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1903年6月出生于其父任职的英国驻印行政部门所在地孟加拉。以政治讽喻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闻名世界。《牧师的女儿》也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虽远不如其政治讽喻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闻名，但也表现了特定时期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立场。

《牧师的女儿》一书沿袭了乔治·奥威尔一贯的批判现实风格，作者塑造了一个20世纪上半叶英国国教偏远小教区牧师的女儿——多萝西。这个身份赋予了她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虔诚的英国国教信仰。直到有一天，她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家，并失去了所有记忆。从前规律、严谨、单纯并以宗教为轴心的生活彻底发生了变化。她流落街头、风餐露宿、身无分文，严重的是丧失了信仰。为了生存，她不得不与一帮流浪汉、“下等人”为伍，靠出卖体力勉强维持生计。后来，她渐渐恢复了记忆，却迫于和羞于关于她离奇失踪的谣言而不敢归家，只好栖身于一所下三滥的学校，过着寄人篱下、屈辱不堪的日子。但生活这时却出现了转机，谣言散尽，父亲也原宥了她，她重新回到了家，回到了原来熟悉的生活。但信仰却永远地失去了。

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在本书中，他通过多萝西的经历“这块窗玻璃”，把20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某些方面的状况透射出了些许，向人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英国中下层的生活场景。特别引人思考的是宗教信仰的实质是什么，信仰与生活是什么关系，信仰的丧失意味着什么。

乔治·奥威尔的旗帜（代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我们正赶着做查尔斯一世的戏服。”她说。（教会学校的孩子们在报刊基金的资助下，正排练一出名为“查尔斯一世”的戏。）“但我真希望我们选的东西简单些。盔甲太难做了，长筒靴怕是要坏了。我看下次不如演一出罗马或希腊剧，这种戏只要穿长袍就行了。”

这番话只能引来牧师又一阵压着嗓子的嘟哝。校园剧、露天表演、各种慈善义卖、受人资助的音乐会，在他眼里，倒是比收获感恩节好了许多，但他没有刻意掩饰对此的心情。他以前常说，这些事必定有害无益。这当口儿，女仆艾伦推开门，一只粗糙的大手提着肚子上麻袋似的围裙，笨手笨脚地走了进来。她是一位身材高大、宽肩阔膀的姑娘，生着一头灰发，有一副哭丧似的嗓子，病恹恹的，一年到头地患哮喘。她机灵地看了牧师一眼，话却对多萝西说，她生怕和牧师直接说话。

“小姐……”她开口道。

“什么事，艾伦？”

“小姐，”艾伦操着一副哭丧似的腔调接着说，“波特先生（Mr. Porter）在厨房里，他问教区长能不能过去替波特太太的孩子做洗礼？他们说他恐怕活不过今天，他还没受过洗呢，小姐。”

多萝西站起身。 “坐下。”教区长含着满嘴的饭立刻吩咐到。

“他们认为孩子得了什么病？”多萝西问。

“对了，小姐，他浑身发紫，恐怕得了严重的痢疾。”

教区长好不容易将嘴里的饭咽了下去。 “我用早餐的时候，非得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么？”他大声说着，转身面向艾伦：“你让波特忙自己的事去，说我十二点去他家。真想不通，这帮下等人凭什么偏偏要赶在人家用餐的时候来为难人。”他说着，恨铁不成钢地瞥了眼坐下的多萝西。

波特先生是名手艺人，确切地说，是个瓦匠。教区长在洗礼上的观点非常正统。如果情况紧急，他能摸二十英里的雪路去给一个快死的婴儿施洗。但他见不得一听到一个粗俗的瓦匠来，就匆忙离开早餐桌。

早餐期间，两人再没说话。多萝西的情绪愈发低落。钱的事非提不可，但注定不会有一个好结果。用完了早餐，牧师起身去拿壁炉台上的烟丝罐填烟斗。多萝西祷告了一声，又掐了自己一把。快，多萝西！快说！千万别害怕！她终于开口说：

“父亲……”

“什么？”牧师说着，拿着火柴的手悬在空中。

“父亲，我有事要问您。非常重要的事。”

牧师顿时变了脸色。他料到她要说什么；但奇怪的是，这次没有和从前一样发脾气。他一副铁石心肠的模样。格外像一个冷眼旁观的斯芬克斯。

“好啦，亲爱的多萝西，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又要问我要钱。是不是？”  “是的，父亲。因为……”

“算了，我还是省了你的麻烦吧。我一个子儿都拿不出……下个季度前，我一个子儿都拿不出来。你拿了零用钱，我半个便士都给不了你。你这个时候来为难我根本没用。”

“可是，父亲……”

多萝西的情绪愈发低落。每逢问他要钱，最糟的莫过于他讨厌、无动于衷的态度。每次提醒他债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他都不为所动。他显然不明白，小商人们总想把账给结了，没有充足的本钱，哪一家店铺都转不开。他每个月支给多萝西十八英镑，用于家中的用度和艾伦的薪水，与此同时，他对吃非常“讲究”，稍有差池，他当即就能发现。结果当然是新债摞旧债，但教区长对自己欠的债从不关心——说句实话，他甚至都不知道。要是在投资上折了本，他会寝食难安；但说到欠杂货铺的债——得，他可不会去费这个神。

教区长烟斗飘出一缕袅袅的青烟，他出神地看着查尔斯一世那幅钢版画，看来已经将多萝西要钱的事抛到了脑后。见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多萝西一阵绝望，但她又鼓起勇气，比先前大声地说：

“父亲，请您听我说！我要尽快弄些钱来！真的！否则，我们真过不下去了。镇上的杂货铺，我们差不多家家都欠了钱。天天早上，想着我们欠下的这些账，我都没脸上街。您知不知道我们欠了卡吉尔将近二十二镑？”

“这有什么？”牧师喷云吐雾地说。

“可账都欠了人家七个月了呀！他一遍遍地催。我们非清不可！让他那样等着，对他也不公平！”

“这是哪儿的话，我亲爱的孩子！这些人就指望着讨账呢。他们喜欢这么着。最后反而给他们带来大钱。天知道我欠了凯金庞多少账……我也懒得问。每逢过账，他们都缠着我讨。可你听我发过牢骚么？”

“可是，父亲，我不能像您一样想，我可不能！就算没错，但也不忍心。我觉得害臊！我去卡吉尔店里买肉的时候，他一句话就打发了我，要我跟在别的顾客后面等着，这不都是因为我们赊了人家这么久的账。但我也不敢不在他那儿买。不然他会送我们去坐牢。

教区长皱起眉头：“什么！你说那家伙对你无礼？”

“我没有说他对我无礼，父亲。但要是因收不回账发了火，您也怪不得他。”

“我肯定怪不得他！如今这些人为所欲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令人发指啊！但我点到为止，你明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快乐时代’的遭遇。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民主——进步。别去那家伙的店里买肉了。你这就去给我告诉他，你要去别家赊账。对待这种人，只能用这个办法。”

P18-20

乔治·奥威尔的旗帜

2010年英国有项调查表明，乔治-奥威尔仍然是当今最受同行热爱的作家之一。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是其中的少数。

现在说起奥威尔，大家都会想到《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在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写的《奥威尔传》里，他却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知识，恰恰是我们的读书界欠缺的。

奥威尔前期的著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and Out in Pars and London（《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和The Road 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呈现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有点像。奥威尔愿意到社会的最下层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态度本身就带有英国式社会主义特色。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英属缅甸当了好几年警察，可谓出乎想象的选择。奥威尔经常穿着粗呢子外套，没有一点当时的“绅士”派头，显现出他的平民意识以及对劳工阶级的同情。但奥威尔家实际上也算是中上阶层（即所谓的upper middle class），他自称在那阶层里属下层。

英国精英阶层出左翼，这是出了名的。19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党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和文化界的杰出人士。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奥威尔特立独行，跟标准的左翼也不大一样。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坚持中上阶层的标准，奥威尔则不然，他好像有意拒绝所谓的体面生活，有时候甚至自讨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绝不抱怨，大概这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但是，这也是英国清教徒的传统。英国最优秀的公学（在我国，这些世界闻名的学校被称作“贵族学校”）对学生管束极其严格，从来不提倡奢华之风。奥威尔没有“食不厌精”的恶习，他的母校伊顿公学也会以此为荣。

奥威尔用他的笔树立了一面特立独行的政治的旗帜。他在《我为什么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但是，当我们看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的成就之后，再回头读他早期的作品如《缅甸岁月》《巴黎伦敦落魄记》等，也会欣赏他平铺直叙甚至打破故事情节直接评头论足的风格。评论家弗里德里克·卡尔就说到，奥威尔作为新闻记者或社会历史学家的成分要远大于艺术家的成分。  奥威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厌恶陈词滥调，并说一切装腔作势的文字都“暗含欺诈”。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顺畅、明晰的写作风格有关。二战结束后，他对语言的退化尤其警觉。他在《政治与英语》一文（1946）引用了五段文字，说明“意象陈腐” “意义含糊”的文风如何败坏英语，败坏政治。《一九八四》中颠倒黑白的“新语”无非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语言“坏习惯”的极端表现形式。奥威尔还指出，语言败坏的根本原因是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然后他列出三项应该予以谴责之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三件事涉及奥威尔自己的祖国和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可见奥威尔并不是可以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概念来归类的作家。

20世纪30年代，各国左翼人士以不同方式卷入西班牙内战（1936-1939），奥威尔也不例外。他站在民选的共和政府的一边与弗朗哥的国民军作战，受过伤，但是他稀里糊涂地加入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不属于国际纵队，据说是托派组织，受到打压。左派里面关系复杂，有时内部的派系斗争太残酷。奥威尔对苏联的失望是从这时开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经历写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我国至今没有研究西班牙内战的著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说明学界对二战错综复杂的缘起还缺乏比较基础的认识。当时支持弗朗哥叛军的主要是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美英的相关政策其实也间接损害了共和政府的利益。奥威尔不满于苏联，绝不意味着他的政治立场转向了后来得到英美承认的弗朗哥政权及其背后的支持者。要深入了解奥威尔是不容易的。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不择手段维护英国的利益，反对权欲，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不过他在1949年也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过，提供了一份名单。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研究创始人雷蒙·威廉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过一本介绍奥威尔的小书（收入大名鼎鼎的“现代大师”系列），数年后编辑了一本奥威尔的评论集。威廉斯对晚期奥威尔提出过深刻的批评，他的观点在英国左翼知识界是有代表性的。

……

如果非要给奥威尔贴一个清晰的标签，那么大概可以说他是个尊崇个人自由、主张平等、反对极权和传统权威但是又有着鲜明英国社会主义信仰的作家。他还是反宗教的。《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代言人叫O’Brien（奥布兰恩），这是爱尔兰名字，爱尔兰人基本上都信天主教。这就比较隐晦了。著名英国小说家、《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杰斯的一句话十分有名：“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其实未必。《发条橙》发表于1962年，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绝对的、带有反社会意味的个人自由与高科技主导下不容一点独立个性的社会规训机制形成尖锐的冲突。奥威尔的自由礼物并没有使伯杰斯对人类的未来乐观，伯杰斯无法在《发条橙》所呈现的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并不是站在善的一边谴责恶，它必定包含一种恐惧的意识，而引起恐惧的现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处弥漫的潜能。

单从文学艺术上来说，我觉得奥威尔最好的作品是他的文章（essays），他的文笔清爽流畅，见解独到，每一次阅读都是充满惊喜的旅行。这些文章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政治，但是渗透了他的道德敏感性。奥威尔对自己很警觉，这可能和很多中国作家不一样。他在《我为什么写作》里说，他写作的第一条动机是想显得聪明，纯粹出于虚荣心（sheer egoism）。这种对自己十分警觉的态度也是一种道德品质。D.J.泰勒在《奥威尔传》中，对奥威尔作品中的道德观大加赞赏：“奥威尔著作中的独特风格完全可以进入‘好书指南’之列……最重要的是，奥威尔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闪射的光线、一条穿越晦暝的大道。作为一种道德试金石，他的个人行为举止并不是源于所谓‘体面正派的举止’，也不是源于被层层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体面举止。”（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1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乔治·奥威尔小说全集》，收录了奥威尔的七部小说，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奥威尔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出版活动，在翻译风格上较之其他已面世的译本也有新意。云南人民出版社能尽可能全面地、集中地将奥威尔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