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著的《蒋介石密令破解》是一部以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分析研究抗战时期蒋介石及国民党历史的纪实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所披露的蒋介石手令，可为抗日文献研究者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研究依据。

该书稿是一部史料性较强的读物。此书为新近披露的蒋介石手令，集结两卷，共106通，140纸。这批手令多书写于抗战期间。从中可看出蒋在七七事变前已经判断日本对华将很快采取军事侵略行动，为此开始了全方位的备战，以及在此期间的军事部署、人事调动、对时局的判断及处理。

该书分为十个部分介绍了蒋介石的密令及其背景和执行过程，包括：1.整顿侍从2.两广兵变3.西安事变4.雾掩庐山5.宛平烽烟6.统兵抗战7.航空抗日8.军训教育9.约谈迎送10.官员任免。

该书语言严谨、观点客观、表述准确，可读性和资料性均较强。

最新面世的蒋介石手令共有106通、140纸，时间跨度从1935年到1945年，内容关联许多重大事件，披露了一些在以往历史档案中未见或鲜见的重要史实及轶事。手令由原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收藏。陈宇著的《蒋介石密令破解》对这批手令，在书写时间判读、原件品鉴、原文标点和解读等方面，都作了认真详尽地考证和分析；通过这些手令，补充或重新解释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对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及真相有着新的认识。

前言

01 整顿侍从

 第1通手令——令钱大钧到侍从室任职

 第2通手令——呈示电文须先签拟意见

 第3通手令——非重急文件交朱培德代批

 第4通手令——批评呈阅文电拉杂纷繁，毫无条理

 第5通手令——规定会报并批核公事

 第6通手令——严格规矩侍从人员行为

 第7通手令——周计划安排每天工作日程

 第8通手令——安排侍卫官到地方任职

 第9通手令——安排侍从官兵到军校学习

 第10通手令——规定英文与射击为侍从人员必修课目

 第11通手令——责备召见德国顾问误传时间者

 第12通手令——要求凡发南京电稿用寄信或电话方式

 第13通手令——须特别注意侍从室无线电情报已被敌偷取

 第14通手令——规定每周课程，开列必读书目

 第15通手令——详报侍从室各级人员年度考绩

 第16通手令——批示侍从人员自我批评、相互劝勉

02 两广兵变

 第17通手令——详报株洲所存弹药数目

 第18通手令——代写战报，义正视听

 第19通手令——驾临广州处理兵变

03 西安事变

 第20通手令——定稿《西安半月记》

 第21通手令——连电催促杨虎城到沪后出国

 第22通手令——关注东北军整编及高级将领刘多荃

 第23通手令——催参与事变的部队开离西安

 第24通手令——秘查东北军旧部情况

 第25通手令——密切监视杨虎城在西安的行动

04 雾掩庐山

 第26通手令——欲美庐疗养休闲，却陷紧张战乱

 第27通手令——关怀创建庐山植物园

 第28通手令——何以同时召见熊式辉、周至柔

 第29通手令——召见负有特殊使命的杨宣诚、邓宝珊

 第30通手令——押解“七君子”来庐山，结局大出所料

 第31通手令——派兵迎护林森主席上山

 第32通手令——遥控上海滩

 第33通手令——在军官训练团基地海会寺的最后讲话

05 宛平烽烟

 第34通手令——判断日军意图，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

 第35通手令——答复英国大使，中国军队运兵专为应战

 第36通手令——通手令报日军5列火车到津塘间

 第37通手令——要求详报日本侵华重要消息

 第38通手令——通手令知宋哲元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第39通手令——问平津之间的电话尚通手令否

 第40通手令——随时详报日人及政府对华北消息

 第41通手令——与宋哲元代表梁建章晤谈

 第42通手令——盛情款待梁建章并补助保定莲池书院

06 统兵抗战

 第43通手令——索阅上海吴淞浦东间作战计划图

 第44通手令——索阅南京、溧水、句容间地图及公路路线图

 第45通手令——初筹南京保卫战军事交通手令

 第46通手令——列表详报各炮兵团现驻扎地点

 第47通手令——查报驻武昌、重庆炮兵情况

 第48通手令——问平汉路北段及黄河北岸战况

 第49通手令——淞沪开战前限期上海各银行从速移运现银钞票

 第50通手令——查报卫立煌现在何处

 第51通手令——速报与郝梦龄同时殉难者刘家骐师长履历

 第52通手令——急召陈诚到武汉改组军政机构、整理军队编制

 第53通手令——列表详报及其图示南方诸省各部队

 第54通手令——批准爆破郑州黄河大铁桥

 第55通手令——令朱怀冰师部与主力移驻宜昌

 第56通手令——给山东高射炮不必急发

 第57通手令——指挥台儿庄大捷序幕战——临沂保卫战

 第58通手令——郑州之南铁路车辆继续运输部队

 第59通手令——拟定东南各战区作战地境及计划部署

07 航空抗日

 第60通手令——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列席军委会

 第61通手令——召见情报专家和空军要员

 第62通手令——改组航委会

 第63通手令——调重轰炸机欲再东征日本

 第64通手令——痛斥航委会军事机关贪腐恶劣至极

 第65通手令——中国空军的艰难窘境

 第66通手令——致谢美苏空军援华

08 军调教育

 第67通手令——在黄埔军校演讲不必要提前一小时集合部队

 第68通手令——追责演讲时间提前究竟是何人之过

 第69通手令——令行政院部长、中央党部股长参加黄埔军校纪念周

 第70通手令——黄埔军校生参加纪念北伐十周年首都阅兵分列式

 第71通手令——要求黄埔军校教导总队务必参加分列式

 第72通手令——抄检呈阅一份《军人读训》

 第73通手令——检阅首都公务员及军校童军训练班、高级班

 第74通手令——集中京苏镇军训各团谒陵与受训

 第75通手令——批准印发军训教材

 第76通手令——初定检阅电雷学校时间

 第77通手令——推迟检阅电雷学校日期

 第78通手令——先呈履历表，再分别接见黄埔军校将官班学员

 第79通手令——中央常委及各军校主官等均参加政治学校纪念会

09 约谈迎送

 第80通手令——代访九旬老人马相伯

 第81通手令——军事会报会邀兵工技术人员列席

 第82通手令——嘱上官云相出国前来见

 第83通手令——约见陈济棠、傅真吾、孙连仲并问话程潜

 第84通手令——请顾祝同接电话

 第85通手令——约王育瑛、凌兆垚、张言传晚餐后来见

 第86通手令——招待老乡孙表卿并约见表弟王震南

 第87通手令——请钱大钧、陈布雷代为送驾何应钦

 第88通手令——黄蘅秋赴滇，托转为面达并代表一切

 第89通手令——预留黄蘅秋赴滇飞机座位并派人送行

 第90通手令——复电邱甲外问谣诼不必轻信

 第91通手令——命吴斌及张镇来见

 第92通手令——代访英国大使，约见对日情报专家

 第93通手令——电令召见张镇

 第94通手令——电话南京约见陈公博

 第95通手令——查报贺衷寒何日出洋

10 官员任免

 第96通手令——撤换第140师师长沈久成

 第97通手令——限康泽赴汉就任，否则以抗命革职拿办

 第98通手令——呈报候核邹敏初扰乱金融案

 第99通手令——为调换第15师师长晤谈王东原

 第100通手令——再查调换王东原师长呈阅件

 第101遁手令——查报第110师副师长履历

 第102通手令——查报萧洒并处置

 第103通手令——查报独立第45旅副旅长王治岐

 第104通手令——查报湖北保安旅旅长张本法案

 第105通手令——任命建设专款副主任秘书徐堪

 第106通手令——抄呈各军副军长、副师长名册

藏密者·钱大钧

主要参考文献

(一)蒋介石的专职智囊机构侍从室

侍从室，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这一机构非常惹人瞩目，因为这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并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办事，权力很大，也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凡是下面要呈报情况、打通关节，最便利的捷径便是通过侍从室；而侍从室放出去的人员，也大多在国民党军界、政界担任要职。

“侍从”一词，古已有之，旧指随侍皇帝或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霍皇后传》中也说：“皇后舆驾，侍从甚盛。”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称在京职事官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到两制等统为侍从，所指的范围比较广。

蒋介石侍从室的成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1932年“一·二八”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继续“剿共”，在汉口成立了鄂、豫、皖3省“剿共”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行营。蒋介石时常出发到鄂、赣亲自督战，随身带着几个秘书、副官和参谋人员。幕僚杨永泰建议把这些跟从他的亲信组成一个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列，这是初期阶段。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根据地，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蒋介石准备召开国大，这10年间，侍从室不断扩大，从原来的第1、第2两个处扩增到3个处。这是侍从室发展的重要阶段。

建立和最终形成侍从室，并非蒋介石的突发奇想，实际上经历了一段近8年的萌芽酝酿期，之后才盛极而衰、蜕变消亡。1924年，蒋介石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即在官邸内设有类似侍从室组织的办公厅，掌管起草文件、翻译电报、誊缮书信及处理机密文件，并负责官邸及蒋的人身安全，编制仅有随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官等寥寥数人。1926年，蒋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时，身边又增设了侍从副官(参谋)一职，指挥北伐战争时常让其随侍左右。后来官居国民党宪兵总司令的张镇，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还有后来官居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1928年曾任侍从室少将参谋。那时的侍从组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侍从室”，并未纳入党政军正规编制，只是蒋介石个人的服务机构，充当蒋个人的幕僚及侍卫，其时的机构设置还相当不完善，办公人员较少。

蒋介石之所以会设置此机构：一是因为他深受封建思想影响，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以蒋当权后，便仿效古代帝王在身边设置随侍服务；二是因为他深知历史上谋士、幕僚在决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其时蒋本人也正愁于如何“得天下”，所以千方百计网罗这方面的人才，如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当他得知杨永泰可辅佐君王成就王业时，即以“三顾茅庐”之礼收揽杨，杨感激涕零终为所用，后献“削藩”、“剿共”、“收川”等谋划，以报蒋的知遇之恩。

侍从室的正式组建，不仅与军中“卧龙”杨永泰有关，更与它组建后所承担的任务(积极策划“剿共”)密不可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导下，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32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设置，蒋介石出任军委会委员长，4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3省“剿共”军事，并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就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因为战事需要，蒋时常到湖北、江西等地指挥部队，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外，还需要临时抽调一两个参谋人员，随他到各地指挥。

1933年2月，蒋介石驻节江西南昌，成立了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军事。为了更好地指挥“剿共”，蒋介石接受谋士杨永泰的建议，把本来经常跟随他奔走的参谋人员、秘书、副官、译电人员以及侍卫等组成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以完成处理各类函件公文等工作。杨永泰升任军委会委员长属下的南昌行营秘书长。

P2-3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是一个争议颇大的历史人物。在当代中国，大陆媒体一般直呼“蒋介石”；在台湾，则一般尊称“蒋公”、“蒋老先生”，媒体多用其正名“蒋中正”。政治社会不同，语境使然。

作为近代中国曾经的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海陆空军大元帅，蒋介石集党、政、军核心角色为一身，领导中国国民党长达半世纪之久，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各时期。蒋介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地位显著，是研究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不可能避开的重要人物。近年，随着“蒋中正日记”等一批材料的解密，其真实的历史形象正逐渐清晰。而新近面世的两卷“蒋中正密令”，涉及众多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正如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先生所言，此密令对于研究蒋与民国历史，“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

这批新近披露的手令结集2卷，共106通、140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共5纸)。本批手令的用笺共有4种。蒋介石多用套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竖8行)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便笺”(竖5行)，另有古松影花笺，仅1通2纸。还有蒋介石在上面批文的1通4纸套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用笺”(空白无行)。书写工具有3种：大多数用毛笔(字迹黑色)，少量用红蓝色铅笔(字迹红色、蓝色)，极少量短文或个别文字的补写用铅笔(字迹黑色)。原笺加盖有收文印戳5种：“侍秘第××××号手令”、“侍秘第××××号”、“机秘(甲)第××××号”、“机秘(乙)第××××号”、“参字第×××”，其中“××××”序号用钢笔填写。印戳形制多为条形章，颜色为红色或紫蓝色。有数通手令，加盖有经办人钱大钧、陈布雷等人的朱红印章，以表示郑重和负责，仅就鲜见的私章金石刻印来看，也都颇具文物价值。这批手令的时间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为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旧藏，并题签：“主席蒋公墨宝(一)、(二)，吴县钱大钧收藏”。

钱大钧(1893一1982)，江苏吴县人，生前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亲信。钱大钧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研习军事，回国后不久，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遂与蒋介石结缘。黄埔军校建立之初，蒋介石任校长，钱大钧任军事教官，经过东征、北伐诸役，两人关系更为密切。而钱大钧有幸获藏此2卷手令，得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1处主任时期，以及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期。在以上3个阶段中，钱大钧与蒋介石一起经历了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武汉会战，组建中美航空“飞虎队”等众多改变中国抗战进程，乃至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大事件。同时也经历了重组侍从室、两广事变、成立航空委员会等重要内部事务的处理。

侍从室，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蒋介石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组织。1933年，蒋介石驻节南昌行营，指挥江西“剿共”，始成立侍从室。由随行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组成，分为警卫、秘书、调查及记录、总务4个组，以处理各类函件公文为其工作任务。1935年2月，南昌行营撤销，侍从室重组，设2处5组，第1处下辖总务、参谋、警卫3个组；第2处下辖秘书、研究2个组。钱大钧于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问，担任第1处主任兼侍卫长，并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问，复任第1处主任。在这2卷手令中，涉及侍从室的有16通，其中蒋介石手书15通共21纸，钱大钧回执l通共4纸。

另有涉及“两广兵变”手令3通3纸。“两广兵变”，又称“六一事变”或“两广事变”，指1936年6月1日，粤系军阀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兵变爆发后，蒋介石一面调集军队入湘防御，一方面派遣时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收买陈济棠主力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投蒋，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之后，桂、蒋双方通过调停，于9月中旬会晤于广州，言归于好，两广问题遂和平解决。蒋所书手令，既有在南京的筹划，也有在广州会晤桂方将领之时所书。

和平解决“两广兵变”不久，1936年12月12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事变之前，蒋介石曾派遣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张任副总司令，钱任参谋长)、“武昌行营”(张任主任，钱任参谋长)之交情，分化张学良东北军与杨虎城西北军高层之关系。但事变突然，之后的发展和结果虽已被今人熟知，但蒋介石对于处理杨虎城及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态度，在这些新披露的手令中可见有新的异变。这批手令中，涉及西安事变者6通6纸，皆为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其中3通与杨虎城直接有关，皆是询问其病情，催促其离陕来沪，结合“蒋中正日记”1937年5月29日之记述，“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可见蒋介石是以敦促杨虎城出国为事件解决的下限，当时并未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曾通电全国，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8项条件，其中第3项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即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7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该事件发生于西安事变之前，却到翌年7月31日才得以解决，又称“七君子事件”。手令中有l通2纸，与“七君子”有关，为蒋介石派遣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去探明沈钧儒等人的“悔过”情况，并希望能将沈押解庐山一晤。“七君子”态度明确，绝不悔过，加之蒋介石认为“沈案”为中共制造了舆论氛围，故双方僵持不下。遂此事直到“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日军兴，才得以草草收场。蒋介石手令发布之时，正在庐山筹备第3期暑期军官训练团，并在之后不久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这批手令中，共有蒋介石1937年在庐山时期的手令8通，共lO纸。

这批手令多书写于抗战期间，因此，以“统兵抗战”为内容的手令数量较多，共有17通17纸。时间跨度从1937年初到1944年底，从中可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即已判断日本对华将采取大规模军事侵略行动，为此开始了一些国防备战。这些手令，涉及台儿庄战役、忻口战役、武汉会战兵力部署、整理军队编制等重大事件。还有调解及平息各战区之间的矛盾、安抚部属等。

1938年2月底，钱大钧卸任侍从室第1处主任兼侍卫长之职，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直至1939年5月被免职，其间依然可以得到蒋介石手令，但工作重心已由幕僚、参谋变为战场决策与部队建设。在担任航委会主任期间，钱大钧参与了“人道轰炸东京”、“武汉空战”、“重庆空战”等作战的组织策划与实施。不久，因其空战保卫重庆不利，以及挪用军费公款，被蒋介石免去航委会主任一职。任航委会主任期间，钱大钧共获藏蒋手令6通20纸，另有1通2纸，为1945年第二次出任侍从室主任时手令，与空军飞虎队相关，都属“航空抗战”。

蒋介石以兴办黄埔军校起家，在军中依靠“黄埔嫡系”而掌控部队。因此，他对军校教育以及民众军事训练、全民国防教育都十分重视。常到时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即黄埔军校)、中央政治学校、镇江电雷学校等军校视察并发表讲演。这批手令中，涉及军事教育训练及军校建设的手令有13通13纸。另外，还有归类于“约谈迎送”内容的手令16通16纸，“官员任免”类11通11纸。

这批手令，披露了一些在以往历史档案中未见或鲜见的重要史实及轶事。如：淞沪开战前限期上海各银行从速移运现银钞票，批准爆破郑州黄河大铁桥，拨款庐山创建中国第一个植物园，资助保定莲池书院，为中央通讯社亲自代写战报，专访“捉蒋行动总指挥”，令押解“七君子”上庐山，遥控上海滩银行大亨虞洽卿、青帮老大杜月笙、金融界巨头叶琢堂，在南京秘密约见陈济棠，卢沟桥事变刚起就判断日军将“积极进攻”，轰动一时的“黄浚汉奸间谍案”，侍从室无线电情报被敌偷取，调重型轰炸机欲再东征日本，痛斥航委会军事机关贪腐恶劣至极等，在这批手令中都所有反映。有的手令虽然只有寥寥数语，有扑朔迷离之感，但从中仍可窥见一些事件的端倪及真相。  这些手令，能够保存下来，得益于钱大钧的任职，还得益于他是个有心人，也得益于他对书法的特殊爱好。但从保守军事机密的角度来说，这些手令在当时都属于密级很高的指令。密级文件一般分为秘密、机密、绝密3种，从这些手令的内容看，大多数都在“机密”级别之上。保密是每个军人所要承担的自觉责任和义务。严格来说，这些手令按规定在传达和受令后，必须立即销毁或上交机要室、档案库集中保存，后再按保密相关规定作妥善处理。而私自收藏是违犯军纪军规的，何况是战时最高军事统帅的手令，手令就是机密，就是密令。而且蒋介石在有的手令上特别注写“极密”字样，有多通手令约谈的人就是当时中国的顶尖级别情报专家、密码专家。不过，后人还得感谢钱大钧的“违纪”，使这些手令完整地保存下来，成就了其文献、文物的双重宝贵价值。

今天，我们通过这些手令，可以补充、重新解析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并且通过这些手令，可以看出蒋介石处理事务时事无巨细、越级管理的风格，如其对于军官简历的考察已经到达旅一级，对于部队装备的考察已经深入到营一级，对于侍从官的月考成绩要亲自过目等。还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从这些手令的字里行间窥见蒋介石的真实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手段。

这批手令论字数虽然不多，但信息量大，含“金”量高。本书侧重抗日战争相关内容，对有的手令未作详细解读，以求详略得当。有的手令因缺史料佐证，难作解读，暂付阙如，盼有识者补之。本书成稿时间较短，由于资料与精力有限，对手令中涉及的时间、人物、事件推断，恐有失实之处，还望大家明辨以正和完善补充。对书中所采用的一些佐证材料、引用研究成果及所列参考文献书目的作者和朋友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手令原件来自于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适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本书主要内容即原为这批手令的展出和拍卖所解读，本书作者曾在北京、西安、宁波等地作过专场演讲。在此向保利拍卖公司及各地的朋友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