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编著的《千秋鉴借吾妻镜》初版在《骆驼丛书》中，这该谢谢老友朱正，是我“伸着脖子让他拉”（原序中语）进去的，一转眼快三十年了。

全书十八篇，介绍了十七个人早期from east to west的二十种记述，从康熙时因海难获救遍历西洋的谢清高晚年口述《海录》，到光绪时随丈夫先后居留日本意大利的单土厘所作《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都很有一点看头。

《千秋鉴借吾妻镜》是著名学者钟叔河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十八篇，为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各本的前言，介绍了1840至1911年间十七个人考察、游历欧美后的著作，从康熙时因海难获救遍历西洋的谢清高晚年口述《海录》，到光绪时随丈夫先后居留日本意大利的单士厘所作《归潜记》，都很有价值。

重印序言

两千年岁月，五万里行程

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

在第一面飞舞着的龙旗下

为西学渐而奋斗的一生

最早的世界博览会游记

一位技术专家走过的道路

待凭口舌巩河山

主张开放是为了进步

走遍世界去尝百草

海云凝望转低迷

一个同文馆学生的观察

巴黎公社的目击者

曾经沧海，放眼全球

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一卷西洋风俗图

千秋鉴借《吾妻镜》

老来失计亲豺虎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两千年岁月，五万里行程

《海录》和《乘槎笔记》

哥伦布以前，海洋环绕的亚欧大陆，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中国在极东，欧洲在极西，隔开五万余里；相互而言，都是＂远在天边＂的＂世界的尽头＂。

那时候，在世界上旅行是不容易的。庄子《逍遥游》描写鲲鹏变化，＂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真是汪洋恣肆，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当笔锋转向人间世时，连他也不能不如实地承认：＂适百里者宿舂粮（去百里外的地方，得在先天晚上预备干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去千里外的地方，得提前三个月准备口粮）。＂这就是当时出门旅行的实际情形。

然而，人决不会永远甘心被局限。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世界变得宽大一些、丰富一些，希望能够了解别处的情形，得到别处的经验。于是，随着贸易和财富、国家和权力的出现，就有了长途转运的商人，有了交通联络的使者，有了走向世界的旅行家，也有了对于远方外国的好奇和希望。

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形，中国在远古就有过不少传说，如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之类。可靠的史料，至少可以上溯两千年。但直到一百几十年前，才有人亲自到欧洲记下自己直接观察的结果－这就是《海录》和《乘槎笔记》，在此处合印为一册的两部书。

《海录》由一位盲人于一八二〇年口述，经别人笔录整理而成。《乘槎笔记》则是一八六六年开始到欧洲游历的人的日记。论出世，《海录》在《乘槎笔记》之前；论内容，《乘槎笔记》却在《海录》之上。

《海录》的口述者谢清高，广东嘉庆州（今梅县）人，年轻时在海上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在船上工作。此后十四年中，他遍历南洋、印度和欧洲；后来回国，不幸失明，在澳门以口译为生。他的乡人杨炳南，听到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多为过去书籍所未载，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将其记录整理成书，刊行于世。此次据《海山仙馆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两本校勘，酌予分节标题，并重订目录。

《乘槎笔记》的作者斌椿，是一位老年满族官员。他出身汉军旗，当过知县，能文能诗，关心时事，跟地理学家徐继畲、大数学家李善兰等是朋友。同治三年，他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去＂办理文案＂，开始接触洋务、洋人。同治五年，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需要一位＂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六十三岁的斌椿担任了这个差使，＂身之所至，目之所见，排日记之＂，后来整理刻印，以《乘槎笔记》书名传世。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只增加了月份标题和目录。  在《海录》和《乘槎笔记》之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全部得自传闻，从来没有过直接观察的**手材料。这两部书一前一后，跟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相距不过二十年，正值中国人从闭关锁国状态中惊起，开始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之时。它们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又一块里程碑。

经过了两千年岁月，才终于从东头走到西头，走完这五万余里行程；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一条漫长的道路。P1－4

本书初版在《骆驼丛书》中，这该谢谢老友朱正，是我“伸着脖子让他拉”（原序中语）进去的，一转眼快三十年了。

全书十八篇，介绍了十七个人早期from east to west的二十种记述，从康熙时因海难获救遍历西洋的谢清高晚年口述《海录》，到光绪时随丈夫先后居留日本意大利的单土厘所作《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都很有一点看头。

这些记述，都成了《走向世界丛书》一九八○年初面世的单行薄本，十八篇原是各本的前言。

那时刚恢复工作，急于出书，只想能多有几个人来读这些“写西洋的古文”。所以十八篇都写得比较“散”，比“文”，也比较短，都不过几千字。尤其是开头十篇，分节处以“××”隔开，小标题也没有加，完全是随笔的写法。

但歪打正着，这些单行薄本倒一炮打响，很快便被大家接受了。

丛书列入了国家规划，随即重印，精装合订，前言却开始面临“学术化”、“规范化”的压力。黎澍先生叫将新写的前言先交《历史研究》发表，便建议勿再以“在第一面飞舞着的龙旗下”这类文句为题。“学术文只要学术性，不要文学性。”他说。

于是，《历史研究》首刊的《论郭嵩焘》便长达四万言，有史料有考证有论说，还有引文有注释，像模像样地成了学术论文，丛书全文转载，标题还是《论郭嵩焘》。这十八篇，新版也全都照此“规范”改写，学术性增加了多少不好说，字数则从原来的共计十五万字增加到了三十三万字，翻了一倍多。前言也改称叙论，加上新写的七篇，成为另一本四十六万字的新书——《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一九八九年出版，二○○二年又重印了一版。

如今本书亦将重印，若持与叙论集相比，从黎澍先生的角度也就是学术性的角度看，叙论集也许居先，至少文章长些材料总会多些：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也就是可读性（文学性不敢说）的角度看，则本书可能更胜一点吧，我想。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日。钟叔河于长沙

［附记］“千秋鉴借吾妻镜”是黄遵宪的诗句，意谓史书和史事可作千秋万世的借鉴。《吾妻镜》为日本古史书名，即《关东通鉴》。传说武尊皇子东征渡海，风涛大作，有橘姬投海祷神得止。及凯旋，皇子东望叹日，“吾妻独不能归乎”，后人遂称关东为“吾妻国”。东京又有“吾妻桥”，亦一名胜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