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出身的盐商
桐达李家是一个盐商的家庭，创建这个名号的是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
根据李叔同早年在天津考县学时的一份考卷，李叔同祖父名李锐，叔祖父李锟，李锐一门单传至李世珍。
李世珍字筱楼，一般称为李筱楼。以往的说法是，李世珍生于1813年，卒于1884年；但前些年发现的1865年李世珍会试朱卷，其履历表上则填写为“道光辛巳年六月初五日吉时生”，也就是生于1821年。尽管这份履历表是李世珍生平最可靠的资料，但1813年的说法应该也是有依据的。弘一大师1932年手书的《佛说阿弥陀经》是大师生平最重要的墨宝，总共分十六天写成，题记中即有“岁次壬申六月，先进士公百二十龄诞辰”的说法，与1813年之说是相吻合的。关于李世珍的其他资料，也都支持1813年之说。因此，李世珍履历表所填的1821年，或许另有缘由。
李家寄籍天津之后，祖上最早从事什么营生难以知晓，虽然有串街卖布的说法，但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到李世珍这一代，这个家族的命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关键的人物则是进士出身的盐商李世珍。
中国的商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划分中，商人居于最末。在法律和社会上，商人遭到明显的歧视，历代关于贬斥商人、抑制商贾的律令不绝于史，从日常起居规范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在原则上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就等于剥夺了商人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在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提供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的正当途径，解草衣而升卿相的机会只属于乱世中的草莽英豪。社会上对商人的评价也很低，逐什一之利通常是被人看不起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指此而言，在中国商人向来不曾有过好形象，无商不奸的说法正印证了普通百姓对于商业活动所保持的态度。清朝雍正皇帝的上谕说：
故农为天下之本务，工商皆其末也。
但是，商人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财富与金钱。金钱的力量有时是大于一切的。虽然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却可以凭借金钱买官入仕，得以跻身缙绅之列。商人最大的资本是财富，财富能够换来的东西很多，从好名声到官衔顶戴，街头苟利之徒成为官场客，老百姓自然要另眼相看。这样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在经商致富的大家族里，家族后一代甚至后几代的成员摆脱了土中刨食的艰难，就有条件专心读书，走科举之途，最终博得功名，光宗耀祖，商人家庭也就因此攀附上了特权阶层。科举考试名义上是公平的，但要一个人长期潜心读书以博得功名，家族的经济基础实则是重要的条件，寒门弟子在科举之路上往往要艰难得多，成功的机会也要小得多。
无论李世珍的先人从事什么行当，显然还不足以为他提供一个显赫的身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科举之路必然成为李世珍的选择。在旧时代，对于平民子弟来说，要想出人头地，最便捷的道路就是跃过龙门。千百万读书人战战兢兢、寒窗苦读，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黄粱美梦成真，李世珍的目标当然也不例外。
天津是从军事驻防地开始起步的，一直到清朝初年，事实上还是缺乏书卷传统的地区。宋元以来，中国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江南士人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文化成就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与文风颇盛的江南相比，天津的功名数量在一段时间里十分有限。整个明代，天津只有10名进士。但到清朝乾隆时期，天津科举功名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乾隆一朝，天津有30人获得进士功名。此后在整个19世纪，天津获得进士、举人功名的数量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津邑城内外，诗书几于比户，号文薮，科第不绝”。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更是天津科举的鼎盛时期。“天津科第好文风，二百年来运大通”，有清一代，天津县进士共有123名，科举功名的繁盛不仅在直隶(今天的河北省)首屈一指，在整个北方也是独一无二。天津之所以成为晚近以来北方新兴的文教之区，有各种因素的作用，但与举业的发达也不无关系。
科举风气的兴起，带动了一批一批当地士子投身其中。然而，这条路又谈何容易。李世珍的科举之路几乎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据说李世珍早年教过家馆，也就是私塾，一般说来，到家塾私学当教师，是屡试不中的读书人最常见的出路。可以推测，李世珍很早就开始在科举路上艰难奋斗，而且一开始并没有太见成效，一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乡试，李世珍才得中举人——这一年，他已经是32岁的人了。
30多岁中举当然不罕见，难得的是李世珍竞有毅力又熬过了21年。同治四年(1865)，文曲星高照，李世珍终于中了进士，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般而言，过去的士子从束发读书，到八股文章可以完篇，有资格走进考场，大约是十年时间，所谓十年寒窗是也。如果一切顺利，30余岁可以博得进士功名。不过，在科举时代，50多岁的年龄中进士也不鲜见，只是对于李世珍来说，功名来得已经太迟了。以这样的年龄在官场上与那些新晋少年拼杀，他已经不可能有优势。
即便李世珍老骥伏枥，但只要看一看自己高中进士的年代，也应该有所醒悟。就在不到一年前的1864年的7月，曾国藩手创的湘军刚刚攻下了南京，绵延十数年的战争结束了，清朝前所未有的一次危机被化解了，解除了心腹之患的王朝里，多了一批以军功获得地位的汉族官员和将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一批中兴名臣成为王朝新政治势力的代表，与这些人比起来，李世珍们的前途显然要暗淡多了。也仅仅是在五年以前，来自海上的两个强敌英国和法国从大沽一路打到了北京，锦绣堂皇的一座圆明园化为灰烬，飘扬在北京上空的各国国旗，使皇城的空气里掺杂进了外人陌生的气息，令人恍然之中总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在这次战争中，天津也一度被英法联军占领，成为当地社会一段难忘的记忆。在这种氛围中，李世珍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仕途会是什么样的终局。P13-15
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林语堂
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
——朱光潜
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
——丰子恺
天津海河东路与滨海路交口处，坐落着一处“田”字形格局的青灰色院落，在周边建筑色彩的衬托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味，这里就是李叔同——弘一大师家族的故居。
故居所在的位置，临近海河的起点，也是天津城市的起点。南运河和北运河在这里交汇成海河，故被称为三岔河口。至晚从元代开始，这里就成为漕运和海运在北方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万商辐辏的繁盛之区。与历史上的三岔河口相比较，今天的三河交汇之处向北略有推移。
李叔同家族的故居，位于这一段海河的东岸。往北的河面上，距离最近的是用大小石狮装饰的狮子林桥，再远一点是彩虹式的金刚桥，还可以看到跨河而立的摩天轮——天津之眼——已被看作当代天津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往南则是金汤桥。对岸则是天津著名的古文化街旅游区。
不过，在一百多年前的1880年代初，这里的面貌有很大不同。从李家大院的后门出来，海河岸边向北不远处，是望海楼天主堂，这座哥特式建筑是天主教在当地建立的第一处教堂，但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被焚毁，直到1897年才得以重建。当然，今天所能看到的已经是义和团运动后再次重建的结果。东北方向，视野里可见高达五层的镇海楼，这座形如宝塔的建筑，由李鸿章修建，用作军事嘹望之用。镇海楼下面，是顺治年间始建的大悲禅院，当地最大的佛教寺院，后来还设有一处弘一法师纪念堂。在海河的河面上，狮子林桥还不存在，金刚桥、金汤桥所在的位置，都是用木船连缀而成的浮桥，前面的一处叫窑洼浮桥，后面的一处因为位于天津城的东门外，被称为东浮桥，这两处浮桥和天津城北门外的钞关浮桥及多处渡口，是联结天津城内外的重要通道。在海河两岸，除了来往的各色车马人群，时而也可见从河中汲水的挑水工。河面上大小不等的商船中，也有穿梭其间的渔船和小火轮船，码头上正在卸载的货物堆积如山。海河的对岸，可以看到始建于元代的天妃宫，也就是天后宫，和建于明朝洪武年问的玉皇阁，以及两处庙宇上空缭绕不断的袅袅青烟，前者护佑着海上航行的安全，后者则是当地最大的一座道观。在天后宫两侧排开的，是繁盛的宫南大街和官北大街——今天的古文化街，沸腾的市声可能会传到海河的这一边。不远处，连接天津城区和紫竹林租界的马路正在修建，还可以看到高耸的城墙、城门和角楼，以及城中心的鼓楼。
回到李叔同故居。
根据李家后人回忆，李家的住宅早先是河东地藏庵前的一处三合院，有北、东、西房各三间，北房后面有一个只有三间灰土房的小后院，李叔同就出生在这个院落。李世珍60多岁后——一种说法是在1883年，在距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粮店后街购买了一所大宅院，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李叔同故居的前身。当年的粮店后街紧邻海河，是一条与河岸并行的南北向街道，今天已不复存在。
当年李家的宅院呈正方形，西到东、北到南各有十间房的长度，分成四个院，院内除了家人的居所之外，还有柜房、客厅、门房、中书房、客房、下房等等。重建的故居，再现了当年这所宅院的格局。
故居的大门上高挂着“进士第”的匾额，这是大院主人李世珍身份的标识。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是同治四年即1865年进士，“进士第”三个字是当年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手书。在李世珍生前，作为在天津社会颇有影响的领袖式人物，他与这位晚清重臣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拾阶而上，走进朱红色的大门，是故居的前院。左侧的一处院内，坐东朝西的五间房，是李家的桐达钱庄。所谓桐者，荣也，达者，通也，李家“桐达”字号当由此而来。在19世纪的天津，李家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桐达钱庄是当年天津颇有名气的一家钱庄，经营颇为成功，在上海等地还开设了分号，有自己的商业网络，也为其他天津盐商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李叔同的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桐达李家”。此外，在天津繁华的宫北大街，据说李家也开有一处名为“桐兴茂”的钱铺。
坐西朝东的五间房，是李家的会客之所，李世珍将其命名为“存朴堂”。当年的“存朴堂”匾额，是李世珍亲笔书写，金底蓝字，高悬于客厅的正中。今天的“存朴堂”三个字，则是天津书法大家王学仲的手笔。这存朴堂广为人知，以至于当时的李家在天津被称为“存朴堂李筱楼家”——李世珍字筱楼，以字行世。在存朴堂外抱柱上，刻着清人刘文定的诗句——刘文定即江苏武进人刘纶，乾隆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以生活清简、处世端谨而著称，去世后谥号文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下联是“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莫求人”。多年以后，弘一大师回忆幼年在家中受教的情形时，还提到过这副联句。
这个院落的三间北房，则是李家的佛堂。
在前院的右侧，还有三间坐东朝西的中书房，这是李世珍的书房，也是李叔同与其仲兄李文熙曾经读书的地方。
这座宅院“田”字形格局的中间，是一处周围插有竹篱形成的小花园，八角门上挂着一块黄底绿字的长方形小匾，名日“意园”。当年的“意园”二字为李世珍亲笔，并写有建园年月和缘起。“意园”的前面，是由竹竿插成的菱形篱笆，园内种植了葡萄、藤萝和牵牛花等，布置有修竹盆景。
“意园”的对面，是一处高台阶的洋书房，书房里有中式木床和书橱，窗为两层玻璃门一层纱门，格局讲究，据说是李叔同191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建起来的。书房内放置一架钢琴，是奥地利驻津领事送给李文熙的。义和团运动后，天津增设了奥国租界，李家这所宅院正位于奥国租界范围内。李家后人称，李叔同曾经在洋书房内挂过他的两幅油画作品，一幅是女子的头像，一幅是一个游泳的裸女。现在，这里挂的则是一幅名为《静物》的画，据说是李叔同1911年在这间书房中完成的作品。
“意园”与后院之间，有一道游廊相通。当年后院有金鱼缸、荷花缸、山石盆景、石榴树等，可见宅院主人的生活趣味。李家成员分别居住在后院不同的院落，按照李家人的回忆，早年后院还设有宗祠。
到了现代，这里已经被辟为一处闹中取静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门前大石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几个大字。纪念馆内李家故居大门前，新建了一处雅致的园林，设有一处纪念亭，亭内是高2．7米的弘一法师紫铜塑像。塑像身后的汉白玉影壁上，刻有弘一大师为其父亲诞辰120周年书写的《佛说阿弥陀佛经》——这是弘一大师一生最重要的书法作品。
李叔同——弘一大师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都不是在天津度过，但海河岸边的这所故居，是李叔同人生最初的起点。他在天津诞生和成长，将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影像永远留在了这处宅院，在这里，他还建立了自己俗世界的家庭，他的后人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换句话说，这里是李叔同——弘一大师的根脉所在，它寄托了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人生情感，也是他的家族命运的历史见证。
在近代天津，李叔同的家族——桐达李家属于名门望族之列。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是进士出身，居官吏部主事，一生秉持儒家的生活伦理，以理学修身养性；与此同时，他也投身盐业和银钱业的经营活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金钱的支持下，李世珍还在当地举办了广为人知的慈善事业，并因此赢得了社会名望，被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在那个时代，李世珍属于天津社会的领袖式人物。
李世珍的晚年，是桐达李家最兴盛的时代。不过，他去世二十多年后，在清末多事之秋，李家失去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在社会变动的巨流中逐渐趋于式微。虽然桐达李家的招牌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但最终仍不免零落。在某种意义上，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这个家族的声誉随之渐渐逝去。
李世珍只是一位地方性名人，他的影响力局限在19世纪的天津。让桐达李家的故事走出天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受到关注的，则是由于李叔同。如果没有李叔同，李家的故事可能不会再被讲述，像同时代其他诸多家族一样，永远被历史尘封。李叔同——弘一大师的出现，不仅为家族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桐达李家的名号得到了无限的延续。
李叔同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从少年到青年，他从一位家境优越、爱好广泛的天津世家子弟，成长为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海上文人；之后又留学东瀛，投身西洋音乐、美术、话剧，成为西洋艺术引入中国的前驱；及至中年，他又变而为庄重肃穆、洗尽铅华、桃李天下的学校教师；出家之后，再变为戒律精严、造诣高深、备受敬仰的一代佛学宗师。文人、艺术家、高僧，李叔同身份与角色的多重变换，使他成为广受关注的近代文化人物之一。
有关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介绍和研究，目前已经十分丰富。本书从家族的角度观照李叔同的人生，一方面是希望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有关李叔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多元的角度来认识李叔同。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使一个家族的历史走向往往与社会变迁呈现出一致性，社会影响着家族的命运，而家族的兴衰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本书的立意是从李叔同家族的命运来观照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同时也从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来观照李叔同家族的历史。虽然李叔同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但桐达李家的几代人同样牵涉在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桐达李家，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多，大多是李家后人的记载或回忆，与事实或不免有出入，作者的取合也未必完全合理，敬请读者注意。
在近代天津，李叔同的家族――桐达李家属于名门望族之列。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既是在籍士绅，又是盐商。李叔同的出现，为家族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桐达李家的名声得到了无限的延续。田涛著的《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以家族为背景，不仅能带给读者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帮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李叔同。在近现代文化史上，李叔同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在个人事业正处于成熟阶段的人生中年，他却选择遁入空门，以一代高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独特的人生道路，自然有他家族的影响，也与时代背景休戚相关，本书就时代与家族对他的影响进行了重新的认知。
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一位重兴四分律宗的佛学大家。
是哪个节点，让他从自度度人变为普度众生？
是怎样的生活让他有“悲欣交集”的精神特质？
田涛著的《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是从家族角度探讨李叔同一生的著作。
将人生轨迹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文章厚重、耐读。
从绚烂至极到返璞归真，桐达李家自此消失，但弘一法师精神永存。
