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农业文明的产物晋商或徽商上，也不在官商或买办身上，而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它与民国一起诞生，伴随着民国企业家群体跌荡辉煌。《民国商人(1912-1949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是作者傅国涌对中国企业家本土传统的梳理之后，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以编年史为体，将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企业家兴衰荣辱的历史画卷一一展现。

傅国涌著的《民国商人(1912-1949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这是一部追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历史与中国企业家精神本土传统的著作。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编年史的书写方式，详细记录了自1912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工商业的萌芽、发展、辉煌与衰落，从实业家整体的角度，描绘他们在那个复杂动荡年代中的处境与命运、抗争与妥协、创新与贡献：在短短半个世纪中，他们创立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本土传统，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打造了一个近乎奇迹的民族工商业繁荣时代！他们敌不过历史的洪流，最终消散，却为我们留下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传统。

前言 万金散尽不再来

 ——民国企业家的聚散之道

1912年：荣德生的三个提案

1913年：暧昧的工商界

1914年：“海归”登台

 年度人物 夏瑞芳：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样板

1915年：银行是—针见血的组织

1916年：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

 年度人物 银行家张公权的底气

1917年：“大世界”开场

1918年：工商界推动“南北议和”

 年度人物 郭氏兄弟：永安公司的“创世记”

1919年：“爱国之心，未敢后人”

1920年：“新商人派”

 年度人物 聂云台：时代浪尖上的新企业家

1921年：先开锣“跳加官”的工业救国者

1922年：走向国际舞台的努力

1923年：昙花一现的“商人政府”

 年度人物 简氏兄弟：商场如战场

1924年：从科学管理找生机

1925年：提倡国货的天赐良机

1926年：张謇之死

1927年：卢作孚的北碚建设

 年度人物 陈光甫的“服务之道”

1928年：倡裁兵

1929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

1930年：刘国钧的三个“一点点”

1931年：杜重远忍痛别窑

 年度人物 郭氏家族：从商业向工业拓展

1932年：项松茂赴义

1933年：永安“富二代”接班

1934年：“申新搁浅”

1935年：“抵羊”牌毛线进万家

 年度人物 宋棐卿：抵羊抵洋

 资耀华临危受命

1936年：“劳工自治”不是梦

 年度人物 都锦生：拴铜钱的包袱布

1937年：从“特别训练队”到大西迁

1938年：“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年度人物 卢作孚首倡人的现代化

1939年：西南成为企业新中心

1940年：“孤岛”繁荣昙花一现

1941年：大老板成为小伙计

1942年：“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

1943年：大后方企业界大联合

 年度人物 创下“天”字号的吴蕴初

1944年：展望战后工业化

1945年：企业家与行政院长对话

1946年：接收！接收！

1947年：侯德榜赴日拆机

1948年：最后的选举

1949年：去留之间

 年度人物 卢作孚自杀之谜

后记

1912年 荣德生的三个提案

清王朝在走向崩解的最后岁月也曾出台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包括对巨额投资者赏赐顶戴花翎乃至爵位等。正是在王朝的提倡和支持下，许多城市出现了商会，然而在除旧迎新的辛亥革命中，大多数商会站在了王朝的对立面，就如原本是为了捍卫王朝万年永固而创立的新军，在关键时候纷纷倒戈一般。在上海脱离清廷宣告独立时，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里，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等人获得了民政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重要职位。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以修沪杭铁路而赢得极高声誉的汤寿潜，他们从立宪派的领袖转而支持共和，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中，分别出任实业总长和交通总长。

1912年2月27日，有10年历史的“上海商务总会”更名为“上海总商会”。这个中国当时最具有实力的工商团体指出：求富才可以图强，那只有振兴工商。如何振兴工商？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有三条：一是商律，二是商标，三是企业注册。孙中山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就成立实业部①，以张謇为总长。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之后，也多次公开表态，民国要把振兴实业放在优先位置：“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质言之，中华实农业国也。”

当年秋天，工商部组织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总商会感到是个大好机会，专门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在会上提出设立商品陈列所、维持国货、提倡新制造工艺、由工商部拨款开办工商银行等建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工商盛会，除了各地商会、华侨商会和其他工商团体的代表，张謇、聂云台等人则是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

在无锡创办面粉和纺织工业多年的荣德生，就是无锡商会推选的代表之一，他乘火车北上，过长江、黄河，在徐州住一夜，在济南住一夜，到天津还要过一夜。他只读过五六年私塾，并未受过高深教育，但这次会上，他一个人就提出了三个提案，有调查，有数据，有见地，令人刮目相看，甚至工商总长刘揆一亲自登门拜访讨教。

时年37岁的荣德生出身平民，自办企业已有十多年，虽有成绩，却无大的起色，清王朝的终结，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愿意把多年的经验、思考奉献出来，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不仅是荣德生，几乎整个工商界都是如此，这一年有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新团体诞生，有许多专门的实业报刊创办。民国的破土而出，令他们欢欣鼓舞，投资办企业的制度性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在新生的共和国，他们施展拳脚的舞台一定要比衰朽的王朝来得大，他们真诚地以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机会已经降临。

荣德生的第一个提案是“推广纺织业案”，纺织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以四亿人口计，每人每年如平均用布半块银圆，就需要耗费两亿银圆，本国所出纱布不足，只能用外国货，每年至少要上亿银圆。他列举英、美、法、德、印度等国的纺织机纱锭数(5000万、2500万、1000万、1000万、600万)，人口仅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也有220多万枚纱锭，而地大人众的中国只有区区80多万枚纱锭，棉花大量外销，而洋纱反销，令他心痛。他说自己此次北行，一路考察，凡以前种罂粟的地方现在已改种棉花，棉花产量将继续增大，更应该赶紧多建纺织厂。他算了一下，如果添一万枚纱锭，就可以多招收一千男女工。办厂的地方他建议选在产销方便之处。

第二个提案是“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从学生中选择有一定外语能力又无力出国留学的，由企业出资派出国，学习先进工艺，学成回企业做技师，按级升用，事先可订立合同。对于企业花费并不多，又无须公家补助。假以时日，了解世界工业新工艺情形的人才就会逐渐多起来。

第三个提案是“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当时办企业，机器几乎都要向外国订购，未及兴利，就已流失基本金。所以他倡议国人尽快自办完备的制造机器母厂，购买制造机器的精良母机，办高等工业学校，派人到各国的著名制造厂去学习，要谋中国的富强，他觉得只有从这件事人手。哪怕对外借款，分期偿还也要进行。

这次大会共有八十多个提案，荣德生的三个提案都获得通过。日后的时光里，他和哥哥荣宗敬在纺织业上大有作为，申新纺织名扬天下，荣氏企业不断派人到国外学习考察，吸收留学归国人才，而且自办机器厂，自造各种机器。可以说，都与他在民国元年的这些思路密切相关。

荣德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当时在实业界满怀期待和憧憬的大有人在。这一年，32岁的聂云台在《东方杂志》发表《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一文，认为民国诞生将是振兴实业的大好时机，他算了一笔账，按他设计的办厂方案，无论纺纱、织布、轧花都会有厚利回报，他还有具体的数据。

而年仅19岁的方液仙则以母亲资助的一万银圆为资本，在上海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研制并生产牙粉、雪花膏、花露水等日用化工产品。P1-4

成就一个企业家的无非是聚财之道和散财之道，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世人更看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然而一个企业家的境界在本质意义上是由后者构建的。仅仅具备聚财之道，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而不会善用散财之道，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面面团富家翁，一个钟鸣鼎食之辈。遥想那些摆阔比富，整日沉醉在自己财富美梦中的成功者，时代的风一吹过，他们的生命也就随风枯干，连姓名都很快被湮没掉了，谁能守住那些积攒起来的财富？又有谁记得某某某曾拥有过万千荣华？曾国藩的外孙、曾在上海工商界呼风唤雨的聂云台，拥有多家大企业，担任过显赫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晚年写下的《保富法》流行一时，并载入了现代中国思想史当中。他提醒世人，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只懂得积聚，只知道传子传孙，罕有富过三代的，聂家也不例外。

也许我们今天只能看见，西方世界的许多项级企业家，在自己生前就将掌握的巨额财富捐了出来，由此上溯到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经典阐述。我们明白，在他们那里有一个久远的直追终极关怀的传统，既源远流长，又具有超越性。由此，我们很容易为本民族的落伍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如果我们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企业史有真正的了解，即会发现，在对近代企业有贡献同时对财富极为贪婪的一代“官商”盛宣怀之后，晚清到民国的半个多世纪中，从张謇、荣氏兄弟到范旭东、卢作孚，这两代企业家的身上，已能看到他们建立起来的公益传统——企业家精神的传统。这个传统既扎根于长期儒家文化熏陶，从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传统中嫁接过来，带有中国大地的气息，同时又呼吸了外来文明的新空气，将他们身为企业家的作为融合到了现代化进程之中，可说是中西融合的产物。这个本土传统延续时间不久，达到的高度却是今天所难以企及的。究其原因，与那个大转型时代所支撑他们的制度空间有关，也与他们的文明教养、人格底气有关，毕竟他们的人格在跌宕不定的那个时代中没有受过内在的、深入骨髓的伤害。不仅他们，包括多数无论走什么道路的知识分子，都具备相当的人格的完整性，一句话，他们不仅是有根的，他们也开眼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这才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在短短半个世纪中，就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本土传统。

一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归来，创办多家新式纱厂，引入超前的“科学管理法”，在沪上一夜成名，成为企业界的标杆式人物。他若只是靠着创业的成功，他在企业史上的那一页早就被翻过去了。他的企业鼎盛期不过短短八年，从1922年之后，他亲自经营的多数工厂几乎都失败了，论财富他在上海、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压根不足道，但是他一生都享有盛誉，直到抗战时期，在重庆召开全国生产会议，他还担任大会秘书长，操办这一战时的盛会，凭借什么？对此，与会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就不能理解，曾在背后对他的长子议论过。穆藕初凭的不是他身后那些过去的企业，更不是他的财富——此时他已是靠薪水生活，连自己在上海的别墅都卖出去了。他靠的是在他创业成功之初，即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靠的是他向社会奉献过程中呈现出的人格魅力，靠的是他对财富的真实理解，靠的是他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国度血肉相连的爱。这种爱与我们见惯的当代秀完全不同，那是从心里生发出来的，干净、纯粹、无杂质的。要说企业家的境界，这就是，这是大多数对财富太在意的人所不能做到的。

在准备研究民国商人时，我接触了大量与穆藕初有关的资料，我努力寻找他的缺点，努力寻找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不足之处，最终没有找到。当时正好他的幼子来我家中，我希望他从儿子的角度谈谈父亲的缺点，他思量良久，只是说，当年在上海，父亲被人看作是“洋盘”，就是很容易哄到钱的。即使在自己的企业失败之后，他还做了大量公益、慈善事业，利用自己在企业界的人脉、声望，他帮助过许多优秀学子或到异国深造，或在国内继续学业，他做到的真是万金散尽不再来。他身后萧条，没有留下财产给子女。

1920年，他决定捐出五万银圆①的巨款，成立一个“穆氏奖学贮金”，拜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从北大毕业生中选出对学术社会确有贡献而有希望的，不必经过考试，去西方留学。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天，他的两个儿子正在阳台上温习课文，他走过去，问他们兄弟：“我要以金钱助人出洋读书，你们意下如何？”17岁、14岁的儿子不知如何回答。他接着说：“你们将来自己会赚的。”他前后资助前往欧美留学的学子14人，在学术上几乎都有出色的表现。

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江绍原，这六个是北大学……样一条坚定的逻辑，这是中国企业家为自己构建的，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我在思考这个命题时，常常想，如果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切入，依赖什么力量，他们才没有被世俗的富贵、奢华所捆绑，他们甘心乐意、日复一日投身在这些事业中。在上海街头，我们可以看到荣氏的豪华别墅，在南通各处，我们也能看到张謇的多处别墅，但是，无论张謇、荣德生，更不要说陈嘉庚、穆藕初、范旭东这些人，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抵羊”牌毛线的创造者宋棐卿，这位基督徒企业家，他一家子住的房子是租用的，当一位日本籍牧师得知此事，诚恳地向他下跪。

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很简单，他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之所以超过了对物质的所求，根本在于他们的文明素养达到了较高层次。那两代企业家中，如果说第一代的张謇是有科举功名的状元，荣氏读书不多，却也是有文化根基的商人，那么第二代几乎都受过新式教育，呼吸过新文明的空气，陈光甫、穆藕初、宋棐卿、范旭东都是留学归来，只读过小学的卢作孚也是现代文化装备起来的自学成功者，最后连英文阅读都没有问题。

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两代为后世立规范、创造本土传统的企业家，都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企业家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在那个时代毫无隔膜，所以穆藕初才可以放心交给蔡元培他们去选学生，胡适才被选为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 Claire Be唱ere)将1911年到1937年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她认为那个时代的银行家、实业家都是很有思想、才华的中国人，他们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一珠双璧”o

这一点，我们只要有机会翻开那些在企业史上代表过一个时代的老企业的内刊，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天津“永久黄”团体创办的《海王》杂志，范旭东经常亲自撰稿，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也不时在这家刊物上发表有分量的文章；民生公司办的杂志叫《新世界》，关心的问题并不限于本公司，也不限于航运业：上海南京路上叱咤多年的永安公司，曾创办过一个综合性期刊《永安月刊》，坚持10年从未脱期，内容不仅有关商业，还有大量都市言情小说、文史随笔，连诗人徐志摩的年谱都刊登在这里，编辑是有号称“补白大王”的郑逸梅等人，第二代永安掌门人郭琳爽对这个刊物十分重视；还有陈光甫办的《旅行杂志》，印制精美，内容丰富。如今，这些杂志积满了岁月的尘垢，躺在不容易被人看到的图书馆角落里。如果有一天影印问世，不知今天的企业界会感到惊讶还是惭愧？

在这些企业刊物的后面，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的企业家，他们的文化积累、他们的文明气度，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那几代企业家的精神底色，支撑起了短暂却恒久的本土传统。

我之留意实业报国这条线索，始自十余年前，当时正着手写一本“西湖版”百年中国史(2010年出版时名为《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其中写了一个实业家(穆藕初)、一个银行家(蒋抑卮)，没能充分展开，我同时产生了为实业报国群体写一本书的念头。2008年10月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大商人》，就是这一念之产物。我选择了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等个案，初步完成实业家本土传统的梳理。此后几年，我先后应邀在《中国经营报》《中华遗产》《21世纪商业评论》《财经国家周刊》等媒体开过相关专栏，也曾在阳光卫视的《子夜》栏目讲过民国时代的企业家群体。其中，《中国经营报》开的专栏大约一年，以编年史的形式，以实业家和银行家们年度的作为为重心，从1912年到1949年，写了38篇文章；《21世纪商业评论》《财经国家周刊》则是以人物为中心，写了一系列《大商人》未单独写到的实业家和银行家，像聂云台、夏瑞芳、简氏兄弟、永安郭氏、吴蕴初、陈光甫、张公权等人。

《民国商人1912—1949》的主体部分，就是将这些不同的专栏整合在一起，以编年史为经，许多年份还有“年度人物”。这本书大致上可以代表2008年之后，我对近代以来实业报国传统的思考和研究的新进展。也可以说，与上一本《大商人》构成了互补的关系，前者侧重于个案，写了七个实业家，涉及六家企业，后者更留意的是整个实业家群体，这个阶层在大时代中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建立的组织，个体的命运与群体的命运事实上也是混合在一起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聚散，财富的聚散，一个阶层在变幻不定的时代里的聚散，尤其是这个群体对于聚散之道的把握和理解，他们留给未来世代的更多的还是无形的精神资源，也就是他们的散财之道，这一精神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益发显出其价值。

我选择的主要是“摆事实”，而不是“讲道理”。事实只有一个，我的基本想法是，曾经长期被遮蔽的这个实业报国群体，在事实层面还没有厘清之前，就贸然去做太多的阐释、分析，甚至得出什么结论，显得太匆忙了。我喜欢叙事，历史首先是叙事的，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不要解释，尽管有的时候，揭示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

我深信，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有一天也要进入历史。每个人都活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每个人的选择一同构成了历史的选择，或被动或主动，或主动中有被动，或被动中有主动。在历史的洪流中，人虽然微不足道，却唯有人能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相信历史，相信未来，是相信生命的超越意义。在近代大变局中产生出来的实业家和银行家群体，已在他们从事的新事业中获得不同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新意义，无论成还是败。这本小书在讲事实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寻找和确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