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7短篇小说卷)》主编为中国最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他以专业的眼光严格遴选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小说，每篇附有专业的、精彩的评论。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和成绩的梳理，更是为读者带来美味可口的文学盛宴。

吴义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7短篇小说卷)》选取1997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近20余篇，包铁凝、苏童、贾平凹、王安忆、毕飞宇、邱华栋、杨绛等茅盾文学奖得主、鲁迅文学奖得主在内的二十余位名家新作，代表了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铁凝 秀色

刘庆 邦鞋

红柯 美丽奴羊

李国文 缘分

王安忆 从黑夜出发

汪曾祺 三列马

邓一光 狼行成双

洪峰 戒指

徐小斌 若木

鲁羊 在北京奔跑

孙方友 打工妹菊

贾平凹 梅花

刘玉堂 一头六四年的猪

苏童 神女峰

邱华栋 雪灾之年

胡正 那是一只灰猫

毕飞字 马家父子

裘山山 白罂粟

杨绛 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

徐坤 厨房

阿成 教堂的钟声

赵德发 选个姓金的进村委

沿太行山西麓一直向上，向上吧你就一直，是这个名叫秀色的村子。秀色山高路陡，树木也欠繁茂，只聚集着几十户人家，可秀色有名。

秀色有名，不在于它的山高路陡，不在于它的村民稀少，也不在于它这别致的称谓——秀色。深山老峪里别致的称谓很多：村名有叫居士、学府的，人名有叫张品、李哲的。这些奇而不俗的名字不知源于何人之口，但在山里人听来并不一惊一乍。他们麻木不仁地招呼着张品、李哲们，也麻木不仁地向远来的生人报上自己的村名：秀色。在他们看来，这些名字又与狗剩儿、拴柱、马家沟什么的有何高低之分呢?然而秀色实在是有名。

秀色的出名，在于它的缺水。老辈子人说，远自光绪年间，这里的水源就绝了。人说皆因有一年“二月二”龙抬头那日，村中有人犯了忌讳，放筲下井提了水。筲落井中，砸伤了龙王的眼，龙王一怒，给秀色断了水。但是祖祖辈辈的秀色人就这么活下来了，他们无一户迁徙，就那么渴着自己，茫然而又孤傲地守着干涸的家园，守着村里唯一的一眼枯井。老辈子人说，这口井闹日本那时候就是干的，说它是井，不如说是个井的意思，一个曾经有水的象征。秀色的人家就生活在水的象征里，正应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这样的典故。

吃水要走一百里路下山去背，一百里外的半山腰有一股芦苇粗细的泉眼，是秀色人的命根子。秀色村里的男人们背上半人多高的木桶，揣上干粮，日夜兼程地赶到泉眼。那时的泉眼跟前多半已有早到的村人正排着队。于是后来者排在人后，一边伸长脖子吞咽着干粮，一边用两辈子的耐心注视着那芦苇粗细的泉水是怎样缓慢又艰难地灌满一只只硕大的木桶。排队，等水，从天亮等到天黑，在秀色的男人们是平常的事情。他们一个整天也没人说话，他们闭住嘴，用耳朵听着泉水，就仿佛枯干已久的耳朵也需灌满水声。待到自己的木桶也终于满得不能再满时，他们会疯了似的匍匐在泉眼上，敞开喉咙再把自个儿灌个死去活来。然后他们背桶上身，腾出位置，或单独，或搭伴地重返原路，日夜兼程地回到秀色。回程是艰辛的，水的重量自不必说，紧要的是水的金贵。男人屏息敛气地在山路上跋涉，力争不让一滴水丢落在途中。跋涉令他们很快就耗尽了体内的水分，他们受着脊背上那水的诱惑，恨不能跳进桶里淹死自个儿。但因为他们是男人，他们想到了责任。他们至多会在歇脚时探头桶内看一看这水的形状，嗅一嗅这水的气息。清亮的泉水照见了男人皴皱的脸，也似乎映出了一家人渴望的容颜。于是他们鼓起力气，再次启程，拔开精瘦的双腿赶路。也有人家使毛驴下山驮水的，可更多的人家觉得不划算。在秀色，多一个畜生与人争水，就不如没有这畜生。

水被男人长途跋涉背回家来，是要上锁的。在秀色，值得上锁的东西只有水。家家都有阔大的桦木水橱，木桶安放进水橱，水橱用铁锁锁住。三几寸长的铁钥匙挂在一家之主的腰间，显示着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的神圣不可侵犯。秀色人都知道那条与邻人相处的规矩：借米借面不借水。外村人来秀色串亲戚，也都知道不带米不带面只需带水，水就是最珍贵的礼。大人拎个大瓦罐，小人拎个小瓦罐，拎着水瓦罐的亲戚在秀色会被待为上宾。

秀色人使水也讲究，须使到极致方可将水“放”走。一瓢水先是洗脸，再是洗菜，然后馏锅。等锅里的饽饽蒸熟，舀出馏锅水或喂猪，或待到下顿饭再折回锅里。

说到洗脸，那大半是姑娘家的事。娘儿们汉们是不洗脸的，他们已经没有洗脸的概念。只是那些有姑娘的人家，姑娘在一家之主掏出钥匙打开水橱的锁时才会请求一声：“叫我先冼把脸吧!”她们一边请求，一边为自己这奢侈的心思感到愧疚；愧疚着，又非要说出这奢侈的请求不可。水的匮乏使她们的眼睛失却着光泽。她们面色黯淡，呼吸也不够清爽，发辫荒草一样纠缠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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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

“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入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冼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析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