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出版社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南京不会忘记”丛书。王山峰著的这本《南京不会忘记：格奥尔格·罗森》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本书采用第三方人士的独特视角，借助大量的中、美、德等国的原始文献、书信、日记，再现了国际义士格奥尔格·罗森的勇敢和大义。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单纯讲述历史，更是为了记住在黑暗中的人性光芒，在人间炼狱中的一抹温暖。

格奥尓格·罗森，德国人，外交官（德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王山峰著的这本《南京不会忘记：格奥尔格·罗森》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介绍了这位主角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生平事迹，着重描写了他的经历，并配以文献档案来还原历史、揭示真相。

子承父业：家族传统忠实继承

耳闻目睹：日本侵华非为正义

江上漂泊：重回南京一波三折

重启工作：见证暴行痛心疾首

折冲樽俎：嫉恶如仇爱憎分明

不虞之隙：胸怀正义据理力争

孤标傲世：孤高自赏傲然一世

主要参考资料

1931年秋天，日本以荒唐借口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全境沦陷。随后，日军又在华北地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从1933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工作过的罗森，对此自然是有深刻地观察和了解。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力图在国家的各个领域推行“一体化”政治，但是纳粹党徒中懂外交的人士极少，因而外交工作中只好延用大量原有的工作人员，罗森也是其中之一。当罗森1933年抵达北平领事馆时，早在这年的一月，日军已经攻破了山海关，华北成为抗日的前线。三月份中国守军在喜峰口、古北口展开的长城抗战，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当中国守军的浴血奋战在长城上下铸成悲壮之后，随后在春夏之交，中日之间签署了《塘沽协定》，华北的战事也随即暂时由紧张趋向了缓和。

罗森抵达北平领事馆时，正直中德双方民间和官方交流不断深入和扩大。由于德国政府更多地从战略方面考虑其在远东的利益，因而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事，立场相当超然和中立。但是由于美、英等国对中国的抗战态度更加暖昧不清，所谓的“援助”也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国民政府更倾向于和德国合作。从实利的角度出发，德国也确实和中国进行了密切的超出经济领域的合作。虽然日本也是德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希望在远东的这场事不关己的冲突双方中实行“等距离”外交，实际上，由罗森等外交官参与经营的中德关系，远远好过同一时期的德日关系。如1933年5月，在北平成立了以沟通中德两国文化交流为使命的学术文化团体中德学会，这个明显带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的成立，除当时的德国驻华公使参赞斐霞和公使陶德曼以外，作为德国驻北平代理领事的罗森，其间也做出了大量努力。

国际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谓的“等距离”外交与其说是一种外交策略，不如说只是一种外交理想。由于利益的变化，外交距离也会相应进行调整。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虽然这一协定并不特定针对中国，但这个协定对于日本全面侵华关系重大，中德关系由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国际关系中德国由和中国的密切合作逐渐转向和日本合作。此时的罗森，已经从北平转任天津后，再从天津北上沈阳开展工作。沈阳是日本侵华后中国沦陷的第一座大城市，也是一座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非常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1936年时，德国并未承认“伪满洲国”的地位，因而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罗森感觉意义不同寻常。在这里，罗森感受到了另一个状态下的中国。在市井里弄中可以发现，即使是下层的黄包车夫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满洲人”，感受强烈的却是这个外表光鲜的伪满洲国背后隐藏着的中国人无法熄灭的抗争和愤怒。另一方面，日本并未因为占领中国东北而感到满足，相反，贪婪的侵略者们正在积极酝酿进一步全面侵华的计划，沈阳的空气中终日充满着大战来临之前的气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还在这座城市里狂热地宣传战争，在当时闹市区的日本玩具商店里，大桌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其中有当时最现代化造型的小坦克、大炮、机关枪、轰炸机、水雷和毒气弹、望远镜、弹药箱、军服、军用口哨。包装糖果的糖纸上也绘满了充满战争气息的飞机、迫击炮和轰炸机炸弹的图案，表现的是硝烟弥漫的画面。炸弹糖果、舰船糖果、歼击机水果卷糖，大地雷球糖比比皆是。这些玩具和糖果，将来要在中国孩子们的手里玩耍和嘴里溶化，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气氛。面对这一切，罗森有自己冷静的观察和态度。但由于中德关系日趋微妙，在中、日、德三方关系中，罗森虽然看到了日本侵华的不义，在言语中对日本方面表达了不满，但外交人员的特殊身份使他又不得不服从德国中立的外交政策。

P11-13

1945年9月11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特殊信件。两天前，中国政府刚刚在首都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仪式，这场艰苦卓绝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经过了14年的浴血奋战赢来的。信中说，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祝贺中国从多年残酷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封信的作者叫格奥尔格·罗森(Georg Rosen)。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往汉口后，罗森和他的同事保罗·沙尔芬贝格(Paul Scharffenberg)、阿尔弗雷德·许尔特尔(Alfred Huerter)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领事小组继续留在了南京。正因如此，罗森在这封信中提示中国政府注意一件重要的事情，即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间，罗森和他的同事曾目睹日军在南京的诸多暴行并写成了系列报告。这些写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是德国外交官作为第三方见证人给世人留下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有力证词。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联合起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罗森等人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录，虽然是极为正义和正当的行为，但纳粹德国当局并不喜欢。罗森本人更是受到了当局的迁怒而遭到调查，于1938年被撤销职务调回柏林。满腹怨愤的罗森回国后发现国内并无其立足之地，无奈中只好颠沛流离于英国、北美等地。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驻沪总领事菲舍尔等人，明知罗森处境艰难，却依然对罗森充满苛责和不满，尤其是对他彻底的反日态度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训斥，一同留在南京的沙尔芬贝格也深深地误会他。

但是，置身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悲剧中的罗森，并不因为受到误解而抱怨，也没有因为时局的困难而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始终一如既往，忠诚而卓越地行使着在南京的领事职责。罗森的报告，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极为珍贵的文献，也是妄想推翻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所无法绕过和回避的证据。让我们感动的，不仅是他对残酷事实的真实阐述，更在于他阐述事实时的严谨和真诚的态度。他对日军的野蛮和对日军当局暴力处置的方式。始终保持了一种战斗的、不妥协的姿态，这个姿态在德日同盟的背景下，在自己人身随时可能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