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吃人”的秘密
就在傅斯年奔赴李庄之时，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四川省政府拍发电报，其中有“前方在抗战，后方捣乱”等语，下令省政府与宜宾专署配合当地政府和驻军整治李庄的社会秩序，让内地迁来的各学术机构、学校有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同时稳定抗日后方的局势云云。
宜宾方面接到省政府转来的电令，经过分析，认为这一事件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有人故意煽风点火，这伙人可能来自两条暗道：一是当地的汉奸故意制造谣言，以达到扰乱后方，给抗日前线施加压力的目的；二是共产党地下武装借机制造混乱，趁势组织农民和失业商人、官僚以及无业游民等搞武装暴动。而这些人大多是当年张守恒、洪默深等组织的所谓“川南工农革命军”造反暴动的“残渣余孽”。一旦让他们借机成了气候，在李庄甚至整个川南闹将起来，将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身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忌恨的就是共产党拉人入伙搞暴动。如真的造起反来，宜宾专署不知有多少地方大员或驻地军官要遭革职查办，甚至拿入大牢落个“秋后问斩”的结局。想到此处，坐宜宾专署把交椅的专员冷寅东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组织一批地方要员和两个营的兵力，亲自带队，乘“长虹”号火轮（老式轮船，1949年后归四川省轮船公司所有，20世纪70年代退役）顺江而下，向李庄进发。当船行至宜宾与李庄之间的双流溪战略要地时，按照预定方案，一营兵力弃船登陆驻扎，其他人员和官兵继续沿江东下，在李庄码头登陆。
冷寅东来到李庄，立即于南华宫大殿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民团、联防头目，驻军首领，中央研究院方面的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陶孟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以及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各色人物开会。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冷寅东下令各县、乡镇的负责人先在自己掌管的地盘内，组织力量严查密访，除查出借机造谣捣乱的汉奸外，着重探查暗藏的共产党人，对当年张守恒、洪默深等“川南工农革命军”及其九族，进行地毯式的清查。一旦查清与“吃人”谣言有关者，立即捉拿归案，押入大牢，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
各县、乡镇长回归自己掌管的一亩三分地，迅速组织民团、警察及联防队员展开调查。但查来查去，几天过去，各地除抓获一批地痞流氓、游手好闲的无业者，以及参与造谣或聚众滋事、向史语所和同济大学发难的愚昧乡民外，并未发现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与事件指挥的线索。冷寅东听罢，尽管心有不甘，倒也算一块石头落地。在他看来，只要没有共党分子从中捣鬼，几个地痞流氓和无知乡民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与兴师动众。但既然已经兴师动众来到李庄，总得有所作为或动作，好给上司有个交代，于是冷寅东再次于南华宫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此时，傅斯年已抵达李庄并应邀参加了会议。除上次参加会议人员外，李庄的党部书记罗南陔，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慧，士绅李清泉、张访琴、罗伯希、王云伯等也应邀参加。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二，一是被抓人员如何处置；二是如何平息事态，消除谣言，体面地收场？
众人吵吵嚷嚷，争论了半天，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直在桌旁默不作声的党部书记罗南陔突然起身道：“诸位，能不能容兄弟我说几句？”
人们停止了争吵，目光渐渐转了过来，主持会议的冷寅东望了罗南陔一眼，点头道：“好，好，下面听罗先生的高见。”
罗南陔清了清嗓子道：“依兄弟愚见，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中既然没有共党异己分子，没必要非来个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老虎凳暂且放着备用，歉收之年，弄一罐辣椒汤也不易，还是留着给感冒发烧者喝吧。至于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吃人，在兄弟我看来确有其事，怎能怪罪乡民传播消息？”
话音刚落，南溪县县长叶书麟霍地起身，沉着脸，目光逼视罗南陔，厉声道：“南陔兄，你是不是昨晚猫尿骚儿喝高了，到现在还没醒，果真如此，我劝你还是到外面醒醒再开尊口吧。”
叶书麟冷不丁地横插一杠子，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众人望望罗叶二人，开始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罗南陔略做沉思状，微笑道：“兄弟我是不是喝多了，请县长大人听完我的话再下结论不迟。诸君子在李庄逛街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几家牛肉馆门前堆着牛骨头，不用查，馆子里肯定杀过牛。还有几家羊肉馆，门口也摆着一堆骨头，这个馆子几乎是天天宰杀羔羊。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室内室外摆着人头、人骨，还有完整的人尸体，这不是杀人、吃人是什么？诸位仁兄想想在下所言是否有理？”
“放肆！你这是哪家道理？分明是一派胡言！”叶书麟因一时摸不清罗南陔的真实意图，怕把事情搅得过于复杂，让自己这个父母官不好收拾，脸色铁青，怒气冲冲地对罗指责起来。
罗南陔并不理会这位县太爷的态度，依旧微笑道：“当然，兄弟我刚才所说，只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和看法，并不代表在座诸兄的心理。试想，这乡间农民整年在山中劳作，与水土树木、五谷杂粮打交道，哪曾见过这等风景？他们咋个晓得和理解这帮搞学问与教学的专家，是在研究古人类和解剖人体？因不晓得和不理解，就像在牛肉馆、羊肉馆门前看到的情形一样，误认为是吃人。常言道，不知者不为罪嘛，我说对抓起来的人没必要把他们按在老虎凳上捏着鼻子灌辣椒汤，搞得杀猪一样号叫连天。兄弟我的意思，除几个寻衅滋事、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混混，其他人想个法子，如按头捏鼻让其学学狗爬狗叫等教训一下就行了。至于那些不知内情的民众，兄弟我也有办法对付，古人云，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各自办个展览，把那些人头、尸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再做些适当的解释并发布，谣言可不攻自破矣！兄弟我的话完了。由于鄙人才疏学浅，见识不多，不当之处，兄弟自当谢罪。”罗南陔说罢，冲众人一一拱手，坐了下来。
会场一阵沉默，此前没有人会想到罗南陔说出这番颇具悬念与幽默感的话来，叶书麟更感到意外，顿觉尴尬万分，只好扭头咳嗽几声，故作冷静地点火抽起烟来。
冷寅东见众人沉默不语，把目光转向正含着烟斗喷云吐雾的傅斯年，微笑着以征询的口气道：“孟真先生，请谈谈您的高见吧。”109－110
拙著《那时的先生》三校完毕，责编似乎意犹未尽，或感到缺点什么，建议我写一篇《后记》略述前缘，即这一部书与《南渡北归》等另外几部类似题材作品的内在联系。犹豫问，想起2015年9月应宜宾市政府之邀，参加“李庄抗战文化与文化人的抗战”论坛时，我曾在演讲中对这方面有所表述，今蒙责编的提醒与厚爱，在演讲稿的基础上稍加修订，以“《南渡北归》的先声之作”为标题，权当这部拙著的《后记》吧。
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的前夜，我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采访三星堆文物发现、发掘的事。结束后，一人来到省博物馆大门外露天广场喝茶，望着眼前各色人物和来往的车流，心中似乎有一种牵挂、有一种情愫挥之不去，简单说就是觉得有一件大事因缘未了。沉思良久，突然感到上帝在叩击我的额头，一个到李庄看看的念头闪电般袭来。于是，第二天我便从成都搭车来到了李庄。
我之所以突发灵感决定到此探寻，实因有段前缘，即以前写过近十部考古题材的纪实文学著作如《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西汉亡魂》《岭南震撼》等，当时参考的文章和采访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不时直接或间接地提及他们的前辈和四川李庄这个神秘的地方，即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几家学术机构流亡西南的驻地，述及李济、董作宾、梁思成、夏鼐等先生在李庄如何披荆斩棘、建功立业。有考古界中人还向我简略叙述当年的先生在李庄一隅之地，创造了学术史上一段精彩传奇，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他们的徒子徒孙，正是新中国考古、文博、建筑等各界的专家与学术创造的主力云云。——这一切，在成都街头喝茶的那个片刻，突然集中爆发并促使我奔向这几“界”的源头，朝拜心中的圣地，寻访圣地流传的故事，倾听先生们当年的声音甚至呼吸。
按照我当时的认知，李庄属于四川省南溪县，便乘车直奔坐落在长江北岸的南溪县城。到后方知，李庄已划归宜宾市翠屏区了，这个建制上的变化对我而言无所谓，有关系的是由成都到李庄，乘车直插宜宾市才是正道，奔南溪等于走了岔路、绕了远道，因为南溪、李庄隔江相望却无桥可通。当晚，我在南溪一个招待所住下。时有报道说北京因非典死了不少人，传言有人直接死在了大街上云云；另有报道称卫生部部长与北京市市长因对疫情控制不力，且欺上瞒下，已被中央革职查办，等等。招待所服务员一看我的证件是来自疫区，吃了一惊，慌乱中一撒手把证件扔到桌上，后来可能自觉有点失态，遂找来两根小棍棍把证件夹起递给我，然后拨电话，好像是问一个上司是否容我居住。我在成都看过报纸，意识到事态严重，遂立即向服务员解释，我已离开北京半个多月了，走时那里颇有四海升平、万邦祥和的气象，什么疫情与灾情也没发生，等等。还好，服务员放下电话，说了声“312房间”，算是容我住了下来。我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不必流落街头。晚饭后，天尚未黑，我来到城外看看当地风情，只见青山苍苍，江水泱泱，高大巍峨的城墙和砖砌“文明门”屹立在江边，标志着这是一座非同一般的古城，其遗存的气势给人一种心灵震撼的同时，也令人对此地的历史文化肃然起敬。
第二天，坐车来到城外江北岸一个叫涪溪口的地方，转乘一艘不大的小船渡江来到南岸的李庄。这才知道，李庄不是我想象中的村庄，而是川南一座古老重镇，有许多宏大的建筑与古老的庄园，再后来才知有著名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庄园式建筑群保存至今。也正因有这些建筑遗存，才能容纳20世纪40年代流亡的知识分子，包括同济大学等高校师生，一万多人来此避难，并使这座沉寂多年的古镇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分别是重庆、成都、昆明）。
我沿着街道一路打听到了镇政府，向办公人员说明情况。未久，办公人员找来一位五十左右的先生领我到镇里街道转转，看哪些情况需要采访记录。这时才知道，领我的是左照环先生。当时镇里正编写镇志，并准备搞点旅游产业，招了几个小姑娘学习当讲解员，左先生作为李庄镇文史专家，在编完镇志后又当了讲解员的指导老师。这次得到镇党委书记孙远宾、镇长毛霄的指示，左先生暂停教学工作而专门陪我在镇里采风，令我十分高兴又感动。
在左照环先生带领和热情讲解下，我参观了当年流亡此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及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居住的地方；看了中央研究院的各位先生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李方桂、吴定良、陶孟和、吴金鼎、夏鼐，以及中博筹备处的曾昭燏、李霖灿、赵青芳等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还走访了人数最多的同济大学师生居住的几处庙宇楼舍和他们跳高跑步的操场。在追寻先生遗迹、瞻仰遗存的过程中，又听了当地乡亲讲述先生们在李庄的工作情况与逸闻趣事。一时间，先生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一桩桩往事像槌子一样敲击着我的心房。在受到大震撼、大感动的同时，我决定写一部书，作为对这些先生的追思与纪念。
回到北京后，我集中精力把有关三星堆发掘的《天赐王国》写完，迫不及待地重返李庄，正式开始有关采访与资料搜集工作。当时李庄镇政府有个招待所，但比较老旧，加之在镇政府院内，住起来不太方便。在左先生带领下，找到镇外一个养猪场，时场内的猪已被处理掉了，场主看到镇里要搞旅游开发，前景广阔，远景诱人，便捷足先登，把已卷了铺盖回家的几个饲养员的房间打扫一下，弄上一床、一被、一枕头，开始对外以每天10元的价格招揽客人。这个养猪场坐落于镇外田野，靠近上坝月亮田，进出方便，晚上安静，很适合我这类人居住，对于其他旅客却未必如意，这样我算是住进去的第一个客人，后来听说也是这一年唯一的一个客人。当时除左照环先生陪我走街串巷、四处访问外，经左先生介绍，李庄摄影家王荣全老师也经常陪同并帮忙照相。镇党委书记孙远宾、镇长毛霄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记得有一个中午，他们二人于日理万机中挤出时间，带着镇宣传部长尹晓波同志和摄影家王荣全老师来到养猪场，借场内的厨子招待我喝了一顿李庄白酒，尝了著名的李庄白肉，吃了何老幺的花生和几块李庄白糕。自此之后，我对李庄的三白（白肉、白酒、白糕）兼花生等特产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感情。半个月后，我返回北京，查阅相关资料并采访相关人物。第二年，我又来李庄两次，仍住在养猪场，对先生们的过往与流传的故事进行采访与探寻。又过了一年，终于成书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便是读者看到的《南渡北归》先声之作一《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问世的经过，也是抗战时期流亡的自由知识分子题材这一“宏大叙事”写作的缘起。
当我进入李庄并对抗战时期流亡的先生们居住地考察过之后，心中波澜涌动不息。原因有很多，比如地方偏僻，生活艰苦，得病无处医治，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妻子、翻译家沈性仁，考古学大师李济的爱女等，就因患病得不到及时救治且无药救治而去世。而林徽因、梁思永也因肺病差点命赴黄泉，真可谓贫病交加，莫之奈何。当时梁家穷得吃不上饭，梁思成把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钢笔都卖掉了，为的是换一点粮食与医治林徽因的药品。他的儿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脓疮，久治不愈，受了很多罪。——但这一切，只是让我哀叹与悲伤，还不足以惊奇与震撼，当时全国军民都处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中，比这惨烈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那么真正让我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流亡该地的大师以及普通知识分子，向世界展现的不屈的精神风骨，那就是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相反却是血脉债张，灵性飞扬，散发出一种坚硬如石的特质，如患有严重脊椎病、身穿铁背心用以支撑身体的梁思成，经常趴在桌子上用一瓶子支撑下额坚持写作、绘图，而他的爱妻林徽因与他的二弟梁思永，于病床上编辑《中国营造学社学刊》和有关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报告。当然，这样伟大的学者不只是梁家兄弟，与梁著匹敌的还有被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并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的董作宾所著《殷历谱》，还有李霖灿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中研院几个研究所流亡李庄的其他同人撰写的数部著作与大批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加上同济大学教授们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正如费正清到李庄考察后发出的感叹：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在如此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忍辱负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这个成就与精神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也是人类历史的光荣。～因了这些，我对流亡此地的先生与大师感佩的同时，心灵产生震撼并于震撼中决定去搜寻他们更远的足迹以及各处流传的故事，以写出更丰富、更厚重的作品。此后，经过赴湖南、云南和台湾等多地探寻访问、查证资料档案，在《李庄往事》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终于在2011年以简体与繁体字的形式，在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了《南渡北归》三部曲。屈指算来，自第一次踏上李庄的土地进行采访考察，到《南渡北归》出版问世，倏忽已过八年矣。
现在，自我首次走进李庄已过13个年头，其间，因自2011年起受邀赴台湾“清华大学”任驻校作家的缘故，我与当年赴台大师的子弟交往变得方便起来。借此机会，我先后拜访了董作宾公子董敏先生，石璋如公子石磊先生，李霖灿公子李在中先生，以及大师的学生辈人物如李亦园先生等，搜集到不少新的资料，对此次增订贡献甚多。尤其关于李霖灿先生到丽江、玉龙雪山与大理考察那一段，多来自李在中先生赠送的珍贵资料并蒙李先生亲自审阅，对其中的错讹之处予以修正，使错讹减少到最低。另外，在“清华大学”驻校期间，我曾无数次乘班车由新竹校园往返于台北南港“中研院”，并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室、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等机构查寻有关李庄和抗战时期先生们流亡李庄的档案和相关材料，收益甚大，查到许多珍贵资料以补充到增订稿中。而增加的关于同济大学内部纷争一案经过，几乎全部采自“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室“朱家骅档案”。同时，承蒙“中研院副院长”王沉森先生赠送新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卷，为拙著再添珍贵史料，想来读者已经看到。此处特别向保存、整理这批档案的先进表示敬意和感激之情。
仍然是出版方的建议，认为原书名“李庄往事”狭小了些，增订后改为更宽泛的“那时的先生”，而“李庄”作为副标题出现或更易为读者接受与理解。对这个建议我表示同意和支持，遂有了增订后的《那时的先生》一书问世。原书有李光谟先生序文一篇，增订版仍用其文，因修订时考虑到更换书名，遂又请李光谟先生将序文稍做改动，以与新著匹配。想不到改动未久，李先生未能见到增订版问世便归道山，此为一大遗憾，特此纪念。
忆及本书采访和写作过程，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官长和普通公民的支持帮助，在新书出版之际，谨向中共李庄镇党委、镇政府，中共宜宾市翠屏区委、区政府，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档案馆，聊城傅斯年陈列馆，清华大学档案馆，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与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等单位给予的协助与支持表示感谢。特别向中国大陆地区的张平、李强、程政、黄继军、朱莉、代军、何春琳、肖慧、廖霆、袁向东、钱峰、柴军、罗勇、熊超、潘成君、孙远宾、毛霄、尹晓波、左照环、王荣全、罗萼芬、罗筱蕖、洪恩德、张铭旭、张仲杰、张遵凌、刘渊柱、逯弘捷、王世民、傅乐铜、李光谟、徐冬冬、王立民、林洙、梁从诫、刘承军、梁白泉、龚良、陆建芳、邓嘉嵋、曾宁、虞吴、何承钧、钟丽霞、沙俊平以及台湾地区的董敏、石磊、李在中、李亦园、陈存恭、王汎森、黄进兴、何汉威、陈永发、张朋园、陈力俊、林馨琴等知名人士与友人的支持帮助表示谢意。
最后要特别提及的是，拙著《李庄往事》与《南渡北归》出版后，得到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三级党委与政府的肯定与鼓励，我先后被当地政府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中国李庄文化研究院顾问”，并被当地学校、画院授予“李庄中学校顾问”“中国李庄书画院总顾问”等荣誉称号。此为当地政府和人民对我的厚爱，也是我一生中最看重的荣誉称号之一部，在珍惜这份荣誉的同时，我将继续为李庄抗战文化的发掘与传播竭尽绵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长沟流月去无声
岳南先生描写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长篇纪实文学即将付梓，约我写一篇简短的序文。我对文学没有研究，但由于这部描写科学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作品，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真人真事，书中记载的人和事我略知一二，作为在抗战中流亡祖国后方并在李庄生活了六年的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科学界、教育界人士纷纷南迁。随着淞沪抗战炮声响起，坐落在上海、南京的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等科学机关、教育机构，也相继开始了西迁历程。当时家父李济服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个重要学术机关，也在炮火硝烟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那时我是一个少年学童，对时局并没有多少认识，但从长辈们严肃紧张的表情以及忙碌的身影，还有与平时大不同的言谈举止中，明显感觉到战争的恐怖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就我所看到的情形，在日本强寇压境，血与火的战事即将在南京拉开大幕的前夜，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史语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进行的搬家是匆忙的，经过众多人手不分昼夜的努力，史语所尤其是考古组多年积攒的重要出土文物及全部原始记录都装箱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就封箱留存在城中或掩埋入土。在敌机呼啸、炸弹纷飞中，南京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一船又一船从上海与南京运载的机械设备与珍稀物品，争相向西南大后方运送。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头城，百感交集，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随着上海和南京沦陷，日军步步进逼，西迁的机构在长沙只停留了三个多月，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与中博筹备处，连同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又开始向桂林、昆明一带迁徙。此时，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因院务羁绊，把史语所事务委托李济负责。这次搬迁可谓是极其艰巨的工作，但总算安全抵达目的地。1940年冬，迫于日本飞机对昆明狂轰滥炸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加之滇越线吃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机构不得不再次撤离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我们全家随所一同入川，在扬子江尽头的李庄镇羊街一个院落住下来，想不到这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京。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书剑飘零的岁月，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下江人”，一批又一批迁入四川，当地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而李庄人的慨然相邀与热情相助，使流亡中的学者和莘莘学子得以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桌。原本籍籍无名的李庄镇，迅速成为抗战期间大批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与中国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中国的人文学术与新式教育在西南部这个乡村古镇得以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迁入李庄不久，我得天时、地利之便，有幸于1942年进入同济大学附中读书，两年后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继续我的学业。
听说早先李庄镇在川南一带是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川南物资集散地，过往商贾络绎不绝。或许由于这些条件，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规模庞大的庄园式建筑应运而生。也因了这些便利条件，才有了战时一万多“下江人”云集而来的机缘。不过当我们到来的时候，由于连年的战乱，古镇已趋于衰落，往日的繁荣不再，应该说是比较偏僻和闭塞了，特别是医疗条件很差，当地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了病却得不到及时治疗。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都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因得不到有效治疗，林梁二人长期卧床无法工作，而沈性仁——这位民国初年的一代名媛，抗战未结束就病逝了。当时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虽有医学院并有高明的医学教授，但终因没有药物为病人治疗，医术再高明也无力回天，有些病人的生命还是未能挽回而消逝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教授也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在昆明与李庄病逝。她们患的并非疑难重症，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得不到相应的药物治疗，致使她们过早离开了人世。此事的影响远超出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打击。前几年我回了一趟李庄，有几位青年朋友和我谈起当年迁来的学术大师，说如果陈寅恪大师也来李庄的史语所住上几年，那这个文化中心的分量就更重了。其实说者不知，陈寅恪原本是要奔李庄来的，据陈先生的长女流求女士在一封信中告诉我，抗战时期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逃出返回内地时，原打算由桂林入川到史语所工作，并做好了去李庄的准备。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当时身体条件极坏的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入川后直接从重庆过内江去了成都。自此，李庄与这位学术大师失之交臂。
岁月如梭，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当年迁往李庄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今天读这部作品，我感触良多。此前，我与岳南有过一些交往，知道他在二十几年中一直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撰写中国考古界的人和事，并有十几部纪实文学作品问世。与他以前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明显是以李庄的人文历史为主轴，对相关人物命运多侧面地加以铺排和描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需要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与相关人物背景、生活情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要写出接近历史事件和人物原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值得庆幸的是，岳南通过实地采访和体验生活，对李庄当地人文历史有了一定把握，加上在大陆和台湾两地查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在相互校对考证之后再加以书写，这样写出的历史事件与逝去的人物就与向壁虚构的完全不同了。我在读完初稿后深为感动，尤其看到那些历尽劫难、九死一生、我熟识或不相识但闻其名的老一代学人，在走出李庄后于政治风云变幻中大起大落的生活境况与悲怆命运，当然还有李庄本土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物所遭受的人生际遇，禁不住唏嘘叹息，为之扼腕。或许，这部作品向人们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隐化于这难言的、如同林徽因诗中所述的“万千国人像已忘掉”的历史记忆之中吧！
谨抄录宋人陈与义词《临江仙》一阕，以结此序：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睛，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曼。
（李光谟，1926—2013，李济之子，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翻译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学术教育机构学者、师生被迫向长沙、重庆、昆明等地区迁徙。1940年，因战事趋紧，同济大学师生迁往川南古镇李庄，继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先后辗转而来，一时间，众多第一流学者和大批珍贵文物古籍汇聚李庄——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岳南著的《那时的先生》以纪实的手法，深沉的情感，酣畅的笔墨，全景再现了在李庄的学者们艰苦卓绝的生活与学术历程，突出刻画了霸气的学人领袖傅斯年，耿介的考古学大师李济，苦心孤诣的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坚忍的诗人林徽因，孤傲的才女游寿，执着学术的董作宾、梁思永等先生的鲜明个性，以及他们面对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的精神风骨。在中国最艰危的六年，他们不离故国，焚膏继晷，薪传火播，在人文学科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承续发展了中国文化的命脉。
作品还着重对“研究院吃人事件”以及傅李冲突、同济校长与教授纷争、国宝被劫案等史事的真相做了细致探查，对其中的人事纠葛、研究院与大学的制度等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兼述李庄镇传奇历史、风土人情和当地官僚、士绅在抗战前后不同的人生命运，对多年被掩蔽的人物与事件做了详细的披露，读来令人感怀忆往、嗟叹不已。
历史纪实文学大家岳南十年增删，深刻再现艰危岁月杰出大师群体沉默而光荣的历程，还原中国文化版图中不应被忘却的一页。《南渡北归》先声之作，附赠甲骨学大师、书法大家董作宾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用纸考究，典藏之选。
着眼中国抗战艰危的六年，聚焦战时具国际影响力却被人遗忘的文化中心——李庄。聚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一流人文大师与理工医学学者，庇护珍贵的国宝与史籍。
民国史料精细校订，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档案资料，以及大师后人、李庄故人的亲历者口述记录。
岳南著的《那时的先生》探究历史真相：中研院吃人事件、傅李米贴案、同济、国宝被劫案，作者以精细的历史考证，酣畅淋漓的笔墨，探究细数被遮蔽的秘辛往事，剖析民国研究院与大学的制度与传统，对当代也可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