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抵抗者》的作者罗贝尔·尚贝隆作为唯一健在的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和让·穆兰的亲密战友，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以95岁的高龄，深情回忆当年在纳粹德国和盖世太保白色恐怖下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抵抗斗争，为世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关于地下抵抗斗争的第一手资料。

罗贝尔·尚贝隆编著的《法兰西抵抗者》一书主要是叙述1940年6月巴黎沦陷，戴高乐6月18日在伦敦发表抗战号召书至1944年8月巴黎解放期间，法国内地下抵抗运动在自由法兰西领袖戴高乐及其驻法国内代表让·穆兰（1899--1943）的领导下从自发行动走向联合、统一，并协助自由法兰西的正规军夺取巴黎解放的伟大斗争历程，以及围绕这一主题所进行的一系列关于二战抵抗运动各方面问题的回顾和叙述。

中译本序一

中译本序二

前言

第一章 第一次谈话

 我随让·穆兰走上抵抗之路(1940年)

第二章 第二次谈话

 让·穆兰在戴高乐指示下成立CNR(1943年5月27日)

第三章 第三次谈话

 制定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纲领(1943年至1944年)

第四章 第四次谈话

 让·穆兰在里昂被捕事件(1943年)

第五章 第五次谈话

 抵抗运动为民主和共和国而战(20世纪40年代)

第六章 第六次谈话

 抵抗运动参加临时咨询议会(1943年11月至1944年8月)

第七章 第七次谈话

 戴高乐同苏联、法共的关系(1943年)

第八章 第八次谈话

 让·穆兰同他的画家女友萨什(1943年)

第九章 第九次谈话

 抵抗运动组织参加巴黎起义和解放(1944年8月)

结束语

法国本土抵抗运动大事记(1939-1945)

译后记

玛丽-弗朗索瓦兹·贝什泰尔(以下简称贝什泰尔)：人们经常提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怎样成为抵抗者的?  对你来说，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贝尔·尚贝隆(以下简称尚贝隆)：确实，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引导每个法国男女参加抵抗运动的道路不一定都是相同的。

记得1939年底，法国的公众舆论对于国际形势演变的危险已经有了足够的注意，以至人们可以说，1939年9月3日，法国对希特勒的德国宣战并不是一场“晴天霹雳”。法国人备战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历史学家莫里斯·伏泰在谈到西班牙问题时曾经说过，西班牙内战是“在法国抵抗运动之前进行的一场抵抗斗争”，而今我基本上借用伏泰的这个观点。事实上，在许多法国民主人士、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缓慢前进的道路上，西班牙曾是某种决定性的因素……西班牙内战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转折。

贝什泰尔：这也是罗尔·唐居伊说过的话。

尚贝隆：因为正如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法国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大多是从国际纵队中发现的，特别是从法国纵队中发现的。

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对于许多抵抗者来说，参加抵抗斗争是不能脱离其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我出身于一个左翼家庭。相比之下，我父亲的家族也许比我母亲的家族更左一些。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都属于巴黎地区这个深受让·饶勒斯或朱尔·盖德发表的声明影响的左翼组织。而我母亲那边，她的父母亲是布列塔尼人，即使他们属于人们所谓自由职业者的阶层，比如她的父亲是个医生，他们的身上也还保留着天主教的传统。这是一些长期参加支持政教分离的宣传运动的、开明的天主教徒。

我母亲是一个信徒，我的父亲则不信教，但他却不反对教会干预政治。反过来，我母亲却更加反对教权，因为她是在嬷嬷的修道院里长大的，并且从小就对修道院的生活留下了坏的记忆。不过，我母亲常去教堂点大蜡烛。这种做法比较简便，尤其是因为当年我们住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圣热尔韦教堂旁边。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而信奉宗教文化。我们不到教堂去做弥撒。我们的住地有两个少年之家；一个是堂区的少年之家；另一个是公立学校的少年之家。为了伺机找些新会员来充实堂区的少年之家，本堂神甫来我们家登门拜访，对我母亲说：“夫人，您家里有几个孩子……但我们在教堂里却经常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这是多么遗憾啊!”我母亲就反驳神甫说：“我们不是一个信教者家庭。您要是离开我们的屋子，是会有好处的，否则，您就会有从窗户里出去的危险……”

我父亲可以被划在不信教者之列，但即便这样，他也始终拒绝向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宗教游行提供任何支持，因为他认为，支持反教权游行是一个能损害整个工人阶级团结的政治错误，而丁人阶级有必要在争取权利和社会平等的斗争中，超越个人偏爱和实行团结。

我父亲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战中的堑壕战，1917年10月爆发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法国政府)为了惩戒而枪决逃兵的行动，这一大堆事件的结果是导致许多年轻的法国士兵采取左翼的战斗立场，并在他们当中激发出左翼的战斗精神。此外，父亲同那些参加共产党的退伍军人建立了不少关系。他们都生活在一种左翼的社会环境之中。

当纳粹主义的崛起在德国开始出现时，法国人处于一种不仅使公众信仰的价值遭到威胁、而且使人们觉察到战争威胁的时局之中，并且从中看到了一种对德国纳粹主义所做的、既民主又爱国的反应。这样，他们逐渐地变成了抵抗者——这里讲的抵抗者是指1940年想说的那种含义。然而，历史的转折点还是在西班牙。我哥哥已经参加国际纵队，到西班牙去战斗了。他们认为，同法西斯进行斗争属于民主派的理想范畴，属于那些相信自由——就像法国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那样的自由——的人们的理想范畴。

至于我本人。我已经决定去当飞行员了。为此，就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因而要去上军事课。有些飞行员同学对我解释道：“不经过军事训练，你就永远也不能当飞行员。”因此，我就开始参加此次军事训练。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会成为歼击机飞行员，但我还是成功地被航校录取。只是我刚刚走进航校，就得马上离开航校。P3-6

2010年底和2011年初，罗贝尔·尚贝隆同玛丽一弗朗索瓦兹·贝什泰尔女士——她生于1946年，是同罗贝尔和达尼埃尔·尚贝隆夫妇长期交往的好友——进行过九次谈话。其目的是要充分地重现尚贝隆对他从1940年起作为抵抗者，在巴黎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回忆。事实上，由于这段法国历史的特殊性，再加上尚贝隆在抵抗运动中担负的领导责任，尚贝隆的这些回忆就变成了第一手的证词，有时则同此类或那类未能表现其历史真实性的叙述形成鲜明的对比。

尚贝隆1915年5月22日生于巴黎，1937年参加法国空军。同年，他进入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的办公室。尚贝隆在空军部长办公室工作时，受到让·穆兰的领导，后来继续是让·穆兰最亲近的助手之一，直至让·穆兰牺牲。1941年底，尚贝隆遭到德国警察和法国警察的追捕，所以1942年初，他转人了地下工作状态。

作为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尚贝隆在让·穆兰在里昂卡吕伊尔被捕之前、在法兰克福牺牲之后，都是全国委员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

1944年，尚贝隆担任咨询议会议员，并在战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1945年，作为法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此后还多次担任民选代表：1945年至1958年期间，任孚日省国民议会议员(属进步联盟党团)；1979年至1989年期间，任欧洲议会议员(加盟法共名单)。

显而易见，尚贝隆在二战抵抗运动中参加的活动将成为其战后全部活动的重要出发点。

本书是通过一系列过去从未披露过的政治分析、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证词、以及那些在访谈中想要保持其生动性和自发性的奇闻轶事．来描述尚贝隆在抵抗运动中参加的活动，以及参加这些活动后在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困难。

尚贝隆曾于1943年根据戴高乐将军的决定获得过抵抗运动勋章。此后，于1994年获得法兰西荣誉勋位团三级勋章，于1997年获得荣誉勋位团大军官勋章和2001年获得荣誉勋位团大十字勋章。

百岁老人罗贝尔·尚贝隆先生(1915-2014)是我1993年，在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时结识的一位真诚的法兰西友人。作为法国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尚次隆于1952年首次访华，参加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观礼活动，并于1954年第一个以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的身份，主张法兰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二十多年来，我同尚贝隆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他是我亲爱的忘年交之一。2014年3月，尚贝隆在克服老年疾病，勇敢迈向百岁诞辰之际，在巴黎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但意义非凡的回忆录《法兰西抵抗者》，获得法国读者的好评。这对2015年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说，无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4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尚贝隆先生从巴黎寄来的新著，当时真使我感到无比惊喜和激动。打开硕大的信封，首先映入我眼帘的，著作封面是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成员在1944年8月巴黎解放之际所拍的一张集体合影(从左到右，第四位就是当年三十而立的青年尚贝隆)，合影下方则有显赫的两行文字说明：“最后一位健在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委员在说话。”

打开扉页，我看到了作者的亲笔题词“谨表示我最好的和友好的回忆，R·尚贝隆”，以及作者在书里夹着寄来的一封短信。他老人家在信中殷切地表示，希望这本二战回忆录对我搜集戴高乐将军(1890-1970)的史料工作有所裨益。在热烈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的春天里，获得这样一份来自法兰西的珍贵礼物，读到这样一封百岁老人所写的热情洋溢的信函，我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于是，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致函尚贝隆，向这位百岁老人(准确地算，是99岁半，但中国人讲究逢九过十)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此后，无论是盛夏，还是金秋时节，我都恭恭敬敬地拜读尚贝隆先生的大作《法兰西抵抗者》。我深感，这是一部用法兰西抵抗者的青春、生命和鲜血写就的二战回忆录，读后令人震撼，受益匪浅。

关于新著的基本内容，我的总印象主要有三点：第一，作者以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前副秘书长的身份，讲述了当年以左翼激进党人让·穆兰为全国委员会主席、以法共抵抗组织为主体的本土抵抗运动组织进行的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民族斗争。第二，讲述了本土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两次秘密赴英会见戴高乐将军，同这位在伦敦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自由法兰西”领袖一道，建立国内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丰功伟绩。第三，讲述了乔治·皮杜尔在1943年10月到1944年8月期间继承让·穆兰的遗志，坚持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抵抗运动组织解放巴黎和参与建设新政权的英勇斗争历史。

简言之，尚贝隆先生所著的《法兰西抵抗者》思想深邃，内容丰富，语言精练，气贯长虹。它以高度的真实性、概括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画卷，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于是，我当即在2014年11月作出了一个翻译出版《法兰西抵抗者》的决定。当时，恰逢我的老领导、外交笔会会长蔡方柏大使同东方出版社领导等一道，在外交学院举行其新著《我同法国六位总统零距离接触》的发布会。我应邀参加了此次新著发布会，并借此机会，向蔡大使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潘少平先生推荐了《法兰西抵抗者》，以期获得他们的鼎力支持。不久后，在蔡大使的引荐下，我以外交笔会会员的名义，同东方出版社联系有关翻译出版事宜。

与此同时，我也及时地同尚贝隆先生进行了沟通，表达了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法兰西抵抗者》，并借此为这位百岁老人祝寿的愿望。对此，尚贝隆夫妇表示欣然同意并且非常高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5年元旦刚过，达尼埃尔·尚贝隆夫人就发来邮件，告知他老人家已于2014年12月30日在巴黎病逝的消息。噩耗传-来，我感到特别悲痛，因为法兰西不仅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人物，而且失去了一位同中国有着六十多年深情厚谊的深受法国人民和二战抵抗者爱戴的著名友好人士。此外，尚贝隆夫人还发来有关巴黎荣军院隆重举行追悼会，奥朗德总统向尚贝隆作最后告别，前部长舍维内芒致悼词等情况的报道和图片。痛定思痛，我坚持翻译的决定不变。我在回复悼念尚贝隆先生的邮件中向尚贝隆夫人表示，要下定决心，排除重重困难，去完成我在尚贝隆生前对他老人家许下的郑重承诺。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正是在法兰西抵抗者不屈的抵抗精神的激励下，我在7月完成了《法兰西抵抗者》的译稿。此后，我还在反复修改译稿和查阅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编撰写了一篇《法国本土抵抗运动大事记(1939--1945)》，并对原著的注释进行了增补。

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出版尚贝隆回忆录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作者遗孀尚贝隆夫人所提供的积极、可贵的支持和帮助。其一是她将作者生平的一些珍贵历史照片等，专门托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同志转来：其二是积极同法亚尔出版社联系，为东方出版社争取中译本版权提供其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三是邀请法国社会党元老、前部长让一皮埃尔·舍维内芒先生为《法兰西抵抗者》中译本作序，使我们获得一篇非常珍贵的，并以见解深刻和对华友好为特点的序言；其四是利用其9月访华的机会，给我带来一些有关二战抵抗运动史的书籍和史料，帮助我进一步提高对戴高乐将军和让·穆兰主席的认识。所有这些都表明，作者夫妇重视《法兰西抵抗者》中译本的翻译出版，他们真诚地希望以此来增进中法两大文明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中法两国业已存在的深厚友谊和文化交流。

而今，随着70周年的盛大庆典载入了史册和2016年春天的到来，出版尚贝隆回忆录的条件日趋成熟。作为一名中国的戴高乐研究学者，我相信，翻译出版《法兰西抵抗者》对于我们不断开展关于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荣传统教育，深入研究法国本土抵抗运动的历史，缅怀戴高乐将军、让·穆兰主席等无数法兰西抵抗者的斗争精神，加强中法两国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很欣赏舍维内芒部长先生对戴高乐将军1964年实现中法建交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高度评价，也很欣赏蔡方柏大使对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大阅兵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的诠释。作为尚贝隆的忘年交和中译者，我愿在《法兰西抵抗者》一书的扉页上再加上四行字：人民万岁！和平万岁！正义万岁！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最后，谨怀着敬畏历史和缅怀二战前辈的心情，向已故作者尚贝隆先生的英灵表示深深的敬仰，向达尼埃尔·尚贝隆夫人的宝贵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并向两位中法知名友好人士——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外交笔会会长蔡方柏先生和法国社会党前部长、资深参议员让一皮埃尔，舍维内芒先生应邀撰写中译本序言，表示深切的谢忱。此外，还要向东方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黎松先生、辛春来主任和汪霁月编辑，以及帮助过此书翻译出版的年轻朋友杨凯、郑加可、黄凌霞等同志，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曹松豪

初稿于2015年10月

改宗干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