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阎连科长篇小说典藏》是阎连科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尚未出版，就曾引发全面争论。

小说讲述了一位大学教授杨科在家庭、爱情、事业诸方面悲情而又荒诞的遭遇。作家极尽讽刺之能，以荒诞变形的叙事、寓言性的写作，对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但又无限臆想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再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在现实巨大的荒谬围剿下，一个正统知识分子无法坚守他的“风雅”，当现实感一点一滴地遗漏，等待他的只有虚无与幻灭。该书表现了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的作家，对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曾备受争议。

本书曾荣获《亚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好书称号。

《风雅颂/阎连科长篇小说典藏》有可能是阎连科写得最苦的一部小说，他把自己和杨科拉得太近了，在展现杨科的所有丑陋之时，阎连科无疑是在解剖自己，还有自己所身处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其实，他有点太焦虑，也太执着了。就像他念念不忘的《诗经》线索原本就不能真正涵盖这部《风雅颂》一样，他艰难与之斗争的世界或许也不过是堂吉诃德面前的风车。如果杨科能稍稍放弃执念，如果阎连科能稍稍摆脱自己那一代作家的身份和使命感，如果他愿意离风车稍稍远一点甚至置风车于不顾，他或许会发现，世界是可以更简单的，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也不仅仅是绝路。

卷一 风

 关雎

 汉广

 终风

 萚兮

卷二 颂

 有瞽

 良耜

 噫嘻

 泮水

卷三 雅

 出车

 都人士

 十月之交

 绵蛮

 白驹

卷四 风雅颂

卷五 风

 式微

 晨风

 蒹葭

 东门之枌

 匪风

卷六 雅

 菁菁者莪

 斯干

 思齐

 白华

 小明

 南山有台

卷七 颂

 噫嘻

 臣工

 有

卷八 风雅颂

卷九 雅

 大田

 车辖

 隰桑

 渐渐之石

 小弁

 桑柔

 白驹

 鸳鸯

卷十 颂

 般

 天作

 时迈

 有瞽

卷十一 风

 东山

 草虫

 甘棠

 芄兰

 葛藟

卷十二 风雅颂

附录

 后记三章

说起来，从京城的精神病院逃回到耙耧山脉时，我走得并不快，可时光却在我脚下汩汩湍急，飞溅而流逝。这让我想起我的新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在以下的故事中，我可以简称这部专著为《风雅之颂》吗？）里的一句话——每个人无论最初你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

我以为，《风雅之颂》是一部伟大的专著，它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贵如金玉，掷地有声。它的完成，耗费了我五年的光阴。清燕大学那片松树林中教研室的枯色瓦屋，我搬进去时收拾得窗明几净，墙壁上白如天空，可等我离开时，窗棂上已经再次红漆剥落，露出了缕缕木痕。那雪白的墙壁，也布满了灰尘污垢，如同沾上了粪便的巨大抹布，挂在屋里的四周。

当然，《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给我带来的还不止这些。它给我最大的回报，是今年夏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看见有一堆男人女人的衣服，胡乱地扔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我妻子赵茹萍，正和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博导李广智，躺在卧室里的床铺上。赵茹萍粉白红润，只是稍稍有些臃肿（也可以说，她的丰满恰到好处）。可是李广智却骨瘦如柴，一身黝黑。他趴在我妻子身上，宛若一只晒干的虾米缩在一条白条鱼的身上。这一白一黑，一肥一瘦，一明一暗，让我当时就想，他们难有性高潮的到来。

他李广智哪有这能力。

我站在卧室门口，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提着《风雅之颂》的书稿。洋洋五十万言，刚刚改定誊毕，分量半尺多厚，字迹天热烦躁，其思想犹如四块砖头。大功告成，凯旋家中，我想提着这兜伟大，突然站在我妻子面前，借以炫耀显摆，邀功领赏，可是她却正在和校领导同床共枕，偷欢取乐（大白天的）。我家住在校区东南的家属楼里，四号楼，三单元，三〇六室。窗外的箭杨树，旗杆样刺破青天，有几枝青绿，正在我家的窗玻璃上动情动意，搔来挠去。我惊愕地看着他们俩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缩成一团，肩并肩地团在一块儿，彼此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不止，便觉得我回来得不算恰如其分，遇不逢时，有几分唐突和仓促。慌忙朝后退了一步，我看见他们同时去抓床头的枕巾遮盖身子时，二人的手关节碰在一起，有一片红肉落地的声音，在碎竹片编成的凉席上，一旋一闪放大了。

他们望着我，目光黯淡而忧伤，仿佛被俘的两个士兵，在望着一管黑洞洞的枪口。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只好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写完这部专著我就回来了，我应该先打回来一个电话的，应该先给你们打一声招呼再进来。

我说着朝后退缩着，仿佛是我走错了门，仿佛是一个男人尿急走进了女厕所。退到客厅转过身，我又扭回头来交代道，喂，先把衣服穿起来，都先把衣服穿起来。

我便从屋里出来了。

轻轻关上门，我木在楼梯口。对面的墙壁上，粉上去的白色不到一年就干涸翘裂了，在我怔着目光看它时，它经不起我的直视和冷厉，哗一下，有块白灰从墙上落下来。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我的脚步踢着我的耳朵了。这时候，我最怕有邻居走回来，怕他们问我说，杨教授，不回家你站这儿干啥呀？可是老天照顾我，没有安排邻居们这时走回来。

剩下的事，就是我家屋里窸窸窣窣的穿衣声，还有拉凳子的响动声，和我妻子赵茹萍朝门口走来的脚步声。随后门开了，从门缝挤出来了我妻子那秋叶飘零的话——杨老师，你回吧。有话回来说。

转过身，我看见她的半张脸夹在一掌宽的门缝上。待我如期而至地要转身回家后，好像她还有一个开门迎接的动作样。进了屋，关上门，她站在客厅一边，穿了那年新买的淡粉色裙子，蓝绸腰带束着腰，还在胸前系了个欲要飞舞的蝴蝶结，样子像是要出门给她影视系的学生上课般，只是她的手里没有拿课本，胳膊弯里也没有夹她的授课大纲和准备给学生们播放的电影片。她的双手无力地下垂着，交叉在小腹前，手心向上，胳膊微弯，仿佛生怕双手兜着的一兜空气会从手上漏下去。瞟了我一眼，把头勾下时，没来得及细加整理的头发，有一缕趁机散漫地耷在了她的前额上，使她的脸上如同一块白布上流过了一行墨。结婚十几年，我已经四十二周岁，她已经三十五周岁，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今天这样让人同情的模样，这样招人喜爱的可怜样，如同我的学生论文不能通过而不送礼只是站在我的面前哀求着。我把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去，看着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这时他再也不是那个管着京城一所赫赫名校科研和教学的副校长，再也不是身为科学院院士的西学专家了，再也不是全国所有大学博士点审批小组的权威组长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做贼被人当场捉住的小老头。虽仍是身穿西装，可里边白衬衣的脖扣儿还未及扣起来，领带还如一根草绳样拿在他手里，脸色铁青如夏天正旺的萝卜皮。我猜想，往日我不在家里时，他会如主人样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享受着我妻子给他泡的龙井和削了皮的大苹果。可是今天他不了。他虎落平阳了。他把半拉屁股挂在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低着头，不说话，不时地瞧瞧屋门口。

他的目光提醒了我。

我过去把半开的屋门关起来（把屋门里边的暗锁扣上了），折回身，我像我家的主人样，坐在我家乳白色人造革的沙发上。想说啥，却只叹了一口气。又瞅了一下他们俩，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倚着沙发盯着我放在地上的书稿沉默着。

我不知道逮住他俩通奸是好事还是坏事。

屋子里的闷，像空气都凝成了铁或石头般。人也已经被铸在了石头或铁里。空调还开着，可李副校长脸上有了汗（有些可怜呢）。我妻子的脸上也挂了几珠汗。我脸上没有汗，只是手心有些热。双手捏着时，像捏了两包水儿。松开时，凉气哗哗地从手心钻进了手掌里。在清燕大学读书、教书二十年，从没有过的酸楚和惬意，这时从手心沿着胳膊流遍了我全身。我再一次望了他们俩，和他们看我的目光相遇时，他们的目光谨小慎微、颤颤抖抖，如在惊恐中伸出来试探安危的龟头般，看一眼，就敏锐快捷地缩将回去了。

——杨副教授，我错了，想要怎样你就直说吧。

P2-5

飘浮与回家

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我说：“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

我明白，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而常有来往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照样也有。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从心里相信，自己是一个无能无用的人，闲余多余的人。因为这种无能，因为这种闲余和多余，因为我说起来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安排外出打工的能力都欠缺，也就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二十岁便出来闯荡人生，三十多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从来就招惹非议的文字和书籍。

最近的一些年月，我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飘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之距，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甚至，小说原有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不妥，便由朋友挖空心思、又水到渠成地替我改成了《风雅颂》这个美妙却又表面有些哗众的书名。我知道，因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这样就难免有些附庸风雅之嫌，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不存在的存在

有件事情我说过了，也写过了。在一些大学的课堂，在一些文学对话的场合，我总是会反复地提到那件事情，再说再写，不仅哕唆，而且遭人之厌。可是，这里我还必须把它在这篇后记中再次复述，因为它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今后的写作，都有着不能回避的意义。

二。。四年冬末春初，八十岁的大伯病故了，我匆匆回去奔丧，在出殡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我大伯的第六个孩子，在二十几年前当兵远赴新疆之后，在部队上因故结束了他不到二十岁的生命。依着我老家的习俗，父母健在，早亡的子女不能进入祖坟。这样，就给我的这个未婚的叔伯弟弟找了同村一个溺水死亡的姑娘，冥婚合葬在了我老家的村头。二十几年后，随着大伯的病逝，才算可以把我这个弟弟一并送人祖坟。因为我的叔伯弟弟当初冥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因了这次出殡，要给他们补办一个冥婚的仪式。也就在出殡这天，我家乡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世界上一片皑白。然而，我叔伯弟弟和他“妻子”的灵棚里，主葬主婚的人，给那对小棺材上铺了大红的布匹，贴下了喜庆的冥婚对联。就在那天早上出殡的过程中，在我们上百个孝子披麻戴孝、顶着风雪、三拜九叩的行礼过程中，我的一个妹妹过来对我悄声地说，后边我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许多红红黄黄的蝴蝶。

我愕然。

慌忙退回到后边灵棚里看，竟就果真发现，在那充满红色喜庆的灵棚里的棺材上、帆布上和灵棚的半空里，飞落着几十、上百只铜钱大的红红黄黄的粉色蝴蝶，它们一群一股地起起落落，飞飞舞舞，而在前边我大伯充满白色的灵棚里，却连一只蝴蝶的影子也没有。这些群群股股的花色蝴蝶，在我弟弟的灵棚里停留飞舞了几分钟后，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又悄然地飞出了灵棚，消失在了寒冷而白雪飘飘的天空里。

之后，我怔在那一幕消失的奇异里，想天还大寒，雪花纷飞，这些蝴蝶是从哪里飞来?又往哪里飞去?为什么只落在我弟弟冥婚的灵棚里，而不飞往相邻的我大伯那丧白的灵棚里?为什么在我人到中年之时，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都已形成并难以改变之时，让我遇到这一幕“不真实的真实”“不存在的存在”?这一幕的真实和奇异，将会对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不是在我的写作无路可走时，上苍给我的一次文学上天门初开的启悟呢?

为什么写作和要写怎样的小说

我总是问我为什么写作。总是说我最初知道为什么写作，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现在，我不再问了。关于为什么写作，我不再逼问自己，也不再管顾别人。

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出生，到了这个世纪写完《风雅颂》的春节，我已经进入五十岁的门槛。要在往年，在我老家，上了五十岁的人，说自己是个中年，会遭到人们笑话。到了六十岁，在那儿已经算是老人了。到了七十，都已经是古来之稀了。想起这个年龄，我就感到了后怕，感到有一种后脊梁发冷的无奈。可是，年龄的增长，不会因为你对生命必然消失的恐惧而迟缓或暂停它的脚步。于是，我不再想为什么写作这样抽象的问题。这样，也就避免了过多地去想人为什么活着和为什么必须死亡这些伤神的事情。反正，你已经五十。反正，你只能写作。反正，只有写作才是你今后的生命。那么，就这样匆匆地活着和慢慢地读着写着吧，不和别人比试谁写得好坏，不去比试谁的作品卖了多少，不去想一个作家的声誉和钱财，也尽量不去过分在意别人对你和你的作品的品评议论。只想今后的写作和你要写什么样的小说。只想在你的写作中，如何才能更完整地表达属于你的那个“我”。

是的，我不再问我为什么写作。然而，我不能不问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闲静下来，我总是这样地逼问自己，审讯自己，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着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了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都回答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偷盗别人。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似乎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原来，我笔耕不辍，似乎都是为了写出那样一部小说：写一部别人似乎读过、又从来没有读过；我此前似乎写过、又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小说。那小说，像从天上落下的一块陨石，人们不知道这石头从哪里来到了人间，感到熟悉而又陌生；那小说，如同从海洋或森林走来的一只怪物，人们先前似乎想过、又似乎从未想过它的模样，似乎见过又确实没有见过它的模样。原来，我竟是狂妄地想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原来，我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明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自己还以为有能力去尝试着做些什么。反正，事情已经这样，想法也已经这样，那就让那件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引导着自己的写作罢了，至于别人说些什么，甚或骂你一些什么，也都随了人家去吧。横竖我已经习惯了这些。

因为，我冥冥中有些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谩骂之声。但我在死亡的生命之上，确实看到了飞舞的粉色蝴蝶，看到了天地之间的雪花，也还有雪后的一丝初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