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著的《正义的人质(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是一本用电影记录美国以及美国对外战争历史的图书。本卷中影片所涉的历史线索，是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战争，身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比两次世界大战更为谲诡、艰难的命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但陷入了战争迷雾，还陷入了正义迷雾。《正义的人质》聚焦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热战与冷战相互交替的特殊年代，动荡的历史，已经并仍将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无数的经典力作，它们本身也屡屡构成了历史性的事件，更成了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一部分，推动着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帮助我们对抗“有组织的遗忘”。

张秋著的《正义的人质(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所涉历史线索，是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其中前两场是冷战中的热战。三场战争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联系，它们给美国，给不同的阵营，给世界文明和全球政治都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身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比两次世界大战更为谲诡、艰难的命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但陷入了战争的迷雾，还陷入了正义的迷雾。也就是说，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无论是开战正义还是作战正义，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极富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人质三部曲”总序

“必要之恶”及正义的成本（自序）

第一章 坚韧的刺刀 朝鲜战争（1950.6.25—1953.7.27）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钢盔》

 “大家都是懦夫，又都是勇士”——《坚韧的刺刀》

 要恋爱，不要战争——《樱花恋》

 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猪排山》

 和“另一个我”同归于尽——《满洲候选人》

 只有野战医院才显示出什么是战争——《陆军野战医院》

 “意识形态就那么重要吗？”——《太极旗飘扬》

第二章 现代启示录 越南战争（1961.5.14—1975.4.30）

 一场自杀性赌博游戏的牺牲品——《猎鹿人》

 “他本身就是一种无法穿透的黑暗”——《现代启示录》

 “我们是在与自己作战”——《野战排》

 不堪一击的“全金属外壳”——《全金属外壳》

 电台播音室里的特殊战争——《早安越南》

 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越战创伤》

 “没有上帝，没有国家，只有我和轮椅”——《生于七月四日》

第三章：“必要的杀戮” 反恐战争（2001.10.7—2014.10.26）

 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关塔纳摩之路》

 “节选修订”，直接指向现实本身——《节选修订》

 英雄主义成了一种病——《拆弹部队》

 “权力的逻辑”超越了事物本身的逻辑——《公平游戏》

 反恐“制造”了新的“恐怖分子”？——《必要的杀戮》

 “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自我关涉”才是真正的“善意”——《善意的杀戮》

延伸观看片目索引

参考书目

《钢盔》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其价值和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它对这场“冷战中的热战”所作出的第一时间的快速反应——影片诞生于战争爆发半年之后，从剧本创作到摄制完成仅用了短短三周时间，其中拍摄周期只有10天——更在于它所抱持的鲜明反战态度，以及对这场战争性质的深刻洞见。这也是美国“B级片之父”塞缪尔·富勒拍摄的第一部战争片，他集编剧、导演和制片于一身，片中故事来源于韩国退伍军人，也结合了富勒自己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富勒在1951年又一鼓作气推出了第二部朝鲜战争片《坚韧的刺刀》。电影与战争同步，使其具有了战时媒体的性质。富勒试图通过自己的电影告诉观众，真正的战争决不像新闻报道中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非人道的残酷与混乱，他不想为虚假、崇高的英雄主义唱赞歌，而是想表现普通士兵的困顿与艰难，表现他们的种种“不完美”。《钢盔》上映后被指有“亲共”和“反美”倾向，甚至被怀疑由共产党秘密出资，富勒因此受到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此外因片中出现美军枪杀俘虏的情节，富勒还得罪了五角大楼。

富勒始终以好莱坞的局外人自居。除了B级片（通常指成本低廉的小制作），他对美国的黑色电影、独立电影以及战争电影均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马丁·斯科塞斯称其为“自电影诞生以来最勇敢，并且拥有最深刻道德感的导演之一”，评价他的电影“拥有横扫一切陈词滥调的力量”，是他看过“最真实，最少感伤和最为硬派的”。富勒选择的题材往往争议性极强，他塑造的主人公则多处于社会边缘，有很多是罪犯（小偷、杀人犯等），他的战争电影也是采取反英雄的姿态，而这些都与他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

富勒12岁起就在报社打工，给记者当送稿员，17岁时受聘于《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成为最年轻的报道犯罪新闻的专职记者，他还兼任《圣地亚哥太阳报》的记者，常常被派去调查凶杀案、贪污案或者罢工事件的真相。富勒24岁开始创作小说并为B级片撰写剧本。“小报”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人便将他的电影风格形容为“故事小报”（narrative tabloid）。他自己说过，他的本性总是喜欢告诉人们真相，哪怕人们觉得是受了侮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富勒参军入伍。一开始他被分配到新闻部，但他执意要成为一名参战步兵，由此加入了美国陆军第一步兵师（俗称“红一纵队”）。于是在《钢盔》中我们便听到了关于步兵的黑色幽默——一名日裔士兵抱怨说等打完这一仗就去当空军，再也不在地上摸爬滚打了，男主人公扎克却反驳道：“在飞机上被打中怎么办？你不还是要掉到地上，等于死两次。在船上被打中，会往下沉，在坦克里则会被烧焦。还是步兵最简单，要么死，要么活，总之都在地上。当步兵才是最好的。”（P3）

“必要之恶”及正义的成本（自序）

书稿付梓前，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正在热映。比利便是一个标准的“正义的人质”。作者本·方登在小说中如此描写比利和B班幸存士兵的命运：“……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当然。受人摆布是他们最基本的要素，士兵的任务不就是给上级当卒子吗？穿上这个，照那样说，到那里去，朝他们开枪，最后，当然了，他们的终极任务就是送死。B班的每个人都是威逼利诱这门艺术的博士。”这便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人质化处境。这部作品的犀利之处，是它形塑了与前线反恐战场相对应的另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位于和平的祖国大后方，这个战场上的疯狂与残忍，是以英雄崇拜的名义出现的。所以，李安在取片名时将原著的“中场休息”改成了“中场战事”。对比利来说，这场只有礼花，没有硝烟的战事，比前方的战事更荒谬，也更难熬，因此最后，他和他的那班弟兄们，宁愿回到真正的战场，也不愿充当被人到处牵着走的演员，充当“站桩”的道具。影片提供给观众浸入式体验的对象，是裹挟、控制比利的一种情境性力量——如原著中所述，“他的美国同胞身上有一种残忍的东西、一股狂热、一种欣喜若狂、一种强烈的需求”。作品并未停留在反战的层面，它的矛头直指这场战事的“观众和啦啦队”，指向把比利等人送上战场的所有人。原著中最核心、最尖刻、最致命的是这一段：“这些面带微笑的一无所知的市民，他们才是对的。过去两个星期，因为在战争中学到的东西，比利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聪明。啊，他错了，这些愚蠢无知的傻瓜才是掌管一切的人，他们的祖国梦才是左右大局的力量。他的现实不过是给他们的现实做牛做马，他们的不知道比他的知道更加强大。”

本卷中影片所涉的历史线索，是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其中前两场是冷战中的热战。三场战争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联系，它们给美国，给不同的阵营，给世界文明、全球政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身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比两次世界大战更为谲诡、艰难的命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但陷入了战争的迷雾，还陷入了正义的迷雾。也就是说，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无论是开战正义还是作战正义，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极富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现代启示录》中幽灵般的法国殖民者问道：“你们美国佬为什么不从我们身上吸取教训？”；《早安越南》中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军方电台主持人，在被解职后的告别留言中说：“还记得那些带你们去朝鲜的人吗？没错，是美国军方。即便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或许也不该由军队来做”；身为越战老兵的奥利弗·斯通，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为他的《野战排》举行特别放映时，却不禁感到“令人羞愧”，因为“只过了10年、15年，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德·帕尔玛在威尼斯电影节谈到为何要拍摄伊拉克战争题材影片《节选修订》时说，他感觉当年拍摄的《越战创伤》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反省与关注……

其实岂止是美国。基辛格在其早年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的结尾，就曾不无悲观地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如同个人经验一样，具有偶然性，只教训某些行为的后果，但不能强迫人们意识到类似的情况”。他由此指出了历史的挑战和悲剧之所在，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只能尝试一种解释、一次实验，因为他们是自己这一代人的实验对象”。这便是一种人质化的处境。

针对一段历史，人们或者讳莫如深，或者在真相公开之后纷纷声称要吸取教训，但出于立场、视角、智慧或者策略等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总结的教训往往并不触及痛处和要害——从政治家到历史学家，从当事者到局外人，概莫能外。基辛格所总结的越战教训，也未能摆脱自身的局限。更有甚者，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从中提炼出的教训可能完全相反。历史由此向我们进一步展现了它“黑暗的心”，那就是“进步”观念的摇摇欲坠。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托马斯·杰弗逊的话来形容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局，这句话是：“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美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从“不得不”，滑向主观故意，使“善之恶”或曰“必要之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将这一可悲的人类社会法则，变为值得夸耀的美国法则。越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86岁时同意接受了一次访谈，他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11个教训，其中第9条的内容是：“为了行善，你可能不得不作恶”，与杰弗逊所总结的法则如出一辙。本书三大战争题材的电影中便充斥着这样的法则，让好几代“实验对象”陷入了极大的分裂和迷狂。尽管“恶”的性质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说，极权之恶，或者说“恶之恶”，也采用了相同的逻辑和修辞，而且它对于“善”的愿景描述更为诱人——这正是正义所面临的险恶处境。也就是说，“善”既可能成为“恶”的正当理由，也可能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恶”因此成为“必要的代价”，被打入正义的成本——其中包括具体实施“必要之恶”以及造成“附带损害”的人力成本，而这些人，就是本书影片中的主人公。美国前总统卡特因此对美国“濒危的价值观”忧心忡忡：美国曾经是全球称赞的、杰出的人权卫士，如今却已成为国际组织担忧的头号人权破坏者之一——“我们的一些行为与那些我们过去所谴责的暴虐政权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这三场战争集中反映了美国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如基辛格所言：“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外交》）基辛格对美国及其秩序观做了客观、精辟的总结：“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世界秩序》）

这样的矛盾和分裂，不可避免地在“实验对象”身上爆发。本卷的影片中充满了这样的困惑和诘问——当有人告诉你“必须摧毁那个国家，才能拯救它”时，你会不会用打火机点燃村民的草屋，并且“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当有人暗示你“得把犯人当狗一样看待”时，你会不会发明各种手段去虐囚，并且兴高采烈地将虐囚照上传到网络？当有人命令你“如果总统想要发动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能够让他这样做的情报”时，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并且守口如瓶？当有人说服你“我们得把他们的生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时，你会不会对无辜平民（包括妇孺）开枪扫射或发射导弹，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与美国自身的矛盾性相对应，世界对于美国的评价同样面临着极大的矛盾，它浓缩于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美国不存在，世界将会怎样？”（迪希内·德·索萨语）希拉里·克林顿在谈及“巧实力”战略时所说的话，可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美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紧迫问题，同样，离开了美国的力量，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软实力”、“巧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认为，21世纪的权力正在发生两大转移——一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二是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因此他指出，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国人不应该再问谁是全球老大，也不应该总是考虑主导权，而应该开始了解，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权力手段构建巧实力战略，寻求与他国相关的而不仅仅是超越他国的权力。他在2015年的新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写道：如果“美国世纪”始于1941年，那么到2041年时，美国是否仍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并在全球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他的猜测是：“是”。

笔者无意在“亲美”和“反美”两派中站队。即便要说“反”，也是反思的反。正如《谁在反对美国》一书的作者所言，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一样，都具有异质性和多维性。谁在反，反什么，为什么反，在什么时候反，如此这般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判断，任何将其简单化、情绪化的企图，都徒劳无益。

张秋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