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舒绣文——她那时虚岁十八，实际只有十六岁多些，还很幼稚。她知道，如果向父母说明要独自到上海去谋生，父母一定不许，便先买好票，上火车之前把写好的一封信投在信简里寄给父母，说明去上海求职以解决家计的打算，到了上海一定写信回来。
在上海，她先是住在北站旁界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每天用面包搭开水充饥。后来住到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重庆路附近的一家俄菜馆楼下的公寓里，这里是按月算房租的，比旅馆要便宜些，但是伙食还是面包加开水。她成天没事，只好跟别人闲聊，那一口流利响脆的北京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舒绣文回忆说：一个常来吃饭的青年，观察了她好几天，最后搭讪着问她：“你这个北京姑娘，到上海来做什么?”她不知这小伙子是什么意思，便抢白他一顿：“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北京姑娘不能到上海来?”
这小伙子觉得这位北京姑娘非但嗓音清脆，口齿伶俐，而且性格泼辣。他是个涉足戏剧、电影界的小职员，惊喜地认为发现了一位演员苗子，便问她：“你愿意拍电影吗?”“我就是来上海拍电影的。”于是一拍即合，小伙子答应给她找电影公司的门路。此人就是后来和绣文共事于五月花剧社，被逮捕入狱的桂公创。
很快，绣文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三十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工资了。
性格倔强的舒绣文，一不愿意成天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教国语，二受不了老板邵醉翁的气，便一怒之下，离开了天一公司。先是参加集美歌舞剧社去闯荡江湖，后又在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
据舒绣文回忆说：这个剧社在杭州演了几个抗敌色彩浓厚的戏(如田汉的《乱钟》等)，杭州市国民党逮捕了剧社成员，并勒令剧社解散，把全体演员“驱逐出境”。一心想演好戏，将来让邵醉翁大吃一惊的舒绣文，这时才明白，演戏可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决不能只是为演戏而演戏。从杭州回到上海，由田汉安排，把她安顿到刚落成的“新世界”舞台上过夜。不久，她参加了田汉、阳翰笙领导下的春秋剧社。
舒绣文开始了饱一顿饥一顿，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到外地去演戏的流浪生活，有时也拍一些与抗日有关的影片。至于“收入”，是说不上的，她本来有养家糊口的任务，这时也顾不了许多，直到进了明星电影公司，有了固定收入，才把父母弟妹陆续接到上海来。
演戏，演戏，她演上了瘾。编剧和导演们总是把一些性格强烈的角色分配给她，她也就在这一类型角色的创造中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她曾经参加中旅剧团在南京演出，导演应云卫在《梅萝香》里让她演一个“白相女人”，她太阳穴上贴两个头疼小膏药，手夹一支烟，脚趿一双拖鞋，一面吸烟，一面破口骂人，当时舞台上还没有一个女演员将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她演得淋漓尽致，一时名声大噪。
接着明星影片公司便“礼聘”她为正式演员。她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并且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开始演主角。
舒绣文拍电影，并不忘记演话剧，甚至可以说，她更加爱演话剧。她在《茂娜凡娜》里饰演女主角。抗战前夜，在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里扮演凶恶的婆婆卡彭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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