变成了“失望小学”。学校撤了，孩子上学咋办?所有学生的家长都在说：孩子上学是天大的事，再大的事都要给孩子上学让路!无奈之下，千方百计转孩子到乡镇学校读书，到县城读书，已成为学生家长的头等大事。有的学生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留守家里看家种地，母亲只好带着正在上学的一个甚至两个孩子，寄居在县城，陪孩子读书。有的学生父母双方在外打工，爷爷奶奶锁上家门，离开故土，到城里租住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陪孩子读书，周末还得回家种地。还有的父母在城里做点小生意，或者边打工边陪孩子读书。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城市居民人口，在县城不断扩建小学、初中、高中，随着大量学生进城读书，家长随之拥进县城陪孩子读书。他们户籍在农村，吃住却在县城，有的陪读者利用周末还得回家种地、照顾老人。他们的身上承受着一个又一个沉重的负荷，遇到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茫无头绪，朝不顾夕。这些陪读者生活在县城和农村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陪读族。陪读族大部分是母亲，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农村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异和转换，环境的变化、经济的据拮，原本朴实善良、勤劳诚实的农村人思想在不断地被潜移默化，因陪读而发生了好多让人无法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事件，让人痛心、让人反思，让人沉重得喘不过气来。

前两本“沉重”出版后曾引起社会轰动，特别是《沉重的母爱》一书，全国数百家新闻媒体做了转载报道。时隔七年，即今年三月凤凰中文卫视台在两会期间再次对此书做了重播。我们国家过去多年对农民利益的伤害，尤其是城乡户口的划分造成了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改革开放后，历届政府把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当作首要问题来抓，农村的道路平坦了、农民的房屋盖新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民再不给国家交公购粮了，而且还领粮补，但农民的幸福指数到底能有多少?陪孩子上学读书，夫妻长年两地分居，引起婚姻的破裂，为孩子上学的学费长年累月在拼搏，儿女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婚姻、住房等等问题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根深蒂固的轻农观念使农民这一身份至今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城市的栋栋高楼，哪一栋不是农民工用他们的双手撑起的?城市家家的单元楼，哪一家不是农民工装修的?城市的重活、脏活哪一样不是农民工干的?我们生活中的米、面、油、蛋、菜、肉哪一样不是农民供给的?正因为他们身份的前边加了“农民”两个字，就得不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他们的权益和人格得不到保障，给城里人创造了幸福还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当今中国小品舞台上大都是拿农民开心取笑，丑化农民形象，污蔑农民。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农村旧的矛盾还未彻底解决，新的矛盾又在不断衍生，农民沉重的话题太多了。

也可能是职业的原因，也可能我的家住在小县城和农村的交叉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城中村。七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我的家乡，从未离开过农村，农村的人、农村的事，农民的故事、农民的酸辣苦甜我知道得太多太多，加之我的记忆力较好，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至今，农村发生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的长诗《一个诗人的自白》第二段开头有这样几句诗：我的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我在浑厚的黄土地里滚爬过／我的祖祖辈辈是农民／我吃的是农民的奶，住的是农民的窝。

农民，沉重的话题太多了，我还想继续把他们写出来。

2015年8月12日夜于天下斋

陕西作家群里，党宪宗现象值得关注。他十多年来深入社会最低层，蘸着血和泪写出了震惊全国的沉重三部曲，不是让读者伤感，而是让读者思考!

贾平凹

党宪宗把他深情的笔直接指向社会底层的有异于有钱人、城里人的“陪读”，叫我们看到陪读人的辛酸、艰难和血泪，看到了现代中国教育的另一面。教育乃立国之本，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基础上，在什么文化历史背景中“立”?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得责无旁贷地关心。《沉重的陪读》催人落泪，逼人警醒，发人深思!

杨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