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唐再良来此说书的同时，畅乐园是谢乐天、陈筱天的《玉蜻蜓》，息园则是醉霓裳、醉疑仙的《双珠凤》。当时，谢乐天是女档中颇有声望的艺人，醉疑仙则是当时书坛上首屈一指的大美人。但是，作为行会组织的光裕社有规定，不能和女档相往来，1906年《光裕公所改良章程》中规定“凡同业而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此后的《光裕说书研究社敬告各界书》中云：“凡吾社员，不能收授女徒及拼档女档。”基于此考虑，唐再良并没有去拜客，而是不相往来。
用餐后，唐再良稍事休息，便即起身洗脸、刮胡子，换好袍子坐在床沿闭目酝酿书情。开书的时间到了，唐再良上台一瞥，果然客满，大约有两百客左右，心中暗暗自得，毕竟能与两对有名的女档做敌档还不至于漂掉，可见唐再良在码头上号召力。唐耿良照规矩只能坐在房门口听先生说书，只见先生坐在台上，台风端正大方，正是响档风范。那时候码头上没有扩音设备，全靠艺人的丹田劲，才能将声音送到每位听客耳中。唐耿良回忆，先生那次是从“相堂发令”开书，他描述曹操的雄才大略而又奸诈，刻画徐庶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曹操设陷阱诱徐庶中计，徐总能履险为夷。头一次听先生说书，唐耿良入了神，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他竟忘了时间，因为这样的好书是他过去从未听到过的，心想拜师拜对了人。这天夜场是从“智激周瑜”开书，居然也有几十个听客捧场。
晚上临睡觉时，先生对唐耿良说，“第一遍你先听一条路，熟悉一下故事，听第二遍我就要你排书（回课）了。你睡上床时先想一想听过书的情节，早晨醒来，不急于起床，再想一遍书路情节，这样可以加深记忆”。先生还要唐耿良早晨到荒野去吊嗓子，吊什么，怎么吊，他都作了交代。第二天醒来，唐耿良发现先生已经出去了，自己赶紧起床打扫房间，然后从后门出去找到一块荒地，按照先生的交代用尽丹田气喊“Ⅱ母——伊——喔——”。喊累了、喊饿了，便转身回去。这时老师从外面回来了，叫唐耿良去买一本一百页的账簿回来，开始唐耿良还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等买回账簿之后，先生取出毛笔在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了两个大字——赋赞，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一个本子叫唐耿良抄写脚本，随后先生郑重地对唐耿良说：“脚本是前辈和我的心血，不要随便给别人看，更不要弄丢了。以后再一一背熟，熟得不加思索脱口而出，上台就不会吃螺蛳了。”后来一位与唐耿良年龄相仿的同行说过，他当初花了100元拜师金，请了两席酒，给师母送了礼，可老师就是不给他抄脚本。旧社会流行“教会徒弟，饿煞师父”，“江湖一点诀，莫对妻儿说，若对妻儿说，饭饭没得吃”的说法，唐耿良庆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师，跟师第二天就能得到先生的脚本，这在评弹界是少有的。这个写有唐再良“赋赞”二字的账簿在“文革”中被抄家烧毁了，实在是可惜! 唐再良在昆山演出了50天，下脚去常熟的湖园书场。常熟说书结束后，师徒二人回苏州过年。春节期间唐耿良又随先生去无锡迎园，夜场则在北门悦新书场，都是从“相堂发令”开书。年二档又到常熟南门外的长兴书场。至此，唐耿良已经随先生听了五遍书。他听书、默书、抄书都很用功，老师也很喜欢他。刚开始时，唐耿良将先生一个半小时的书说到半小时就结束了，先生没有责怪他，而是又一遍一遍给他讲授书的内容。等到了第五遍跟师听书后，唐耿良的学艺大有长进。到了四月下旬的一天，先生突然将唐耿良叫到房间对他说：“五月初一要回上海，端午节在上海开书，上海开销大，你父亲负担不起。好歹你已经听五遍了，可以接些小码头去演出。以后你再想听书，等我出码头时仍可以来听。按照我们说书业的行规，入了我的门下，就要按照我们的辈分重新起名，你以后就叫唐耿良吧（原来名字叫唐春泉）。你要记住，认认真真说书，规规矩矩做人，希望将来也能成个响档。”过去别人学说书一般都要三年，而唐耿良跟师满打满算才七个半月就离开先生了，这主要是因为家里实在穷困不堪，容不得他多跟先生游学。唐耿良只得含泪向先生告别。也因为囊中羞涩，无法宴请光裕社中前辈，直到1947年正月二十四日，唐耿良才在上海补办了出道的手续。
离开先生后，唐耿良始终牢记先生教诲——认认真真说书，规规矩矩做人。对于前者，通过其他篇章，读者应该能够感受到唐耿良是一位视说书如性命的艺人。对于后者，熟悉唐耿良的人都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正派的人。范烟桥曾在《上海书坛》发文说：“我的同事许嘉祥先生说，唐耿良的‘古城相会’，描写关羽恰到好处，见得他是擅长忠义一路的，所谓正派作用。”（P17-19）
后记
小时候家住淮安河下，这里曾是明清淮北盐集散地，鼎盛时期有“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头”之美誉。这座经由盐商财富积累起来的古镇，在运河时代一度与扬州相媲美。更令古镇人自豪的是，明清两代，2．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共出过进士67名（其中有状元1名，榜眼2名，探花1名，三鼎甲齐全）。在河下众多名人中，文学家除吴承恩之外，邱心如的名字很早就刻在我的脑海中。这位创作了长篇弹词《笔生花》的女史，或许与我今天研究的苏州评弹有一些关联。但严格来说，弹词《笔生花》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苏州弹词，因为“不合于演唱，故只流行于闺阁之中，为一般识字的少女所爱阅”（谭正璧语），并未曾演出于江南的书场码头。
说到江南，其实直到2007年，我才对她有所了解。初到常熟读书时，在这座充满江南氤氲的古城，在虞山脚下、尚湖之滨，我先后造访钱谦益、柳如是的墓冢，参访唐代诗人常建笔下的破山禅寺，拜访翁同毹退隐山林的居住之所瓶隐庐……于是我对江南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如果说常熟的那山、那水给了我对江南的感官体悟，那么在上海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的五年，让我对江南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当然，能够去上海读研，也是因缘际会。
2011年9月，我正式进入上海师范大学跟随唐力行教授读书。从入门之日起，唐老师就嘱我进入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中去。我知晓，选择这一领域既有挑战，也有优势。挑战在于，当时唐老师已经开展这一新文化史研究好几年了，先后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耿良口述，唐力行整理）、《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周巍著）、《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吴琛瑜著）等著作，如何开辟新的研究视角、突破已有成果是值得深思的。而优势就在于，现成的研究专著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并且唐老师带领的团队已经积累了众多评弹社会史资料，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再加上我在常熟读书四年，具备了一定的“听”吴方言的能力，研究评弹基本不会遇到语言不通的问题。为了能使我们更好开展评弹研究，唐老师推荐我们参加了2012年在苏州召开的“周良与苏州评弹研究学术研讨会”，结识了众多评弹界中人；还通过上海评弹团的周震华先生、高博文先生的关系，推荐我们去乡音书苑听书，以期我们能进入到评弹的意境当中去。此外，老师还拿出自己的课题经费邀请评弹理论家和著名评弹演员来校讲学，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2012年底，唐老师决定让我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并希望我能以苏州评话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众所周知，苏州评弹是由苏州弹词和苏州评话二个曲种组成的，在苏州评弹日益式微的今天，苏州评话的境况更加不如苏州弹词，要知道过去的苏州评话最起码是与苏州弹词平分秋色的。唐老师时常对我说，“你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简单的考察苏州评话的发展历史，更要找出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苏州评话由盛而衰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苏州评话研究最好的抓手就是研究进行苏州评话人物的研究，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苏州评话艺人来研究苏州评话，会使得研究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其实，当时我已经对唐耿良先生、曹汉昌先生、张鸿声先生等评话名家有所研究。通过阅读唐耿良先生自传，我发现归根结底他其实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说书人，在他的身上没有丝毫江湖气。说了一辈子的评话《三国》，“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陆游语）。
博士刚入学的时候，唐老师正承担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评弹团联合策划出版的《菊坛名家丛书·评弹系列》之《唐耿良传》。众所周知，唐老师是唐耿良先生长公子，近年又专事进行苏州评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由他撰写乃父传记非常合适。然而2013年9月的某天，唐老师找我谈话，说他已经向出版社提出请辞，并乐于推荐由我来撰写乃父传记。闻听此言，心中既感谢唐老师的信任与推荐，又为是否能够承担如此重任而犯难，毕竞前面已经出版过唐耿良先生的自传，写作空间已经不是太多。唐老师看出我的心事，对我说：“写作艺人传记，与你的博士论文是相得益彰的。写好前者，以人物为中心，可以为你研究苏州评话兴衰起伏提供参考。写好后者，进行苏州评话的整体研究，对于历史的、辩证的看待艺人也会起到帮助。父亲的自传虽然已经写了很多，但还有一些是没有写入的，我和我的家人会尽力帮你。”于是我接受了写作《唐耿良传》的任务。
三年多来，已经记不得多少次与唐老师交谈，时间或长或短，有时甚至是唐老师的越洋电话，可每每都能从他那儿得到灵感，得到启发，得到线索。书稿完成之时，唐老师看过初稿提出了很多中肯意见，还欣然为本书作序。除此之外，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是：中国曲协名誉主席罗扬先生和评弹理论家周良先生、彭本乐先生为写好本书多有加油鼓劲和出谋划策。评弹界的王柏荫先生、陈希安先生、陈卫伯先生、沈东山先生、赵开生先生、江文兰女士、陈景声先生、凌子君先生、薛惠君女士、周明华先生、姜永春先生、高博文先生接受笔者采访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常熟理工学院沈潜教授、周巍博士、中国美术学院张盛满博士、常熟曲协秘书长陶春敏先生、老听客章绍曾先生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刘晓海博士、河套学院王浩同学等，或提供思路、或提供资料、或提供老照片。淮安的徐爱明先生、徐伟先生百忙之中看了初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走上工作岗位后，郁大海教授等同仁提供便利工作环境，使笔者能够静心完成书稿后续工作。丛书主编唐燕能先生等亦多次关心书稿写作及进度，怎奈分身乏术，一拖再拖，感谢他们信任的同时，也要向他们致歉。由于丛书体例限制，文中引用了部分资料和图片，未及一一署名致谢，在此一并谢过。
解军
2O17年2月8日于淮安
序一
周良
解军同志把他写的《唐耿良传》的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先睹为快。书稿以翔实的史料，笔触细致的叙述，介绍了传主唐耿良的艺术人生。
唐耿良同志是卓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家，他说的苏州评话《三国》，源出名门，兼收并蓄，又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不断加工丰富，常说常新。他的说书注重说理，重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使他说的《三国》，在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方面都有提高，且有特色，成为当时说《三国》的重要流派之一。他在书目创编、加工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评弹团的创作骨干，不但参与创编了大量新书目，而且成为评弹团书目创编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评弹团的领导管理工作。唐耿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州评弹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我在参加苏州评弹工作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唐耿良同志，那是在评弹改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评弹团很少到苏州来演出，所以，很少见到唐老师。熟悉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苏州评弹的恢复阶段。面对困难，苏州评弹界努力联合、团结起来，为推进各项艺术活动、共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困难，组织成立了苏州评弹研究会。研究会的许多具体工作，由我负责。上海方面的各项联络组织工作，有唐老师参加。多项工作请他参加负责。
如青年演员的培训工作，我委托苏州评弹学校负责。唐耿良同志参与该项工作，协助曹汉昌同志一起负责。他们的工作认真负责，谦虚谨慎，善待青年，诲人不倦。唯恐青年学不到东西。老艺术家们的事业精神，非常感动人，唐老师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之一。我是很感谢、很尊敬他们的。他们为艺术事业的献身精神，值得后人传承学习。
近几年来，随着苏州评弹研究工作的进展，对老一辈艺术家的研究，有新的收获。搜集了许多艺术资料，写出了一批老艺术家的传记，但大多为弹词艺术家，苏州评话艺术家的传记还很少。除唐耿良自己写的回忆录，本书好像还是仅见的一部。希望研究者们共同努力，多写几部评话艺术家的传记，把唐耿良老师这一辈艺术家们的传记都写出来，总结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的经历中，探索苏州评话发展的历史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如传主唐老师说的《三国》，他自己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演出时间，加起来不满五年，这就影响了这部书（苏州评话中被称为“大王”的传统书）的传承和提高。唐老师在创作生涯中，曾创编演出了一些优秀书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选材及形式的选择上有缺失，所以缺少能长期流传的保留书目。总结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教训，这是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代人，不要让他们成为苏州评话的最后辉煌。他们承前，有创造性的发展，他们的启后呢？却寂静无声。当然，这些都不是艺术家们的责任。苏州评话在进入大城市以后，已经出现发展的相对滞后。在苏州评话、弹词遭遇困难以后，评话的衰落更快一些。应该奋起，苏州评话难道真要被淹没在“弹词”之中？
唐耿良同志留下的《三国》脚本，有一百回书。听说正在进行文字整理，将要出版。这是一份宝贵的艺术遗产，将惠及事业及后人。
应解军同志之约，写一点读后感想如上。
2016年10月2日
熟悉评弹的人都知道，听客喜好评弹，大多从听苏州评话始。曾几何时，苏州评话在江南占据着演出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在已出版若干本的《菊坛名家丛书·评弹系列》中，《醒木一声驻流年：唐耿良传》姗姗来迟，是其中首本关于评话大家的传记。
由秦建国和唐燕能共同主编的《醒木一声驻流年(唐耿良传)/评弹系列/菊坛名家丛书》一书的作者解军从唐耿良学艺到成为上海响档开始，把侧重点放在1949年后，展现了置身于波涛澎湃的时代潮流中说书人的命运。解军将传主唐耿良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业业矜矜，若履冰谷”，却终难逃劫难的波折；改革开放后，唐耿良重新焕发艺术青春的经历，环环相扣，一一道来。不仅如此，解军还对唐耿良说《三国》博采众长，富有书卷气的特色，及其《三国》在评话发展史上的地位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如果唐耿良说《三国》，讲出了仁义的刘备、智慧的诸葛，那么，解军的《醒木一声驻流年：唐耿良传》则为我们写出了一代评话大家以评话为生命的一生。
唐耿良是江南评弹中的评话大家，在以唱曲为主的的评弹大家中独树一帜，不仅艺术上使三国评话达到了与新社会相适应的高度，而且在组织艺人了解新社会，服务新社会，奉献新社会也做了很多工作。唐耿良曾有一本自传，影响本身已经很大，而由解军所著、秦建国和唐燕能共同主编的《醒木一声驻流年(唐耿良传)/评弹系列/菊坛名家丛书》一书则是由其公子唐力行教授主持，唐教授高徒解军博士命笔的新传记，他们谦虚自持，不说后出转精，但从新史料新观点的角度说，未尝不是如此，请读者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