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朱元璋查抄贪官污吏的家，并没有查抄出按他的方法所计算出来的数额，所以要追赃。既然要追赃，那么如何计算数额呢?朱元璋算了一笔账。在《大诰·郭桓造罪第四十九》中讲他之前计算时，恐民众不相信有如此多的赃款，所以仅大概计算为700万石，但现在从浙西秋粮卖放情况来看，其宝钞金银估且不算，仅粮米的缺额就有200万石，这样当时12个布政司，总计就是2400万石，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亿人民币，这个数额实在巨大。一个布政司出现问题，所有的布政司都会有问题，这便是朱元璋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要追赃，各个布政司都不能排除在外，那么自上而下地去追，所牵连的人多达数万余众，看来也是平常的事了。
至于郭桓案都牵连了什么人?又是如何使中产之家破产的呢?朱元璋的诰文透露出一些信息。在《大诰·五府州免粮第十二》中讲，应天、宣城、太平、广德、镇江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秋税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一府税粮大约是120余万石，官田约占一半，无一粒上仓，就是60万石，五府合计则约300万石，数额巨大，五府官吏都不能免罪。似此严追，全国官吏都不免要被审察。
在《大诰·开州追赃第二十五》中，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在追郭桓等人的赃款时，下帖乡村，遍处科民，以赔补赃项，因为手段残忍，民众怨恨极大，朱元璋将其斩首，并将头颅在本州属地传示，以平民愤。可见在追赃过程中，不但贪赃者被严惩了，追赃的人也因为各种因素被严惩了。从追赃过程来看，本籍贯官吏如果完不成追赃任务，必然会受到处罚，而严厉追赃又会造成科敛，最终也难免一死，全国地方官都卷入了这起追赃的风波之中。
在《大诰·重科马草第四十二》中，因户部侍郎郭桓等，得到应天等五府纳草人徐添庆等户的赃，便不征收他们的马草，却在安庆府人户内征收，将负担转给了其它地区。富民行贿免征赋税，致使其它地区增加负担，朱元璋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可恶，便针对富民进行了惩治。按照朱元璋的逻辑，凡是向官吏行贿者，都属于“奸顽”，而“奸顽”则要纳入重惩不贷的行列。在《大诰·纳豆入水第五十三》中，因为“奸顽人户”在马料豆中拌水，朱元璋便认为：“每仓一间不下万余石，因一户奸顽搀水交纳，湿热一蒸，盈廒皆坏，如此者多矣。”朱元璋并不以缴纳搀水马料豆数的额度计算，而是以搀水马料豆人仓以后造成的损失来计算。这样，一户缴纳搀水马料豆，就要按损失万石来计，于是数额便巨大了，那么将“奸顽人户”治以极刑，便是“罪有应得”了。“奸顽人户”缴纳拌水马料豆和粮米，收进仓库的官攒人等也有责任，所以不但“奸顽”难免一死，监收人员更不能苟活于世。在《大诰·扬州鱼课第五十》中，因扬州所欠鱼课，由郭桓暗通扬州府知府战慎，在向富户追赃以后，又到河泊所官原籍追赃，以致一赃两追，当事人不免加罪重处，所牵连之人也难逃处罚。这样的追赃方式，官吏当然难逃惩处，而富户“奸顽”也牵连其中。官吏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以追赃多作为政绩，必然是竭泽而渔，只要有钱就逼迫他们出资，于是便出现“中人之家以上，大抵皆破产”的情况。
郭桓案的追赃打击面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查越多。《大诰·刑余攒典盗粮第六十九》中讲到，龙江卫仓官攒人等，暗通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已经被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在仓，但又偷出官筹，盗支仓粮，这属于再犯，当然不能够免死。在《大诰续编·钞库作弊第三十二》中，查出宝钞提举司官吏冯良、孙安等20名，暗通户部官栗恕、郭桓，户科给事中屈伸等，并钞匠580名，隐匿宝钞1437540锭，并将之与商税钞折抵，虚出实收，内外人等均分。这个数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亿7千万元人民币，受牵连者上千人。朱元璋感叹道：“呜呼!当计此之谋，为利所迷，白将以为终身不犯，岂知不终年而遭刑。”他警告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人不要自作聪明，要知道法网难逃。
P14-15
朱元璋由贫贱而任人欺凌到至尊而君临天下，为臣民所敬仰，世人所传颂，而且自视甚高。身为皇帝，不但发布大量公文，批阅大量文件，书写大量信札，而且办理大量案件。本书由浅入深地解析朱元璋裁断的案件，进行适当的评价，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人之“四端”。将之还原为活生生的人。
一一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商传
朱元璋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一身兼有圣贤、豪杰、盗贼之性。作为皇帝，他开规模、立圭臬，所制定的各项制度，不仅为其子孙所遵循，也为清王朝所沿袭。朱元璋不但勒定了《大明律》。还亲自裁决案件，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在讲述案情的同时，解析御批的内涵及用意，感悟其独特传奇的一生。
一一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毛佩琦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分析各种不同政体的法律时，认为在民主政治下，法律追求的是平等；在贵族政治下，法律关注的是政体原则；在君主政体下，法律要适应专制的原则。所谓专制政体的特质：“一个广大的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这些所要送达的地区的遥远距离；必须使遥远的总督或官吏有所恐惧，以防止他们的怠忽；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不断地变更。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6页)专制君主拥有专制权力，本来就事情繁多，再加上偶然事件的出现，也就决定了皇帝执法必然具有明显的特征。
有明一代共计16位皇帝(也有人认为是17位)，按照明代开创、守成、祸乱、中兴、衰敝五个分期，这16帝或17帝分属于各个时期。开创期(1368—1424)，历洪武、建文、永乐3帝，共计56年。守成期(1425—1505)，历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6帝7年号，共计80年。祸乱期(1506—1566)，历正德、嘉靖2帝，共计61年。中兴期(1567一1586)，历隆庆、万历2帝的万历前14年，共计20年。衰敝期(1587—1644)，历万历十五年(1587)以后、泰昌、天启、崇祯4帝，共计57年，如果按照17帝的说法，弘光帝应该纳入，则延续到1645年。不同时期的皇帝在执法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有相同之处，毕竟有常经《大明律》在；相同时期的皇帝在执法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因为君主的谕旨也是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将各个皇帝司法的事例及案件汇集起来，逐个进行解析，不但可以管窥历史的原貌，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还可以总结利弊得失，从中寻找有益的启示；更可以运用通俗的语言去解析复杂的案例，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普及。
执法是复杂的问题，除了受到当时政治的制约之外，还受人的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更有法律规范与实际应用方面的困境。政治制约，在明代历史环境中，君主专制是必须关注的问题。司法涉及司法者与被法律制裁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因个性、感知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这种不同的心理作用到司法过程中去，就会造成不同的行为差异。司法者考虑的是如何将罪犯绳之以法，被法律制裁者则考虑如何逃脱法律的制裁，必然导致法律规范与实际应用方面发生各种各样的变数。因此，研究执法必须从多方面进行权衡，分析影响司法的诸种因素，既要了解司法者的行为动机、原因、方式、结果以及社会影响，从实际运作中发现司法的规律、特点，又要注意被法律制裁者的行为动机、原因及试图逃避制裁的手段、方式，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落实到司法效果的分析上。基于此，在2010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文史版)》的制片人及编导找笔者策划节目的时候，笔者提出了《明代皇帝执法》《清代皇帝执法》《明代官员执法》《清代官员执法》《明清老百姓眼里的法》五个系列的讲座，得到他们的首肯之后，便开始写作。
由于种种原因，这套系列讲座没有被录制，却开始了《明清妙判》《明清奇案》的录制，至今已经播出200多集次。自2014年底，制片人及编导与笔者商议后续的系列，开始录制《明清御批案》，2015年7月已开始陆续播出。此后要录制《明清刑事档案》系列，也就使此前筹划的系列中断了。在策划节目的时候，笔者就开始写样稿，不知不觉，仅朱元璋就写了近30集，完全可以独立成书了。
201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郑玥来到我家组稿，谈及此书的出版问题，她表示非常有兴趣。原稿曾经以较大的篇幅讲朱元璋如何立法，学术意义较强，且有些已经以论文方式发表，所以忍痛割爱，又经过重新组合，最终提交稿件。编辑室的各位老师认真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终于可以使本书与读者见面了。
以讲故事的形式，用真实案例来谈朱元璋执法，通过司法过程来分析朱元璋个人，再从具体实施来谈司法的特点，原本就是一个探索，其效果如何，能否以通俗的形式将朱元璋的执法过程讲述出来，理解其执法所蕴含的精神，达到雅俗共赏，是一个未知数。既然是探索，总会有思虑所不及之处，关注尚不能到之处，更有分析可能片面之处，还请广大读者及方家不吝赐教。
柏 桦
2015年7月于南开大学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万方，君临天下，慨彼前元纪纲沦替，彝遵倾颓，斟酌损益，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始著《大明令》以教之于先，续定《大明律》以齐之于后，制《大诰》三编以告谕臣民，复编礼仪定式等书，以颁示天下，即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意也，当时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贵贱各有等差，无敢僭越，真可以远追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之所能及矣。（明·马文升：《马端肃奏议》卷10《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
这是明人颂扬朱元璋在法律方面的建树，认为其所立法超过汉唐宋。的确，朱元璋的立法气势也是前无古人的，声称：“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明太祖实录》卷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条）在“祖制”不能够擅自更改的情况下，凡是子孙改者则废弃不置，官员改者则夷其九族，所以经过他勒定的《大明律》终明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体延续，成为实施500多年不变的根本大法。
实际上在明代法规体系中，律并非是孤立的法规。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明代法律实施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洪武、永乐两朝的以榜文为主，律为辅；二是仁、宣、英、景四朝的律为主，现任皇帝所定例为辅；三是宪宗（弘治）以后的例辅律而行。《明史·刑法志》认为：“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无穷矣”。在整体承认明代法律优长的情况下，也揭示其存在许多弊端。
明代在“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情况下，法律出现多种形式，确实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的特点。不但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而且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既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明代的法规体现在惩治经济、行政、军事等方面犯罪，以及诉讼制度方面，较之前代更为发达和完善，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还出现许多新的罪名，诸如“奸党”罪、“奸细”罪等，在逐步形成和实行律例合编的情况下，使律典能够长期稳定，在律为大纲的前提下，以例及其他法规进行补充，使法规更能够发挥其治国实践的效用。正由于如此，明代的法规形式和内容大多为清代所沿袭，并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和司法权的情况下，君主的所作所为不但影响到法律的制定，同时也左右着法律的实施。在君主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情况下，君主可以不通过主管司法的部门，使用非司法机关的人员进行审讯。这些由君主直接委派的人员，只对君主负责，而不接受司法机关的管理，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还有皇帝亲自决断案件，体现出“人治”的特点，容易出现有法不依、以言代法的局面，甚至全然不顾法律，不但使法律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加大了司法的任意性。君主凭着自己的爱憎任意加刑施恩，是赏、是罚、是奖、是惩，本无定则，更不顾及法律的规定，本身的作为就存在矛盾，更不能期望能有什么稳定的法律。因此，在谈到古代的法制时，离不开君主，有明一代16帝，或者17帝，全面审视他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通过他们审断的案件，既可以了解他们对明代法律制度方面的建树，又可以看出他们所采取“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行的法制方略，在评价他们功过是非的时候，既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贡献，也应指出他们的失误和过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正确的分析方法，才能对明代法制及君主们的功过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说起“楔子”的效用，就不得不提到山西应县木塔，该塔是中国现今绝无仅有的最高、最古老的重楼式纯木结构塔。据说在当时建成之后发生倾斜，有化身为鲁班的木匠，就是用楔子将之扶正，以致迄今已历九百四十余年，仍然屹立在应县城内西北，为中外游客向往的名胜古迹。本书的功效虽然不能够与此“楔子”相比，但还历史以正，则是本人的愿望。这正是：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
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
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崔灏<黄鹤楼》)
古人已经无法向我们解释和辩论，也无法斥责我们的无知和偏见，但古人毕竟给我们留下了遗产。对这些遗产，我们不应该嫌弃它陈旧而加以抛弃，因为当你抛弃之后，就会发现你将一无所有。历史是过去的存在，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心情去看待历史，也犹如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一样。因此，我们只能怀着谦卑和敬畏的心情去理解历史，探寻历史的轨迹，了解历史的真正内涵。历史与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区别，在人类的发展长河中，古人和现代人一样，都曾经有过伟大的使命感和崇高的道德感，也有过敏锐的洞察力和闪光的智慧。如果我们今天指斥历史，非但不能理解历史，不久就会发现现代的世界也会不理解我们，我们仍将一无所有。
柏桦著的《柏桦讲朱元璋御案》以讲故事的形式，用真实案例来谈朱元璋执法，通过司法过程来分析朱元璋个人，再从具体实施来谈司法的特点。本书语言生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并配以手绘插图，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感悟朱元璋独特传奇的一生。
朱元璋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一身兼有圣贤、豪杰、盗贼之性。作为皇帝，他开规模、立圭臬，所制定的各项制度，不仅为其子孙所遵循，也为清王朝所沿袭。柏桦著的《柏桦讲朱元璋御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地解析朱元璋亲自裁断的案件，在讲述案情的同时，解析御批的内涵及用意，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人之“四端”，将之还原为活生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