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马宇桢著的《关于温柔的消息》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马宇桢，回族，1964年5月出生于宁夏泾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逾百万字。小说集《季节深处》1988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散文集《故事边缘》2001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关于温柔的消息》是该作品之一。

◎一个人的时候

◎心灵的瞳孔

◎浮出海面

◎昨日河流

◎在往事中漂流

◎世事如烟

◎在雨中

◎冷冰冰的微笑

◎笔记三篇

◎在河流中散步

◎盛夏日记

◎关于温柔的消息

◎炊烟及孤旅

◎父子关系

◎三十岁心情

◎故事边缘

◎洗不净的黄土颜色

◎与姨娘有关的记忆

◎校园民谣

◎艳歌

◎英雄的风景

◎坚守心灵的高地

◎雨天的感悟

◎穷人的好处

◎想说爱你不容易

◎生活在别处

◎食指的故事

◎千秋英雄梦

◎英雄无梦

◎文化的放浪和被放逐

◎疲倦的诗歌

心灵的瞳孔

我小的时候，是个胆怯的孩子，胆怯并且害羞。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没有独创性的做过任何一件好事或坏事，即使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也总是深藏在肚腹中，等到别人去做了，然后才跟着做，或者等不到别人了，就去告诉人家。因而在我看来应属于我的荣誉或者错误，总是别人排在前面，我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尾巴。这种胆怯与害羞的秉性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培养，已无从考证了。但从总体上来看，是与当时我的家庭环境有关的。

我出生那天，我爷爷刚从劳改队释放回来，虽然释放了，但仍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据说我爷爷带着它破旧而简单的行李跨进我们家大院时，我刚从母腹中落地，那天是1964年5月25日，爷爷对这个日子充满了热爱和自豪，并不迷信的他，在第二天劳动时，对一位老贫农说，我孙子出生的日子太好了，5月25日，不是官就是武。这位善良的老贫农却露出满脸不屑，近乎恶毒地说，可惜的是你孙子生在一个反革命家庭。那个时候，虽然我爷爷已走出劳改农场，但仍然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其后不久，我大伯也被送进了劳改农场，一进去就是10年。大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的，17岁时给一个解放军团长当警卫员，他没有读过书，难免说错话，说错了话就被判劳改。在大伯还没有走到劳改农场时——那时宁夏的公路不像今天这样，四通八达，从泾源县到劳改队据说要走7天。做小学教师的我的父亲，却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其时尚无报告文学一词，充其量算是通讯或特写罢），他在颂扬一位舍己救人民公社羊群的牧羊人的同时，还不识时务的捎带表扬了一位地主分子的儿子，因此他也需劳动改造，以换换脑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就此我父亲被送上了劳动改造的路途，但是父亲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在走进那个人满为患的农场后的第三天，翻窗逃了出来，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流浪生活，等他觉得危险已经过去回到家中时，我已满三岁了。一个并不大的家庭中，竞有三个“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我一来到人世，所必须接受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

记忆中我已找不到我是否遭受白眼和唾弃的例子，有的又多是母亲的教导，要我别惹事，尽量躲着凶狠的人，人多的地方别去，母亲说石头大了绕着走。现在每想起这句话，我就觉得眼泪要涌出眼眶。母亲把她在逆境中所获得的屈辱的人生经验浓缩为一句话，从我懂事起就不断地向我灌输，直到前两天见到母亲时，谈起一些社会上的事，母亲又这样告诫我。

我听后笑了笑，告诉母亲说，现在我已经不想再绕着走了，我现在倒想做那个大石头。我说的是心里话，从小到现在，的确按照母亲的教导，绕着石头走了20多年，但当遍地都是大石头时，又怎么绕着走过去呢？

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我刚上小学六年级时发生的，那时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与中学生加入“红卫兵”一样，小学里也开始了加入“红小兵”的热潮。记得我所在的小学，伙伴们每人都领到一枚菱形的臂章，塑料的红底上印着“红小兵”三个字，别在破旧的棉袄衣袖上，煞是好看。全班偏偏我没有，我趴在课桌上抬不起头来，眼泪把爷爷刚给我买回来的一个新本子浸透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人有等级差别，它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尽管第二天爷爷也不知怎么搞到一枚臂章，在油灯下戴在我右臂上，并告诫我别让别人看见，但我决然不戴，甚至仇恨地将那臂章摔在了雪地上。上初中时，政治形势的弦已松弛下来，已到了1978年，因为学习好的缘故，学校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把这消息告诉母亲，本应该感到高兴的母亲却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她问我，万一入不了团你会难过吗？我觉得母亲的话真是多余，心想我如果人不了团还有谁能够入团呢？就说放心吧。但是我还是发现了母亲忧虑的表情和难言的神色，果然麻烦来了，在填一张政审表时，我发现在亲属政治面貌栏目内，我所写的人都是地主和反革命，于是我便明白了母亲的忧虑。后来我还是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那年我勉强15岁，但心里却留下来世事艰难的烙痕。P10－13

承智慧世，回族文学之时代乐章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其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

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慧天下”之意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