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著的《盗火与革命》可以说是细节丰富而立体的近代政治史。变革年代的人性启示录。我们至今生活在近代贤人开创的变革年代当中，重新梳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重新打捞和认识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带领读者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余世存著的《盗火与革命》的主角专注于治世，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近代中国大变革的直接承受者。黄兴、宋教仁固然是革命者，但是谭嗣同、张静江、宋耀如、阎锡山等人又何尝不是。进而言之，要理解辛亥前后的复杂场景，需要梳理不同阵营、不同阶级、不同命运的关键人物，重新审视他们的功过得失；而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聚合到一起，就是一部细节丰富而立体的近代政治史。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

左右时局

 曾国藩：圣王们的游戏

 张静江：开创革命世纪

 宋耀如：缔造宋氏王朝

 黄　兴：独立苍茫的国父

 宋教仁：渔父不是宋江

 黎元洪：自有纯德

 唐绍仪：总理县长

 阎锡山：阎公雅望

 顾维钧：弱国之幸

 林森：被忽略的“神位”

乱世留名

 王　五：毁家纾难屠狗辈

 林觉民：侠骨柔情革命者

 蔡　锷：护国将军

 汤化龙：实力卧榻

 吴佩孚：秀才猛人

 张作霖：登堂入室

 杜月笙：帮派优则仕

 何凤山：一生只做一件事

 吴稚晖：疯怪成牛

 王云五：做官不如读书

天意难违

 谭嗣同：值不值得

 光　绪：苦命的英雄皇帝

 陶成章：革命成功以后……

 蒋百里：形势比人大

 王亚樵：革命者的突围

 张学良：浊世公子成人难

 戴　笠：没有人格的人

 杨　度：有名无实

 汪精卫：尤物何其烈

曾国藩：圣王们的游戏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处于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时卑微、平庸的、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一句话，平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避乱世，而是个人尤其乌合之众的集体都应该学会如何适应乱世；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世里得以完成，并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地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拷贝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的成就了。

曾国藩（1811—1872）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头上的光环无数。他是我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他还组织人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先行者，他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思想的队伍，他的《爱民歌》启发了毛泽东写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蒋介石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给黄埔学生。曾国藩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了一篇《讨粤匪檄》，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在当时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使得跟太平军的无义之战多少有了合法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

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满清朝廷失言，但他的事功当是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得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曾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唯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曾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

曾国藩在时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年时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P13-15）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收录了整整百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一百多篇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也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杮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

……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对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即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无不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来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等人，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

2015年11月15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