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血腥、残酷，但却励精图治、克服艰难、终成名君的伟大帝王的一生……；

一个帝国、一座大都、一桩桩充满趣味的历史谜案……；

明帝国的第二代君主永乐帝朱棣辉煌一生的传奇，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日本明史研究学者檀上宽力作《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精)》将为您一一呈现朱棣许多历史谜题的答案和解读。

檀上宽、王晓峰编著的《鲤译丛·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主要对明永乐帝朱棣的自燕王时期至登基之后一系列政治和外交行动，包括他个人政治生涯与明帝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剖析和解读。特别强调了永乐帝在周边秩序上对忽必烈政治伟业的超越。作者学养深厚，学风严谨，在行文中非常重视对原始史料的记录与辨析，使得本书在提出新鲜论点的同时，兼顾了良好的阅读感受。全书讲述永乐大帝一生的辉煌，以“华夷秩序”为着眼点，从文化观念、地缘政治、时代特点等方面展开综合分析，立论比较新颖独特，体现了海外汉学对中国历史的理性观照与重新解读，对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可以起到一定的启发和补充作用。

引言

1 “中华”的世界

2 大明帝国的诞生

3 皇统的前途（走向）

4 夺权的道路

5 历史的转折

6 坠落的时代

7 天命所在

8 超越忽必烈

9 华夷秩序的统治者

10 永乐帝的遗产

后 记

文库版后记

“中华”的世界

(1)中华与夷狄

“中华”的概念

自古以来，中国自称本国为“中华”。

所谓中华，就是居于天下的中心、拥有最优秀文化的地区。居于东亚之首，广传文明，始终作为周边各国、各民族领袖的中国人经常自信又自负地这样称呼自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当中依然保留着“中华”的字样，由此可见一斑。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国大陆上演王朝兴衰更迭的，确实是曾居于世界之冠的中华帝国。

“中华”一词本身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最早也不过是从东汉至三国时期出现的。此前，在西周(公元前11～前8世纪)时期使用过“夏”“华”“诸夏”“华夏”“中国”“中州”“中土”等称呼。当然，这些称呼并非指现在的中国全境或中华帝国，而仅指以位于陕西的周王朝政权为中心的一定地域范围。一般认为，周王室与同族、同盟各国之间相互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一体感，逐渐催生出了这些称呼。

其中，“夏”源自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华”则由“华美”转义而来，含文化优秀先进之意。概言之，“诸夏”“华夏”都是彰显中国文化先进性的称呼。

另一方面，“中国”“中土”“中州”则是表明本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提出的称呼。周王室及其同盟各国自己命名为“华夏”或者“中国”，旨在强调、尊崇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俯视除自身之外的周边各国或异民族。

两种概念范围的“华(夏)”与“中”最终相互连接产生了“中华”的概念。“中华”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地理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进一步说，“中华”成为规范世界体系的概念。此后，虽然“华”及“中国”等称呼也一直在使用，但那始终是“中华”词义的简称，或者说，并不是“中华”概念之外的其他含义。

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华”的观念，早在“中华”一词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中华”的词义本身虽分为“中”与“华”两个部分，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是浑然一体的，“中华”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虽说“中华”是以周王朝为中心的同族、同盟意识的产物，但也包含了很多对“中华”以外周边世界的想象。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华”的四方存在着被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夷狄”，将他们与“中华”区别开来，确保了中华世界的优越性。

一般来说，“中华思想”的世界观，其思想主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中国处于周边异民族的包围之中，在与现实存在的周边各民族长期接触、交往(包括战争、对立、妥协、和平等)的过程中，把异民族贬低为“夷狄”，并确认了中华世界的优越地位。正因为“夷狄”的存在，“中华”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华思想也可称为“华夷思想”。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虽然认为与异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太歧视他们。直到战国时期以后，“夷狄”在儒家典籍中反复出现，成为侮蔑的对象，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别”，认为夷狄与禽兽无异，被视为野蛮人．自此，“夷狄”的概念被确定下来。

假如仅仅是满足于区别与“夷狄”之间的差异，那么中华思想也就仅仅是一种民族排除的理论，而也许它本身也有那样的倾向。在世界上也存在与中华思想类似的思想，如古埃及、古印度都有过类似的思想。但中国与那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设定了“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差异，而且将“中华”置于“夷狄”的上位，并将两者共存的世界提升为一种思想体系。

而给予这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巨大贡献的，无疑就是助长“华夷之辨”的儒家思想。先假设存在这种差别，然后再将其归纳成一种思想体系，这确实是强调中国优越性的巧妙手段，但必须承认，中国为处理与周边民族的现实关系而架构的“中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P7-10

公元1402年（中国明代建文四年）盛夏。

酷暑下的明朝首都南京正陷入一场空前混乱之中。受封于抗蒙前线基地北京的燕王，统率数万大军，攻下南京，武力夺取皇位。他发动靖难之役，悍然举兵反叛，攻打侄儿建文帝朱允炆（1377～14027年），历时四年战事，成为明朝第三代皇帝。

他就是明太宗朱棣（1360～1424年），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的第四子。后来，与他一样出身、由藩王成为皇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1507～1566年）尤其尊崇太宗朱棣，并改其庙号为“成祖”，此后史书多称朱棣为“明成祖”或者“永乐皇帝”。自明朝以后形成了一皇帝一年号、以年号称呼皇帝名号的惯例，“明洪武帝”“清康熙帝”等都是如此。

朱棣是在杀戮与反叛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即位实际上是不合法的篡夺帝位。他即位之初，清洗了近一万人，这与其父朱元璋在位期问杀人达十万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明朝初期，出现了他们这样两位性格残忍、猜疑心极强、手段残酷的皇帝。但是，在明朝建立之初，他们的杀戮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本性，不如说是为了强化皇权采取的手段，这样说绝不是为他们辩护。

实际上，洪武、永乐并称，是因为明朝的国家体制是由朱元璋和永乐帝两代皇帝确立的。朱元璋打下基础，永乐皇帝强化了皇权，这已是定论。这话应该所言不虚吧。历来像“太祖”“高祖”等带有“祖”字的庙号，都是授予王朝的开创者的，后来永乐皇帝的庙号被嘉靖皇帝由“太宗”改为“成祖”，这说明后世认为明成祖朱棣与明太祖朱元璋拥有同等地位。

当然，二人是绝不相同的。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以勤俭著称，即便在对外政策上，除了必需的花费，他也是比较消极的。与此相反，喜好排场的永乐皇帝在位期间，相较于内政，他更愿意在外交方面发挥才干，始终贯彻积极的外交政策。声势浩大的蒙古亲征、郑和下西洋等都是在朱元璋时代无法想象的大事业。而从他们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的这种差别，同样也能从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中看出。

例如，谈及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后世对二人的评价很低。正是由他们确立的明朝专制国家体制阻碍了本应顺利发展的中国近代化，使得此后中国被世界远远甩在了后面。可以说，曾经作为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由强盛转为没落，就是从他们在位期间开始的。因此，他们二人作为中国社会“负面体制”的确立者，成为“近代”话语体系中被排斥的对象。

但是，对于永乐皇帝的施政政策，也有一部分正面评价。如他的积极对外政策促进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明朝的安定与发展，也带来了民族间的融合。

在中国国内，即便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这种看法来肯定永乐皇帝的作为，也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近代化问题都是功利主义的看法，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人对待永乐皇帝的普遍态度。

认为永乐皇帝是民族融合推进者的看法虽说有些极端，但是他的确有时能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原因何在呢？这恐怕是由于永乐皇帝推行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将中华文化广播于海外，这也是他与其性格极为内敛的父亲朱元璋的最大差异吧。中国人是否意识到这点暂且不论，但永乐皇帝确实激发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由于现代化的成功而充满自信的中国，自1990年以来，相继出版了不少永乐帝的传记，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本书并不想从永乐皇帝对现代中国近代化的功罪得失的角度来进行中国史的研究，而是以14、15世纪的中国与周边东亚诸国的关系为轴，重现永乐王朝，客观分析永乐皇帝的作为及影响。同时，在探讨异于欧洲的中国式近代化模式的过程中，尝试冷静地对永乐皇帝的政绩做出定位。

为此，我觉得有必要首先要明确已经对永乐皇帝盖棺定论的中国式世界观、中国式伦理，即完全异于欧洲中心发展史观、世界观的独特的中国式世界观，并最终从中展现出与欧洲不同的中国式近代化模式。在我们将视线聚焦14、15世纪的中国明朝之前，首先来了解一下永乐皇帝毕生追寻的“中华”的内涵。

写一本关于永乐帝的书是我在写朱元璋传记时就萌生的想法。或者说，我涉足明代史研究的契机，就是源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强烈个性和他们所生活的明初时代的浓厚兴趣。朱元璋和永乐帝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是连带存在的。

多年前我偶尔整理关于朱元璋的传记，从个人角度描述朱元璋时，心中总觉得欠缺点儿什么。明朝专制国家的确立源自朱元璋和永乐帝，更严谨地讲是源自包括建文帝在内的明初政治史，只有把握从洪武至永乐的历史脉络，故事才会更完整。仅从朱元璋一代的传记来看，明初的政治史是不连贯的，因此也可以说，本书是前书的补充。

尽管如此，事实上本书与前书并非一体，阐述的是完全独立的观点。与上本传记式的叙述不同，本书尝试问题设定的叙述方式，深入刻画永乐帝人物特点，解析明初政治史。其成功与否暂且不提，本书通过永乐帝阐述我前述的研究课题的意义很大。作为明朝专制体制的完成者，永乐帝在历史舞台上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本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出，永乐帝的雄才大略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发挥。这与相对重视内政的朱元璋的政策相比，看似缺乏连续性。其实，正如本书所论述的，两者之间的政策在根本上是连续的。在构成中华思想根基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之中，洪武时代进一步强调基于前者的“君一臣一民”的天下秩序，永乐时代则确立并致力于追求反映后者的华夷秩序。决定两者行动的，归根结底是中华思想理论。他们追求的是在世界上重新确立这两种秩序。貌似不连续的施政方式，其实是在相同理论基础上，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确，永乐帝从个人情况出发，有积极开展外交的理由。但是，仅仅是以华夷秩序为前提的积极对策而已。而欧洲近代的重商主义政策则完全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

本书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中国传统理论考量他采取的系列政策，重新分析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永乐帝确立的体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各国都奠定了“近代”以前的社会基础。不论该制度的好坏，一直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各国，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有行动也被束缚在该秩序内。

不仅在明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也沿袭了“海禁一朝贡”贸易体制，并影响到周边各国。朝鲜和安南也采取了海禁，日本江户时代也实行了众所周知的“锁国”政策。锁国作为海禁的翻版已经成为今日共识。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确立正是在永乐时代。因而可以理解永乐时代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

受讲谈社学术局的横山建城先生之邀，我从事永乐帝相关文献整理已经四年了。最初约定去年(1996年)秋天完稿，随着年龄增长琐事缠身以及与生俱来的惰性，我的工作推迟了一年。此外大概还有一个借口，就是阪神大地震的影响也非常大。

虽然给编辑部添了不少麻烦，但对我来说多出的这一年非常有意义。本书执笔前完成了两篇论文(见参考文献)，开拓了我的视野。明初的华夷秩序的印象也是在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的。

加上今年七月首次访问冲绳，再次认识到“冲绳是琉球国不是日本”这一事实，使我受益匪浅。将日本相对化，尝试从多个视角观察问题，可以更好地进行对中国的相对化思考，从而避免陷入中华思想独善的弊病。如今一想，这个时期有机会踏上冲绳这块土地，是非常幸运的。

一直没有着手写这本书，实在有些对不住编者横山先生。但是，我开始动笔之后，经常得到横山先生悉心的引导，最终得以完成本书的撰写。如果没有横山先生的鼓励和引导，本书的完稿将会更迟一些。包括照片选择和插图制作都得到横山先生的关照，借此机会再次致谢。

本书完成之际，我在学校已经连续三年进行永乐帝相关教学。尽管是相对抽象的授课内容，但京都女子大学的学生一直坚持参加课程，还有琉球大学的学生们在集中讲课的间隙，在酷暑下陪伴我访问了大量历史遗迹，是他们的支持才使得本书可以顺利完稿，在此对各位同学表示感谢。

本书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中国传统理论观察他采取的系列政策，重新分析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永乐帝确立的体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各国奠定了“近代”以前的社会基础。不论该制度好坏与否，一直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各国在那个时代，都形成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有行动也被束缚在该秩序内。

——檀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