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塔里的庐陵风情》全书除引言和后记之外，共有9个篇章，涉及古塔的沿革、分类、人物、村庄、传说、诠释……内容丰富，叙述顺畅，文笔优美，是一本集知识性、思想性、可读性为一体的田野文物调查的收获之作。文物是枯燥、凝重和永恒的，但经肖岱芸梳理的庐陵古塔却让其背后的造塔人生动地“活”起来，把相关的传说故事传奇地“带”出来，更将多彩的庐陵古村巧妙地“推”出来，于是庐陵风情也就从古塔中“走”出来了。字里行间既包涵了庐陵文化的厚重丰富，也能读出作者对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思考，让人有所忆、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

肖岱芸著的这本《古塔里的庐陵风情》不仅细述了古塔的建筑形式，而且还展现了塔中的庐陵，讲述了这一座座古塔里包含着庐陵万种风情。全书共九章，内容包括：神秘古塔、庐陵佛塔、风水的塔、走进心灵的塔、古塔传说、造塔的人、古塔里的村庄等。

引言 谁是文化的主体

第一章 神秘古塔

第二章 庐陵佛塔

第三章 风水的塔

第四章 走进心灵的塔

第五章 古塔传说

第六章 造塔的人

第七章 古塔里的村庄

第八章 塔中庐陵

第九章 古塔的现代诠释

后记 考察田野文物价值的新视角

心田古塔位于永新县埠前镇文田村心田自然村，建于清代。塔中空为青砖结构，七级六面，通高9米，塔第二层设有拱门，三层设有相互交错的假门，五层正面嵌有一方形石碑，刻有“大成”等字样，六层交错设有扇形假窗。据传，该村地势较低，每逢大雨洪水时，农田房屋遭受水灾，村民商议建塔，据说此塔由一寡妇捐资修建，为镇水之用。

塔进入风水的时代，从山涧谷地走出来，距离人们的视野越来越近，它矗立田间地头以及河岸风口，亲切地走进人们的心里。

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庐陵风水塔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24处风水塔中宋代1处，明代14处，清代6处，民国2处，年代不详的1处。难道说这个风水的时代真正属于明清的时代？我迷惑了。

风水一词最早见于东晋大学者郭璞的《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可见，汉代以后中国就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系统的风水学理论。而作为一种观察地理的技术，风水术出现更早。《诗经》中记载，“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意思是说，周朝的先祖公刘为了给部族选择一个适合繁衍发展的地方，亲自观察水土，踏勘山川的阴阳向背，选择居住营建住房。这说明最迟在殷商时期，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相土尝水”的堪舆行为。

中国自古讲究风水，崇拜风水，为了弥补地理缺陷，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为了升官发财平安度日，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营造风水，而建塔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风水塔的兴起起到了镇妖驱魔，免除灾难的一种象征性作用。

顺着风水起源的方向，我寻找真正属于风水的时代，这样的努力让我看到了人类繁衍的艰难步履，以及文明进程中一次次充满玄奥的抉择。在中国，自然崇拜、土地崇拜、大山崇拜、风崇拜、水崇拜、龙崇拜、灵魂崇拜由来已久，这些崇拜让我们的先民在神秘的世界里不停地探寻，正是这种探寻孕育了风水学。

从风水发展的历史看，周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时期，唐宋是风水学说普及盛行时期，而明清则是广泛流行时期。在明清两朝，风水发展到了极点，风水活动遍及皇室和民间。据传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也是一位风水大师，他对风水学产生过很大影响。明朝后期风水大师蒋大鸿对阴阳风水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唐朝风水大师杨筠松的基础上，把风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所著《地理辩证》一书，以挨星为理气的主要内容，成为近代风水理论的经典。

庐陵风水塔遗存契合了中国风水发展的历程。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塔这种外来文化怎么就成了古代人们营造风水的元素？人们选择外来的塔，为什么不选择自己的亭台楼阁？这当中，营造风水的大师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在阴阳风水学中，也许高耸入云的塔，更具有镇风镇水镇邪的伟力，更符合人们祈福消灾的心理。

其实，在中国的神灵崇拜中，类似塔的建筑比佛塔进人中国的时间要早得多。根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的帝王和贵族普遍热衷于求仙望气、承露接引，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至少在西汉武帝之时就已经出现了高达50丈的井擀楼（即用大木实叠而成的高楼），用于求神迎仙与神沟通。木构高楼不仅是当时最显高贵的建筑，而且也是颇具神秘色彩的建筑。到了东汉，自战国以来一直流行的高台建筑，逐渐为木构高楼所替代。无论是宫廷还是地方豪强的庄园，都盛行建造木构高楼，除了供居住的楼之外，还有城门上的谯楼，市场中的市楼，仓储用的仓楼，嘹望用的望楼，守御用的碉楼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各种各样的木构高楼，构成了东汉建筑的时代特色。

P57－58

一部田野文物调查的收获之作

孙家骅

十多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杰人社长送我一本《上海的桥》，该书记述了上海自古至今的桥梁（含黄浦江下的隧道），图文并茂，装帧精美，读者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上海的桥梁一交通一经济的历史发展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上海发展史。此书启迪我曾策划《江西古建筑丛书》，詹开逊先生草拟了编辑出版方案，其中就有一本《江西的古塔》，但由于出版经费难以落实而搁浅，留下遗憾！

事情往往机缘巧合。江西人民出版社游道勤总编辑与我是多年老朋友，曾共同为编撰出版《江西通史》（11卷本）合作谋事5年之久。前几天，他突然到文化厅，把一本书稿放在我办公桌上，说要我写一篇序言，本想婉辞，但一看到书名《古塔里的庐陵风情》，我眼睛一亮，问过事由之后，便欣然接受。

庐陵文化，江西骄傲。历史上的庐陵，人才济济，文化鼎盛，其得益于经济发达、开放交往、移民南迁、书院林立。庐陵文化的明显特点：内涵博大精深，表现优美典雅，精神刚正义烈（周銮书语）。古建筑是庐陵文化的主要载体，古塔是古建筑的特色种类之一。“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在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庐陵大地，各处可见巍然挺立的古塔踪影，犹如伟岸轩昂的玉雕华饰，点缀着锦绣吉安。

庐陵古塔，尚存多少？吉安市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显示99座，这是一个吉祥的天数。

作者肖岱芸是一位青年基层文博工作专家，刚进“不惑”之年，现为万安县政协常委、文物局局长、博物馆馆长。她于1993年从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分校毕业，分配到万安县博物馆，至今已有20余年。一路刻苦自学，取得本科学历，34岁晋升副研究馆员；奋力拼搏，成绩显著。作为女性，更是难得。特别是2007年至2011年五年间，她担任县文物普查队队长，顺利完成全县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任务，荣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积极贡献奖。正是由于五年的艰苦田野文物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宝贵丰富的文物资料，除完成文物鉴定和“省保”、“古村落”申报文本编写之外，在全市各县（区）文博同仁的支持下，撰写了这本《古塔里的庐陵风情》。

全书除引言和后记之外，共有9个篇章，涉及古塔的沿革、分类、人物、村庄、传说、诠释……内容丰富，叙述顺畅，文笔优美，是一本集知识性、思想性、可读性为一体的田野文物调查的收获之作。文物是枯燥、凝重和永恒的，但经肖岱芸梳理的庐陵古塔却让其背后的造塔人生动地“活”起来，把相关的传说故事传奇地“带”出来，更将多彩的庐陵古村巧妙地“推”出来，于是庐陵风情也就从古塔中“走”出来了。字里行间既包涵了庐陵文化的厚重丰富，也能读出作者对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思考，让人有所忆、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当然，如果本书能够将每一座古塔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分析叙述得更全面更深入，那就更为完善。总之，肖岱芸《古塔里的庐陵风情》的出版，值得点赞！

肖岱芸是江西基层一线文物工作者的代表，还有许多像她一样几年、几十年在文博园地辛勤耕耘的同志，在江西文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上铭刻着他们的付出，使江西文物事业呈显出更多的精彩。肖岱芸年青有为，来日方长，希望在庐陵古塔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省的古塔进行一番梳理、调查、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再出一本《江西的古塔》。我将充满着期待！

考察田野文物价值的新视角

田野文物是人类人文记忆的密码。一个古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古代人们的居住范式；一个牌坊给人们昭示了一种古代人们的道德范式；一座古祠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家族繁衍的历史；一座古桥给人们展示了古代人们的高超技艺；一座古塔给人们看到了古代人们的文化选择……还有很多的古建筑带给我们太多的人文信息。田野文物像一朵朵奇葩，绽放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看着它，我们的思想带着想象穿越历史的时空，它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前行的脚步更加踏实。

历史神秘而动人。当我们在历史中寻找地方文化记忆的时候，田野文物是何等珍贵。然而，田野文物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为田野文物实用性衰减，很多时候，它还可能成为现代人们获得利益的障碍，因而被现代的人们无情废弃。人们可以在史书中读历史，却无法从现实的遗存中感知历史，这无论如何都是地方的遗憾。一座唐朝时期的塔，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一千多年地方的变迁，定格了那个时期地方文化的选择，这或许是史书中无法读到的地方历史。可是又能怎样呢？很多的塔不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吗？

实物形态的田野遗存是文化元素，却不是高层次的文化力量。一座被遗弃的古桥，也许再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快捷的出行方式，让人们无暇眷顾过去把人们渡向彼岸的古桥。就连一座年代久远的老宅也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或许它太陈旧了。小小的窗，以及潮潮的地，还有霉的气味已经不能让人亲近。可是有谁愿意解读它那美轮美奂的装饰，以及让人生疏了的文化记忆？一座古牌坊已经毫无色彩，它颓败了。立柱上残存着的楹联模糊不清，无法让人看破意境。破败的周边环境，让人感到这一切有碍观瞻。可是如果把历史向前推进，这样的一座建筑是何等的光鲜和荣耀。

面对着一处处田野遗存，许多人表现冷漠，甚至不屑。人们从田野遗存中无法感知文化的力量，或许是粗心，或许是缺乏对历史的认知。然而，一个群体、一个地方如果把现实利益看得过重，就一定会失去关照历史的动力。

庐陵是一块风水宝地，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托起了“金庐陵”的美誉。在庐陵大地，田野文物种类繁多，包括古民居、古祠堂、古戏台、古牌坊、古塔、古墓葬、古桥梁等多个大类，数量惊人。据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全市实地调查登录文物点4547个，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处49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8处，待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54处。这些文物的保护状况总体良好，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资金和人员基本有保障，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保护级别低，处在低水平保护状态。而暂时没有定级的文物点，其保护状况更是令人忧心。  对田野遗存的考察，从实物到实物，这样的考察视角，把文物研究和管理者从地方行政力量中分隔开来，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注定了田野遗存得不到好的保护。另一方面田野文物开发利用水平较低，有些田野文物在开发利用上并不严谨，与周边环境及现代人文并不协调，甚至还很突兀，这种低层次的简单利用让人感到无奈。有些文物在无序开发中遭到破坏，更令人痛心。

田野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根本原因是田野文物的价值没有取得共识。而共识的取得在于文物与当今时代人们生活的关系。我认为田野文物起码有四种特性：其一是历史性，田野文物是历史的，它的历史性毋庸置疑。其二是文化性，它有着人类的温度，烙印时代的履痕，是一个时代的价值选择。其三是思想性，田野文物是特定时代的文化选择，这种选择表现在建筑样式、建筑风格，以及建筑所包含的生存哲学和思想。其四是独立性。每一处古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想物，尽管同一类型的古建在一个地方并不少见，但是它所包含的思想仍然具有不可复制性。这四性决定了田野文物的特殊价值。如果地方繁衍记忆中，田野文物能够在人们的感情深处，在现实生活留下印记，那么田野文物的保护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我在文物管理的岗位工作了二十多年。对于县域田野文物，我似乎重复做着一个工作：到田野做文物调查，收集整理资料，有条件的田野文物，制作申报文书，向上级申请保护，条件不成熟的田野文物，资料束之高阁。扪心自问，我给了田野文物怎样的关心呢？或许我真的做得很少。习惯的思维方式以及工作方法，把我们束缚在办公室。或许走出办公室，会是一片新的天空，在这片天空里，不仅有新鲜的空气，而且还有我们需要的营养。

虽然多数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参与考古的机会很少，但是基层可以经常面对数量庞大的田野文物，这些地面的文物天天和人们见面，如果县级文物管理部门能够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田野文物的价值，一定会赋予田野文物新的生命和活力。思想考古不是简单的实物调查，它是实物与人文调查的综合思考。一处古遗存就是一块历史碎片，无数个历史碎片拼接在一起，或许就是一部地方的历史。这部历史定然比书上的历史更具体更生动。从文物到文化，这样的视角延伸了考察田野文物的新视野，这样的研究无疑会有意义。然而，对每个文物管理者无疑都是一种新的挑战。

选择古塔进行思想考古，对于我是一种新的尝试。我知道，解读古塔可能不如古民居、古牌坊、古戏台丰富多彩，生动有趣。但是，古塔真是古建中价值很高的遗存。衬映在青山绿水之间的古塔，总能最先跳人人们的视野。那古色古香的典雅造型和直指云天的雄姿，与周边环境构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像，足可人诗人画。从丘谷的丛林里，隐约映现一角深山古寺的高翘屋檐，或者就在望眼中的山崖上，偶尔出现一座百年古塔的挺拔身影，定会给人视觉上赏心悦目的刷新和精神上的安慰。在那无边山光水色中，这古塔正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标识，它提醒人们内心的文化意识，从纯自然的朴素里走向灵智和慧悟。

古塔是一种特殊的古建，它所包含的历史人文信息不容低估。古塔作为建筑艺术，是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媒介。原本属于佛教建筑形式的古塔，早已融人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海洋之中，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把中国的大好河山装扮得更加秀丽与多姿。无论是宗教走向了山水，还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无疑都张扬着一种人文自然的独特气韵。有了这样的气韵充沛流贯，无疑丰富了地方历史人文底蕴。二千年漫长的岁月，古塔牵动着一个古奥幽深的文化背景。对于今天的人们，只要涉猎人文历史，目光自然避不开它们。正是它们，反复证实这方地域历史文化内涵的厚重，也正是它们，深刻反映现代人文精神的理智与宽容。

庐陵古塔遗存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门类齐全，历史跨度很大，包括从三国以来近二千年人们对佛教思想的崇拜，以及对中国风水文化的向往。许多的事，许多的人定格在一座座塔上，这些古塔矗立在庐陵大地，为人们打开一页页人文记忆。

我试图撩开古塔的神秘面纱，让历史亲切地走进人们的心灵。2013年以来，我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庐陵古塔的资料。在行走与思考中，常常有一种力量鼓舞着我感动着我。我知道这是思想考古的力量。一种神秘、一个疑惑让我跨越一个个知识点，获得品味地方文化的乐趣。尽管我很努力，然而，由于我的知识有限，思想考古的层次依然浅薄，甚至可能还有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但是，我看到这样的努力，已经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在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我要感谢市文物科以及各县区文物局的同仁，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采访的便利，而且给我提供了各地古塔的普查资料。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获得了许多人文启示。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照并采用了地方文献资料，在此一并向文献的编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